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在戈鲲化编著的《人寿堂诗钞》、《人寿集》中，有众多与之唱和者的诗作。按理来说，关于戈氏其人，似乎应在那些人的诗文集中或多或少留下一些踪迹。然而，如周振鹤先生所说，这些和诗者有诗文集传世的只是少数。周氏查了其中的十几种，发现只有一种提到戈鲲化，那就是王咏霓的《函雅堂集》，在诗集卷五中有《题戈研畇诗集》一首。此诗亦见戈著《人寿堂诗钞》。除此之外，尚未见其余友人的诗文集中提及戈氏。[82]
不过，据笔者搜检所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诗文集提到戈鲲化。如《人寿堂诗钞》卷首题辞中有孙德祖的二首诗作，原诗无题，在孙德祖《寄龛诗质》卷七中即存有该诗，题作《赠歙县戈砚畇鲲化》，系于乙亥即光绪元年（1875）。按孙德祖（1840—1908），字彦清、岘卿，号寄庵、宛委山民，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六赴会试皆不第。光绪六年，授长兴教谕。二十七年，升山西右玉知县，不赴。改淳安教谕。卒于家。工诗文，又以词名，风格清健。著有《寄龛文存》、《寄龛诗质》、《寄龛词问》、《寄龛词》、《寄龛甲乙丙丁志》等。
据孙集，光绪元年孙德祖到宁波，此诗前有《四月上旬偕子缜泛舟甬江，十三日就郭晚香同年传璞夜集金峨山馆，分得树字》，可知此诗作于这一年四月之后。两者诗句基本相同，仅末句“可有南金买白诗”，孙集“南金”作“黄金”。但孙集此句下有一小注：“砚畇方参英吉利领事官幕。”[83]为《人寿堂诗钞》所无。这是中文文献中唯一明确说到戈氏在宁波英国领事馆任职的记载，因此值得重视。而此诗题《赠歙县戈砚畇鲲化》，也为证其籍贯是安徽歙县的重要佐证。
再如，董宗诚《董实庵汇集》存有关戈鲲化的诗作三首，其中二首见于《人寿堂诗钞》、《人寿集》，另一首则为前所未见。如《人寿堂诗钞》戊寅即光绪四年（1878）有《题董君实庵小像（宗诚）》二首，查《董实庵汇集》卷首《兰言汇集》亦存此诗，题“新安彦员戈鲲化”，仅有个别文字不同。如“好识当前董遇容”句，《汇集》作“好识当时董遇容”。[84]另，董集下卷《申浦鸿泥》中，又有《乙亥年和戈研畇四十岁元韵》四首，此诗也见戈编《人寿集》，前三首文字相同，第四首末句：“团扇家家都画遍，将无明月是前身。”董集中作“此日德成名已立，君身明月是前身”。[85]此外，在之前的丁卯即同治六年（1867），则有诗作《赠戈研畇琴条七律二首》，录之如下：
一缄特地索诗来，笔底残花久不开。
蠖屈半生非素志，鹏飞直上仰英才。
萍踪欲践春风约，茅屋欣逢旧雨培。
持赠未能工媚语，顺流去想逆流回。
同是他乡暂寄客，交情淡泊耐清贫。
金分管鲍差多与，胶比雷陈拟不伦。
海外闻名皆俊士，天涯知己即芳邻。
人生万事皆虚幻，俯仰无愧见性真。[86]
此诗仅见董集。诗题中所谓“琴条”，指狭长形的书画条幅。董宗诚，字实庵，江苏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太平天囯运动时避居上海，后即在沪地任事，周旋于洋场西人之间。著有《董实庵汇集》。如黄文涛在序中所说：董氏美髭髯，宏器宇，言论超逸，“落落有出尘之概，令人一见心折”，“不特精于中学，且精西学。盖君初业儒，继以发乱，避地来沪，遂以儒学参习西学，力抉其奥。故西士之延之者日众，西弟子之从而学者亦日繁。”[87]董集中有《甲子夏日赠西商美哲信和行》、《别西士林乐知今为中西书院掌教》、《丁卯送英商海生回国》等诗，便可见其与西人关系之一斑。黄序还讲到，董氏在子弟教育上也是“中西并进”，其子筠孙肄业上海的广方言馆，“熟谙翻译，遂为海关赫税务司聘请襄办关系”，为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所器重。[88]黄诗注中还说：“董甫明经而筠孙颖思，均能绩学，斐然成章，并以余力肄泰西语言文字，大有可造。”[89]在《人寿集》中，也存有其子董绍文（筠孙）的和诗，诗称：“快读先生自寿诗”，“当年同客沪江滨”。[90]可见父子两人与戈鲲化均相熟悉。
