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移民四川

湖广填四川

湖南作为南方中部大省，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河湖密布，灌溉便利，素称“鱼米之乡”，又盛产木材、桐油、茶叶以及锑、铅、锌等矿物，传统经济条件优越。据2000年统计，仅占全国总面积2.22%的湖南生活着全国5.09%的人口，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但这些人口是新中国建立后快速增长的。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漫长时期，湖南人口数量的增长却经历了三起三落，在东汉、唐、南宋形成了三个高峰，在隋末唐初、唐末和明末清初为三个低谷。从公元2年至1685年的1683年间，湖南人口从50万增至121万，年增殖率仅0.52‰。新中国建立前的300年间，湖南人口增长亦相对缓慢。从1776年至1953年的170年间，年增殖率为4.5‰；在1840年至1949年的109年间，年增殖率仅3.74‰，^[1]具有明显的“高出生，高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特点，并未如马尔萨斯之言，成几何级数上升。其实湖南盛产稻米，有“湖南熟，天下足”之美誉，在明末清初又推广了玉米、甘薯等美洲作物，由此可见，湖南人口增长缓慢主要不是吃饭问题造成的，而是别有原因。

第一，天灾人祸。明清交替之际，战争频仍，湖南各州县迭遭蹂躏。慈利县境“百里无人烟”。沅江县“户口十损七八”。武冈州至清顺治十年“郡人十不存一”。历史学家林增平先生认为：“明清两朝‘鼎革’，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2]据方志载，自1691年至1910年间，湖南发生水旱兵灾63次，每次灾祸人皆死亡很多。如1746年湘乡、临武大水，“居民溺毙者无算”。1806年龙阳大水，“溺死居民甚重”。1827年长沙大水，全城为水冲刷，一诗人谓：“到晚一城都成空，水合大江流向东。直至六月犹奇臭，郡城无人饮其中。”1832年，长沙“是岁饥，大疫，死者无算”，《悯疫吟》写道：“市城死人乱如麻，十室九空鬼大哗。”1844年，“全省大疫，至明年乃止，死者无算”。“夜行不以烛者，多触横街死人，以致倾跌。盖其时饥者元气已尽，又加以疫，人人自分必死，尝见扶杖提筐趑趄于道，忽焉掷筐倒地而死者；有方解裈遗矢蹲而死者；有叩门呼乞，倏焉无声而死者。人命如此，天惨地愁矣。”^[3]水旱兵灾又造成饥馑和疫疠，人口肯定减少。

第二，溺婴。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五男二女”为理想的家庭结构。因此女婴一出生即将其溺毙的陋习流行。《岳阳风土记》载：“生子计产授口，有余，溺之。”《长沙县志》载：“此邦风俗，向有溺女陋习，至今相沿，牢不可破，溺死如草菅，全不顾恤。”《衡州府志》载：“溺女之惨，昔有严禁，今衡俗犹然未改也。”《湖南通志》载：“邵阳之俗，民贫弃子。”《蓝山县志》载：“俗贵男而贱女，贫家尤患此，甫生而多溺，伤人道甚矣。”《城步县志》载：“城步有溺女者，其意最惨。”此类记载，举不胜举。何以溺婴？一因贫穷无力抚养，一因富家不愿女儿长大负担其嫁奁。《衡阳育婴堂记》载：“贫民生女，力不能举者弃之。”《郴州志》载：“贫家育女，多从溺没。”《邵阳育婴堂记》载：“门外有亭，置榻，生女不能育者，夜置榻上。”这都是因家贫而溺女弃婴。新化人邓瑶记载：“顾虑女儿长成，嫁奁不丰，则女不见重于夫家，或至郁郁以死，不若即死于堕地之初。”^[4]可见，富家也有溺女现象。为此，地方士绅与政府创办了育婴堂。城步王知县还捐资刊印《溺女歌》：“虎狼性至恶，犹知有父子。人为万物灵，奈何不如彼！生男与生女，怀抱一而已。我闻杀女时，其苦状难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语。咿嘤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残忍一至此。我因劝吾民，毋为杀其女。”^[5]

由于溺婴流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影响了人口增殖率，造成男多于女。大量女婴被溺，人口不能快速增长，同时也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衡阳县志》载：“县民男多于女，率十之二。”民国时期全省男女比约为124：100，有些地方更为突出。如1868年城步男女比为177：100，1907年邵阳县男女比为154.8：100，1929年长沙市男女比为153.5：100。^[6]男多女少，许多育龄男子不能娶妻生子。二是男多女少也引发不少婚姻纠纷。《痛余杂录》载：“辰溪生女多溺死，故女最贵。再婚者亦需三十余金。前夫久而复讼，谓之求敷，讼牒中十有六七。有男子仅三四十而女人已六十者。其老死不娶，又比比也。”^[7]长沙知府赵宁撰《请禁溺女详》：“婚姻讦告者，指不胜屈，非曰强掳奸占，即曰一女两茶，甚至名姓不一，辗转迁移，莫可究诘。访之邻郡，均有同情。庸因女少男多，丝萝难觅，遂至鼠雀之衅，无了无休。”^[8]

第三，对外移民。湖南在吸收外来移民的同时，也向邻省四川、贵州大量移民。明季张献忠之乱，大量屠杀四川人，以致“鸡犬不留”。1671年，四川、两湖总督联奏，凡移民四川者，免赋役五年，政府供给农具种子。有官吏能发动移民三百人者，立即升一级，候补官吏立即得缺。两湖之人自此大举移居四川。1753年，四川人口136万，1812年增至210万，1887年增至731万。他们大都来自湘、鄂、赣三省。谚云：“湖广填四川”，即指此次移民。中国人自古安土重迁，轻易不肯外迁。官府则以绳缚移民手于竹杠，如同非洲黑奴贩往美洲，数十人串联而行，以免逃逸。途中难免有人要遗矢尿，他便会大叫“长官，我要解手”。今湘、黔、渝、川等地方言有“解手”一词表示要大小便，即由此而来。湖南入川的移民多宝庆、长沙、岳州三府之贫户，入川后大多定居犍为、安县及沿江一带。流向贵州的湖南移民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道光年间在贵州定居的湘鄂移民有7万余户，贵州松桃厅“城市乡场，蜀、楚、江西商民居多”；镇远府施秉县的商贩，“湖南客半之”；黔西南兴义等府苗疆亦多有湖广流民。流民“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9]乾隆之前，汉水上游秦岭南麓人口稀少，有湖南人移民此地种植玉米。1877年，陕西干旱，死亡甚众，土地荒废，又有湖南人前往垦殖。这都是经济因素的移民。

咸同太平军兴，湖南人与之对抗，湘军转战四方，东至苏皖，南至闽浙，西至黔蜀，北至关陇。民国初年，陕甘地区的湖南人、平津人、本地人各居1/3。这是政治因素的移民。

【注释】

[1]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湖南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11－12.

[2]彭先国.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1：8.

[3]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长沙：岳麓书社，2002：16－17.

[4]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四.武进盛氏思补楼刊：44－45.

[5]盛镒源.同治城步县志卷四.永德堂刊：49.

[6]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长沙：岳麓书社，2002：19－20.

[7]卞宝第，李瀚章.光绪湖南通志卷末：1－2.

[8]赵文在等.嘉庆长沙县志卷一七.1810年刻本：82.

[9]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