开元时期的姚崇灭蝗，是唐代最卓有成效的一次灭蝗运动，但它却反映了唐代大多数人是灭蝗的反对派，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当时人对蝗灾、蝗虫的普遍性看法，而姚崇之见反成个例。
开元初，山东地区蝗灾来势汹汹，蝗虫“飞则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树叶，连根并尽”。[194]“蝗”字从“皇”，蝗虫在古人眼中无疑是害虫之王，唐人对蝗虫深存敬畏之心。《酉阳杂俎》载：“荆州有帛师号法通，言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乃忉利天。梵天来者，西域验其字，作本天坛法禳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晓。或言鱼子变，近之矣。旧言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侵渔百姓则虫食谷。虫身黑头赤，武吏也；头黑身赤，儒吏也。”[195]沙知据此认为：禳送蝗虫乃西域习俗，与佛教有关。[196]敦煌文书P.4640《归义军衙府布纸破历》亦记录：“（庚申年六月）二日，壤（通禳）送蝗虫钱财粗纸一帖。”说明禳送蝗虫习俗在佛教盛行的唐代流行很广。
唐代百姓畏蝗如神，遇蝗灾“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后来不得已才遵从朝廷诏令灭蝗。由于蝗虫数量巨大，“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一些大臣反调重弹，连对政事仅“唯诺而已”的黄门监卢怀慎，也提出：“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197]由于阻议颇多，玄宗也一度对灭蝗心存怀疑：“蝗，天灾也。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198]姚崇力排众议，并以自身官爵担保，灭蝗运动才得以顺利进行。但在轰轰烈烈开展灭蝗行动的过程中，谏议大夫韩思复仍重弹以德灭蝗的旧调，认为：蝗虫“恐非人力所能翦灭……望陛下悔过责躬，发使宣慰，损不急之务，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诚实，以答休咎。前后驱蝗使等，伏望总停”。[199]
这场灭蝗证明了以姚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思想认识的进步，也充分说明了当时唐人多持有人力难以战胜蝗灾，而只能靠修德禳灾的思想。名士张鷟也反对姚崇灭蝗，认为精诚所至可以灭蝗，“天若偶然，则如勿生；天若为厉，埋之兹甚。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而欲逞杀以消祸！此宰相姚元崇失变理之道矣”。[200]直到贞元时期，白居易“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竞天灾”[201]的诗句仍然流露出这种心理。时隔姚崇灭蝗几十年，忧心百姓疾苦的白居易仍拘泥于以德政灭蝗，而不认同捕蝗之举。遭遇蝗灾，唐人多选择“祷祈”、[202]“遍祈百神”，[203]即便柳宗元也曾多次因旱“差官分赴灵迹”精诚祈祷。[204]可见，多数唐人并未从心底完全认可姚崇灭蝗。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不能苛求。陈寅恪曾指出：“白乐天对于蝗虫之识解，同于卢怀慎、倪若水，此则时代囿人，贤者不免，亦未足深责也。”[205]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姚崇开展灭蝗，更显其大无畏精神的难能可贵。只是它并未被大多数人认可，因此，修德政以弭灾在唐代非常普遍。它包括皇帝责躬大赦、避正殿、申理冤狱、节用减膳、停罢不急之务、缓征赋税、遣使开仓赈恤、赈贷种粮、埋瘗死者等。“流蝗能弭”[206]被列为地方官员的政绩之一，应该就是采取了多种措施减轻或消除了蝗灾的影响。由于迷信蝗灾是天灾，蝗虫是神虫，韩思复、卢怀慎、倪若水、唐文宗等才会恐惧害怕，修德悔过，以求消灾。虽然其中表现出的畏惧之心可促进人类修政改过，但至多是一种间接作用并且会导致焚香祈祷、跪拜祭蝗这类对灭蝗本身于事无补的虔诚举动。尽管时代环境如此，靠人力灭蝗之举在唐代仍时有发生。唐人对灭蝗并无明确、清醒的认识，但他们的某些不自觉的做法还是具有合理成分的。在与蝗灾斗争的实践中，一部分人逐渐体会和认识到：坐等老天消灾，自己的生活只会更加失去希望，因此他们积极尝试多种方法进行灭蝗。
史载，唐德宗兴元、贞元之际，关中蝗旱大饥，饥民蒸蝗虫，去除足翅而食。食蝗充饥的事实说明，蝗虫的地位从天神下降至百姓腹中之物。当然，文献记载中唐人最早食蝗者当为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春夏，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数枚，咒而吞之，据说当年蝗虫没有形成灾患。[207]唐太宗此举虽开食蝗之先河，但似乎仅为其个人行为，而且有作秀的嫌疑，以表明其灭蝗决心的可能性更大。此举应当促进了当时的驱蝗，所以当年蝗虫并未成灾。但灾民大规模破除迷信、敢食蝗虫，勇为天下先的举动，是出现在德宗时，这恐怕与此阶段战祸不断，旱蝗相仍，国用窘迫，朝廷无力救济饥民有很大关系，是灾民无奈下的一种大胆尝试。即便如此，这仍是灭蝗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饥民在现实环境的压力下，终于转变思想、抛掉顾忌，开始食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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