董宗诚在诗中称，他与戈鲲化虽然“同是他乡暂寄客”，却是情同管鲍、谊似雷陈的异姓兄弟，是天涯比邻的“知己”。董氏比戈氏大八岁，从上述几首和诗的写作年代来说，他与戈鲲化已有十多年的交情。同时，他与董芝眉也有很好的关系，董集《申浦鸿泥》中，有诗作《题董芝眉光头把卷独立图》，而戈氏也有《题董君芝眉独立小影》，并称：“晚岁余三友，披图证夙缘。”[91]说明三人在沪时关系甚笃。在上引董氏诗中，他称戈鲲化“一缄特地索诗来”，又云：“蠖屈半生非素志，鹏飞直上仰英才。”对其屈身不遇，未能施展平生抱负深表同情，又期待能有朝一日如大鹏展翅，实现其宏图大愿。亦反映出当时他与戈鲲化人生困顿，处于边缘尴尬的生存状态。
不过，在阅读清人诗文集时，笔者也遇到了一个颇为蹊跷而令人费解的问题。在《人寿堂诗钞》中，戈鲲化于光绪五年（1879）撰有几组《甬上竹枝词》等诗作，每组十二首，描写了当时宁波的风土人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陈劢的诗文集《运甓斋诗稿》卷八，也有《甬上新竹枝词》六首：
琛赆招来海国商，甬江北岸屋相望。
分明一幅西洋画，楼阁参差映夕阳。
在城女罕识蚕桑，家境萧条苦备尝。
谷雨早过梅雨至，相逢都说拣茶忙。
自海国通商，贸茶者众，贫家妇女多以拣茶资生计。
千里邮程达上洋，轮船一夜快非常。
不须艳说滕王阁，风送才人过马当。
印板分明尺素裁，新闻市价一齐开。
沿门遍递争先睹，《申报》今朝又早来。
粤寇猖狂踞郡城，祖鞭先著仗书生。
贼闻破胆仓皇走，落地梅花炮一声。
壬戌四月，郡人陈鱼门太守政钥督率义勇，与官军协剿，西洋诸商寓郡者以轮船助战，遂复郡城。落地梅花，西洋大炮名也。
东津桥接甬江东，北过新桥江北通。
两岸桃花春水涨，不愁渡口满江风。
郡东门外，旧有桃花渡，近造新江桥。事详新修《鄞县志》。[92]
对照戈著《人寿堂诗钞》，其中“珠赆招来”、“千里邮程”、“印板分明”三首，均见于集中《三续甬上竹枝词》，文字完全相同。[93]“在城女罕”一首，见于《再续甬上竹枝词》之六，诗句全同，仅末句诗中小注略有差异。戈氏《诗钞》作：“自海国通商，贸茶者众，妇女每以拣茶资生计。”[94]陈氏小注末句，仅“妇女”前多了“贫家”两字，“每以”作“多以”。“粤寇猖狂”、“东津桥接”两首，则分别见于《久寓甬上，见闻所及，有足喜者，各纪以诗，得绝句八首》、《客问甬上风俗之异，因赋四诗答之》。前一首前三句诗相同。末句作“落地开花炮一声”，小注作：“同治壬戌，郡人陈太守政钥督义勇协官军剿贼，适英国亦以轮船助战，郡城遂复。”[95]陈氏《诗稿》末句作“落地梅花炮一声”，小注则见上引，多了关于“落地梅花，西洋大炮名也”的解释。最后一首文字略有出入，前两句作：“老江桥接甬江东，新桥江过江北通。”后两句诗作相同，末句后小注谓：“东门外有桃花渡，新桥江未建时，以渡船达江北岸。”[96]陈氏《诗稿》小注则作：“郡东门外，旧有桃花渡，近造新江桥。事详新修《鄞县志》。”注文有较多改易。然就总体而言，陈劢的《甬上新竹枝词》六首，可以说与戈鲲化之作基本相同。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著作权归属的问题。如近年出版的丘良任、潘超等编的《中华竹枝词全编》“浙江卷”中，便收录了陈劢所作的《甬上新竹枝词》，注出《运甓斋诗稿》卷八。在作者简介中说：“陈劢，字子相，浙江鄞县人，著有《运甓斋诗稿》。”[97]将其归之于陈劢。那么，究竟谁是《甬上竹枝词》的真正作者呢？两者孰先孰后，到底是谁抄谁呢？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陈劢（1805—1892），字子相，号咏桥，别号甬上闲叟、鄞西老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廷试第二，授广西知县。未及一年，以母老乞归。同治元年（1862），以孝廉方正被征，授江苏知县，未就。工诗词书法，尤擅小学。著有《运甓斋文稿》、《文稿续编》、《运甓斋诗稿》、《诗稿续编》等。
就两书出版时间而言，戈鲲化《人寿堂诗钞》刊刻于光绪四年（1878），扉页署“光绪四年戊寅春王正月开雕”，但集中已收有“己卯”即光绪五年的诗作，故实际刊印已在光绪五年。陈劢的《运甓斋诗稿》，录古今体诗四百多首，有光绪十年（1884）自刻本，上引《甬上新竹枝词》六首即在此集中。故从时间上说，无疑是戈氏《诗钞》在先而陈氏《诗稿》出版在后。在《人寿堂诗钞》刊印后不久，戈鲲化即于当年五六月赴美任教。而当陈劢于光绪十年刊刻出版其《诗稿》的时候，戈氏已于二年前在美国逝世。若从出版时间及之后的情况来说，戈鲲化自无抄袭陈劢《运甓斋诗稿》的可能。而且，就他人评论来说，在《人寿堂诗钞》中，同时宁波的郭传璞便评论戈鲲化的《甬上竹枝词》、《三续甬上竹枝词》说：“《竹枝》诸作，可与李杲堂、万季野两先生抗行。”[98]认为戈氏的这些诗作可以与李杲堂、万斯同的作品相媲美，说明时人也是肯定这些诗作是戈鲲化的作品。
