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颇族文物综述

关于民族文物，宋兆麟先生在《民族文物通论》里指出：民族文物是文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民族文物是自民族产生以来，各民族所创造的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信息又有一定历史阶段、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遗物。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态形象，看得见，摸得着，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遗留下来的文物也具有多民族的内涵，这正是中国文物的重要特色。具体来说，民族文物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是指自古而今的民族文物，是从民族产生至今各族所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包括考古发掘品、传世文物和近现代民族文物。后者指清代或近代以来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4]。

景颇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目前现存的景颇族各级各类文物都是在生产生活中遗留下来的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是景颇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景颇族文物工作的开展起步较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1950—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民族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慰问，了解民族地区情况，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在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及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之后，收集了一些材料，但以往调查面有限，侧重点不同，可利用的资料也有限。党和政府急需较为详细的民族调查资料，以进一步研究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问题，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于是，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为一项极为重大的任务与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按计划，在1956年起的七年内，有计划地派遣调查组，完成全国所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调查；1958年完成各少数民族概况的编写；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的民族志，到1962年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全部工作。云南调查组分为6个调查分组：西双版纳傣族组、德宏傣族组、耿马傣族组、景颇族组（附阿昌族）、佤族组（附德昂族、布朗族）、傈僳族组，同时派出7个小组赴各地收集资料^[5]。

在中央访问团访问期间，在进行民族识别及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过程中，来自全国的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工作者在景颇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同时也对景颇族文物进行了初次调查并做了部分的征集工作，征集的文物部分带回北京存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部分转交云南省博物馆作为馆藏，此部分文物在1955年云南省博物馆举办的《云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中作为展品展出。1955年4月30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东南亚国家归来，在云南省博物馆观看“云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时指出：“要深入民族地区做调查征集工作，要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要反映少数民族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下取得的成就，还要通过文物工作研究云南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与东南亚邻国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6]在周总理指示的基础上，云南省博物馆正式成立了民族文物工作组，在人力财力上有了开展正常工作的保障，景颇族文物的调查、征集、保存工作得以缓慢开展，但进入“文革”时期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景颇族文物急剧消失，在征集工作带有抢救性质的情况下，国家文物局多次下拨针对民族文物的抢救征集专款使景颇族的文物工作得到一定发展。另，经过1956年、1981—1985年、2007—2011年的三次文物普查对景颇族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摸底；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将对全国范围内的景颇族可移动文物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本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有利于准确掌握和科学评价景颇族文物资源情况和价值，建立文物登录备案机制，健全文物保护体系，加大保护力度，扩大保护范围，保障文物安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景颇族文物资源整合利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景颇族文物约有近3000套件，不可移动文物均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可移动文物分别收藏于云南民族博物馆约300余套件、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的景颇族博物馆约200套余件、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近200套件、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市文管所约200余套件、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近200套件、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50余套件，另有近1000套件景颇族民族文物在民间收藏家手中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