就两人关系考察，陈劢曾为戈氏作《人寿堂诗钞序》，序中说：“砚畇游幕江浙间，以能诗名。同治乙丑岁，始来吾郡。鱼门太守每为余言：‘砚畇才而性尤喜诗。’余心识之。后数月，砚畇持太守手书过我，并出示所作。余读之，喜其辞句清新，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者也。十余年来，交游日广，更唱迭和，篇什遂多。同人屡劝付梓，砚畇因删其什之五六，别缮清本，属余题其简首。”末署“光绪三年丁丑九月望后陈劢书于四余读书室”。[99]戈鲲化自己在《人寿堂诗钞序》中也说：“岁乙丑，移砚甬上，偶晤陈鱼门太守，亦过蒙奖借，且许为介绍，得游子相陈先生之门，始觉向之所作，皆率而操觚，漫无纪律，由是益肄力于诗。”[100]据此可知，戈、陈两人相识，首先是通过陈鱼门太守的介绍。几个月后，戈鲲化主动上门，并出示其诗作，由此相交而得游陈劢门下，并得到陈的指点。
陈氏比他大三十岁。对于戈氏来说，他是把陈劢当作师长、前辈来看待的，如《人寿集》叶金缄和诗小注所说：“君恒以诗文就正陈咏桥先生。”[101]方浱和诗小注说：“君为陈咏桥大令所赏识。”[102]在某种程度上，戈氏与陈可说是弟子关系。在戈著《人寿堂诗钞》中，并有多处陈劢的评语，对戈氏诗作多所称道。[103]另，两人间亦有诗词唱和，如戈编《人寿集》题词中，首篇便是陈劢《研畇仁弟仲夏过访，出示四十自述诗四章，时方为其四十初度。余未有和作，闲中走笔，聊助清兴》，诗中称戈“赢得诗名满浙东”。[104]在《人寿堂诗钞》丁丑即光绪三年中，也有戈作《子相先生得曾孙作汤饼会即席赋贺》。[105]由此而言，两人的关系非常熟悉，陈劢并评点过《人寿堂诗钞》。且他既为诗集作序，在《诗钞》刻成以后，戈鲲化理应也会送他一部。因此，陈劢看过戈氏的《甬上竹枝词》、《续》、《再续》、《三续甬上竹枝词》等诗作，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令人奇怪的是，在陈劢《运甓斋文稿》、《文稿续编》、《运甓斋诗稿》、《诗稿续编》中，并没有片言只语提到戈鲲化其人，包括他为戈氏所作的《人寿堂诗钞序》，及其为《人寿集》题写的诗作，也都没有收入其诗文集中。由此来看，他并没有把这些与戈鲲化的应酬之作看得很重。然而，上述戈鲲化集中的六首诗作，却又偏偏出现在其《运甓斋诗稿》中，岂不令人疑窦丛生？
据陈劢刊刻《诗稿》卷首的跋语说：“闲居无事，取诗稿删之，存十之四五。鄙陋之辞，无当大雅，不求人序，亦不复自序，即以近作述怀四律题诸简首，知我者幸谅其耄及焉。光绪十年孟陬月漫翁陈劢。”其《述怀》诗也称：“剩稿频删墨未消，几回检点旧诗瓢。”[106]并说自己已是八十岁的耄耋老人。可知陈劢是在他晚岁衰老之际，检点收拾自己以往的诗稿旧作，删订编成《运甓斋诗稿》。如果考虑到当时陈劢已年迈体衰，或年久失忆，自不能排除有将戈鲲化之诗误收入自己诗集的可能性。其中文字有所改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戈著《人寿堂诗钞》己卯即光绪五年有《重修江北岸守张太傅庙告成敬赋（有序）》，诗云：
祚延天水难存赵，露祝甘为蹈海身。
故垒烟销昌国县，瓣香祀奉庆民元。
巾子山头磔降将，卞彪故宋臣，降元。浩然正气奋如雷。
至今江北新遗庙，仿佛忠魂天上来。[107]
陈氏《运甓斋诗稿》卷八中也有《重修江北岸守张太傅庙告成敬赋太傅名世杰，事详〈宋史〉。原庙在巾子山，全谢山太史有记》，诗题相同，其内容也基本相同。如第一首前二句全同，第四句“祀奉”作“犹奉”，仅第三句稍异，作“废垒难寻昌国地”。第二首一二三句基本全同，只是第一句原小注“卞彪故宋臣，降元”，陈集作“卞彪”，第二句“正气”改作“义气”，第三句前四字不同，作“甬江此日新遗庙”。[108]另，戈诗前面有近二百字的一段小序，序云：“甬江之北有庙，祀宋太傅张公（讳世杰）。按公自临安抗议，背城一战不得，遂以所部东渡。……光绪四年，余偕同志集资重修，里人问公遗事，谨述大意，并系以诗（别庙在巾子山，鄞人全谢山太史有记）。”[109]而陈集无此小序，仅诗题后如上略记“太傅名世杰，事详《宋史》”云云。从此诗来看，也是戈诗的改头换面之作。两者如此相似，很明显，显然存在着上述同样的问题。
由上而言，陈劢上述《甬上新竹枝词》六首，与戈氏之作基本相同，看来并非偶然。如果说，是陈劢在老年编辑自己诗稿时，将戈鲲化之诗误收入自己的诗集中，那么，还算是事出有因。但认真说起来，此事恐也不能排除涉及剽窃的嫌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陈劢将戈氏部分诗作稍作改动，据为己有，乃至有意在其诗文集中，只字不提戈鲲化之名，以掩其迹，那么，戈鲲化作为当时一位已被边缘化的文人，在其赴美客死他乡之后，其作品竟遭剽窃，至今想来，也就不禁令人感喟不已，悲叹这样一位小人物的蹇运遭际了。
附记：文章写成后，在《申报》上又发现戈鲲化以“击壤轩主人”名义撰写的一则短文，录之如下：
谨 对
贵馆第二百二十九号申报《辨对对》有“又加妆点不成文”一语，反用其意，殊觉破陈出新，神龙活现，点睛欲飞。惜“不成”二字与上联重叠。忆戊辰年予友不惹庵主人以“因火成烟，若不撇开终是苦”属对，时座间有晓邨居士，且值戒烟之际，乃应声曰：“自心是息，入能回首便成人。”而予窃谓“回首”字未经人道，故录而寄之。 击壤轩主人稿
此文载《申报》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1873年2月24日）。起因是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1873年1月7日），《申报》上刊载了联语“因火成烟，若不撇开终是苦”，警世子所对为“虚戈为戏，又加妆点便成文”。十二月二十四日（1873年1月22日），《申报》刊登了吟影山樵的《辨对对》，其中指出：警世子所对“虚戈为戏，又加妆点便成文”，美则美矣，然而按许氏《说文》，又像右手之形，加点不成文字，而且戏乃戏之俗字。因此辨正易为“虚戈非戏，又加妆点不成文”。戈鲲化因此写了此则文字，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按“击壤轩”为戈鲲化轩名。如戈氏《人寿堂诗钞》壬申年（1872）所作《移居用吴竹心韵》，诗云“轩砌尽容闲击壤”，自注说：“击壤轩额为柳泉中翰书。”[110]其他如戈氏所编《人寿集》，曹士虎、陈达焕、邵人熙、卢葆宸等人和唱诗及注中也说到：“君题轩额曰砚畇击壤轩”，“击壤轩额为徐舍人柳泉先生题”，“承招课文郎击壤轩中”，“先生有击壤轩”等。[111]故此处“击壤轩主人”即戈鲲化之化名无疑。由此可知，戈鲲化在《申报》创办后的次年年初，即向《申报》投稿，其与《申报》的联系比文中所说还要早得多。
【注释】
[1]邬国义，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6。
[3]张宏生编，《戈鲲化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0。
[4]吴宓最早在其1919年11月4日《日记》中，提到戈鲲化应聘赴美之事。其中说：“哈佛大学，当光绪初年，1880—1882年曾设汉文一科，聘宁波戈鲲化先生，为正教员。阅三年，戈逝世，其汉文一科遂又废之。始末具见当时校中之文牍及《月报》等。当时波城某报‘Boston Daily Advertiser’亦载有戈先生论述中国诗。今校中图书馆藏有戈先生捐赠其所著诗集，颜曰《人寿堂诗钞》，并他人和作。共二冊，木雕板印”云云，并称“此亦留美学界之掌故，因记之如右”。见《吴宓日记》（2），北京三联书店，1998：89。
[5]分别见王振忠，“戈鲲化的梅花笺”，《读书》2005年第4期；顾钧，“绛帐遥相设——卫三畏与戈鲲化的交往”，《中华读书报》2009年9月30日。
[6]张宏生编，《戈鲲化集》：72。
[7]同上书：253。
[8]王振忠，《戈鲲化的梅花笺》，《读书》2005年第4期。
[9]顾文彬《序》，赵开泰辑，《增补牛痘三要》，同治九年（1970）刊本，卷首第一页。
[10]张宏生编，《戈鲲化集》：90。
[11]《申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75年1月2日）。
[12]张宏生编，《戈鲲化集》：3、4。
[13]同上书：62。
[14]同上书：125。
[15]同上书：171、184、239、248。
[16]同上书：102。
[17]同上书：114。
[18]潘恂如，《传道教友黄吉甫逝世传》，《中国教会新报》1873年第251期。
[19]《中国教会新报》1872年第182期。
[20]《申报》光绪三年二月初七（1877年3月21日）。
[21]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111。
[22]《王韬日记》在咸丰八年起，便有不少与他两兄弟交往的记录。如咸丰八年十月十六日（1858年11月21日）：“晨，同春甫入城，听慕君（慕维廉）说法。”咸丰九年正月四日（1859年2 月6日）：“午后，同徐安甫、黄吉甫、春甫啜茗。”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1862年5月18日）：“抵沪，得见慕君维廉，即住黄春甫（）家暂住。”等。分别见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39、76、195。在《张文虎日记》中，也多次记载他到仁济医馆拜访黄春甫之事。如同治八年五月十一日（1869年6月20日）：午后，“至仁济医馆拜黄吉甫、黄春甫，徐仲虎先至”。次日：“晴。黄春甫来答拜。”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81。
[23]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二日（1859年2月24日），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80。
[24]王韬，《题黄春甫主政垂钓图》，《蘅华馆诗录》卷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96。
[25]《申报》光绪二年闰五月十九日（1876年7月10日）。
[26]《申报》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一日（1876年7月12日）。
[27]报道说：“法租界会审委员陶大令前奉道宪撤委，后曾另委张君志均暂行代理。乃日昨审期，阿翻译知张君未到，故亦停讯。并闻领事官以陶大令会审已久，事事易于商办，拟请道宪仍旧札委云。”《申报》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三日（1876年7月14日）。
[28]韩愈，《送孟东野序》，《韩愈全集》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9。
[29]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49、251。
[30]如第三首“海疆控扼仗雄关”句，《人寿堂诗钞》下有小注说：“公统辖宁绍台三郡，兼督海关。”第四首“说项难忘爱士心”句，下有小注云：“癸酉抱病数月，蒙惠百金，以助医药。甲戌，又承汲引于欢伯太守。”同上书：60。
[31]王颂蔚，《浙江宁绍台道顾公墓志铭》，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十七，1923：19。
[32]张宏生编，《戈鲲化集》：57。
[33]同上书：5。
[34]张宏生编，《戈鲲化集》：63。
[35]佛礼赐（R.J.Forrest），一译富礼赐，英国外交官。1861年来华，任英驻沪领事馆翻译、署理副领事，调任驻宁波代理领事，曾于1861—1862年随何伯、巴夏礼等走访过天京、苏州等地，与洪仁玕、李秀成有过较多接触，写有《天京游记》。后历任英国驻宁波领事、署琼州领事、厦门领事等职。
[36]鼐德致查尔斯·W·埃利奥特，1879年5月4日，发自上海。信中说：“他是一位作家，曾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翻译生多年。”杜维德1879年7月28日信中说：戈氏自己介绍说，“随后移居宁波，并在那里生活了15年，其间一直在领事馆任职。”分别见张宏生编，《戈鲲化集》：278、288。
[37]如《人寿堂诗钞》丁丑（光绪三年，1877）即有《呈浙江提督黄芍岩军门，十二叠韵》、《谢黄芍岩军门惠笔墨衣被》，以及黄少春（芍岩）的和作。张宏生编，《戈鲲化集》：81—84。
[38]《申报》光绪二年五月初九日（1876年5月31日）。此内自讼斋主人未详何人。光绪三年八月初一日（1877年9月7日），《申报》上载有《读治经阁丛书约钞题赠饭颗山樵即请指政》、《请月泉吟社漱玉词等稿》，末署“内自讼斋主人初稿”。据此，他与饭颗山樵即杜晋卿等应相识。
[39]《申报》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一日（1877年4月4日）。
[40]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18。又一处说：“当时和作六百余首，另编《人寿集》刊行。”见《戈鲲化集》：61。
[41]如小注作：“道光间，富阳周芸皋编修有《内自讼斋集》刊行于世。”同上书：68。
[42]同上书：77。
[43]张宏生编，《戈鲲化集》：233、234。
[44]《申报》光绪三年二月初八、十日（1877年3月22、24日）。
[45]张宏生编，《戈鲲化集》：242。
[46]《波士顿周日广告报》（Boston Daily Advertiser）1882年2月17日。同上书：337。
[47]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14。
[48]《申报》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七日（1872年9月9日）。之前《申报》于四月二十一日（5 月9日）即刊出“启者：本馆欲请华人在于各阜设立代售《申报》，现镇江、宁波、苏州、杭州均已延定前去”云云。
[49]张宏生编，《戈鲲化集》：89。
[50]同上书：5。
[51]《申报》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1877年3月29日）。
[52]《申报》光绪三年二月十八日（1877年4月1日）。
[53]《申报》光绪三年二月十九日（1877年4月2日）。
[54]《申报》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77年4月7日）。
[55]《申报》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1877年4月11、12日），三月初四、初八、十二日（4月17、21、25日），四月初四、二十六日、二十八日（5月16日，6月7日、9日）。
[56]《申报》光绪三年四月二十八日（1877年6月9日）。
[57]张传保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丑编，《全县桥梁表》记载说：新江桥“清同治元年建。西人台佛孙管理之”。《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鄞县通志》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395。
[58]《申报》光绪三年五月初八日（1877年6月18日）。
[59]《申报》光绪三年六月初四日（1877年7月14日）。
[60]《申报》光绪三年六月二十四日（1877年8月3日）。
[61]（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丑编，《全县桥梁表》引光绪六年（1880）四月立石的《新江桥永禁碑》中说：“窃查同治二年，英商在江北桃花渡建浮桥，来往行人各须出钱四文，殊多阻碍。至光绪三年，各行号栈铺集资向英商价买，作为义桥，行人称便。曾将英商卖契呈请宪辕钤盖关防，发给桥董收藏，并照会各国领事在案。”张传保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鄞县通志》第1册：395。
[62]《申报》光绪五年七月六日（1879年8月23日）。
[63]《固威林致鼐德》，1879年11月21日，发自宁波。张宏生编，《戈鲲化集》：309。
[64]张宏生编，《戈鲲化集》：96。
[65]沈津，《书丛老蠹鱼》，中华书局，2011：150。
[66]张宏生编，《戈鲲化集》：88。
[67]杨逸，《海上墨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1。
[68]《纫斋画剩》卷首，署“光绪二年丙子七月甬上陈允升自题于陈氏得古观室”。
[69]《纫斋画剩》卷末，翁在璆跋，署“光绪二年丙子浴佛前一日”。
[70]《申报》光绪四年五月十八日（1878年6月18日）。
[71]张宏生编，《戈鲲化集》：43。
[72]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35、136。
[73]同上书：80。
[74]张庚，《国朝画征续录》卷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067册：153。
[75]（日）铃木敬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第3册：258。
[76]华喦，《离垢集》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八辑，第29册：414。
[77]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7。
[78]也有学者谈到：可惜的是，华嵒此图精巧的布局，“由于同治五年收藏者戈鲲化的题跋位置不当，而大受影响”。见张金鉴，《闽台历代国画鉴赏》，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52。又见张氏著《中国画的题画艺术》（增补本），福建美术出版社，2000。
[79]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7、18。
[80]同上书：175、176。
[81]同上书：224。
[82]周振鹤，《戈鲲化的生年月日及其他》，《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21日。后又收入周氏著《知者不言》，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6。
[83]孙德祖，《寄龛诗质》卷七.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2。
[84]张宏生编，《戈鲲化集》：95；董宗诚，《董实庵汇集》，清光绪十五年（1889）刊本：2。
[85]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51、152；董宗诚，《董实庵汇集》，下卷《申浦鸿泥》：2。
[86]董宗诚，《董实庵汇集》：3。
[87]同上书，上卷《烽烟余烬》：1。
[88]同上书。
[89]同上书，卷首《兰言汇集》：6。
[90]张宏生编，《戈鲲化集》：235。
[91]同上书：17。
[92]陈劢，《运甓斋诗稿》，卷八，光绪十年（1884）刊本：9。
[93]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14。
[94]同上书：112。
[95]同上书：101、102。
[96]同上书：102。
[97]丘良任、潘超、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四），北京古籍出版社，2007：467。
[98]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17。
[99]同上书：3。
[100]同上书：4。
[101]张宏生编，《戈鲲化集》：224。
[102]同上书：182。
[103]如甲子即同治三年（1864）《夏至日写怀》，下有“子相先生评：语有风骨”。丙寅即同治五年《自嘲》诗，“子相先生评：激昂慷慨，几欲击碎唾壶”。丁卯即同治六年《王珩伯少亡，作绝句三十首哀之》；“子相先生评：一生一死，乃见交情。卅诗八百余言，缠绵悱恻，知作者深于情矣”。《秋夜载酒游甬江作》，“子相先生评：摹写夜景，工细绝伦”。等等。分见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1、12、13、14、15、16、33。
[104]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19。
[105]同上书：91。
[106]陈劢，《运甓斋诗稿》卷首：1。
[107]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00。
[108]陈劢，《运甓斋诗稿》卷八：7。
[109]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00。
[110]张宏生编，《戈鲲化集》：54。
[111]张宏生编，《戈鲲化集》：124、184、185、20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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