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的演变趋向

中国传统社区形态的改变，始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危旧房改造项目而推进的大规模内城更新。这些危旧房改造项目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Wang，2003），然而与此同时，传统街坊社区的形态也逐渐消失。尤其是在1993年之后随着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危旧房改造项目的潜在利益，并且利用它作为带动经济的“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Logan and Molotch，1987）。通过各种形式的内城更新项目，地块的容积率显著提高，这就提供了土地收益的机会。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类似于美国战后“推土车（bull-dozer）”式的改造方式在中国大城市的内城区展开。这种快速的内城改造，不仅使传统街坊社区的物质空间形态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也破坏了这些传统社区中的邻里网络和文化资本（Rohe，2009），由此，政府“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初衷被逐渐忽略了。

与此同时，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国外研究一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大院已经解体，这与国内学者的观点相似（柴彦威，张纯，陈零级，2008）。这可能与随着住房改革的深入，不断自由而活跃的迁居行为有关。李思名在北京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住房市场发育较成熟的地方，大量居民从单位住房迁到商品房，这使传统上基于生产关系纽带的单位社区产生了住户构成上的变化（Li and Siu，2001）。但也有学者注意到，单位对转型期城市持续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限于居民迁居，而且引发了城市和社区的空间演化（Huang，2005）。居民居住的选择在住房改革后仍有深远的影响。随着公房向私人账户沉淀的新的社会经济分异，原先的单位居民可以向更好的住房“滤上（better off）”，而在城市空间上导致了单位社区的“残留（residualized）”——虽然大多数单位大院实体上仍然存在，但在住户结构（tenant profiles）变化的同时，单位社区的建成空间也开始演化。

传统街坊社区逐渐消失，单位社区逐渐解体，那么中国城市中的社区形态将在转型期中如何转变？又会形成何种新的社区形态？一些海外学者研究提出了种种可能的走向。例如黄幼琴认为，随着住房私有化和商品房开发，住房选择的多样化引起了“门禁社区”和“衰败社区”的出现（Huang，2005），这些带有居住空间分异标识的新现象将打破均质居住空间局面。另外，Bray认为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在城市快速开发过程中，“小区”将成为取代传统街坊社区和单位社区，城市空间管理、提供社区服务体系的新单元（Bray，2005）。但最近的研究认为“小区”的社区形态，尽管也有相似的围墙和门禁，在单纯居住功能与多功能混合、社区中心和邻里交往基础等方面，和传统街坊社区与单位社区的差异都很大；而且小区是一次性开发建成的，而传统街坊社区与单位社区可以随着城市环境的变化逐渐发育演化（Lu，2005）。

另外一些华裔学者提出了对这种汇聚理论（convergence thesis）的批判，认为不应将西方城市中的“门禁社区”、“衰败社区”、购物中心、新城等概念在转型后的中国城市中套用，应该考虑到那些中国城市的特质（Zhou and Noen，2001）。因此，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可能是多元趋势的（Ma and Wu，2005），难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概括。

无论在转型期中中国城市的社区形态如何变化，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会对21世纪的中国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关系到未来上亿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从社区形态的视角来解构城市空间的变化，将对未来中国社区规划提供启示和借鉴意义。

如上所述，在透视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的演变时，社区既汇总了城市居民的个体行为，又在对城市整体的发展趋势进行响应。中国城市社区在转型期的演变，既体现计划经济时期传统力量的延续，又体现了转型期中在全球化、现代化趋势影响下新的市场化力量的渗透。此外，作为城市形态在社区尺度的空间载体，社区形态可以将物质环境形态、社会环境形态以及居民行为和感知等一系列地理学和城市规划领域相关的话题串联起来。

自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以来，伴随着前苏联解体，中东欧国家转型期中城市空间发生的戏剧性变化（Hirt and Stanilov，2007），这些变化也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共同关注。由此，产生了大量对于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城市的转型进行研究的文献。这些文献涉及“中东欧早期社会主义（pre-socialism）”时期的城市空间特征、转型理论，以及转型期空间重构。这些研究普遍强调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Elster et al，1998；Sztompka，2006），认为中东欧国家转型中普遍出现的现象是随着中央集权到地方自治所带来的空间碎裂化，以及政府权力削弱所导致的规划中空。在这些研究中，通常关注的话题包括住房市场的变化、传统工人阶级社区的衰退以及转型中发生的社会空间分异。

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基于中东欧国家大城市的个案分析，而忽视了对亚欧大陆另外一端——中国等远东地区成员的关注。同时，这些研究多采取城市尺度的个案分析，缺乏比较的视角以及转型微观机制的解释。不难想象，由于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这些基于中东欧国家经验而总结出的“汇聚理论（converge theory）”可能并不能解释中国城市社区的演变。

针对这种个案分析普适性和微观解释机制的局限，本书在这些转型期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转变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强调关注城市形态本身——它为定量测度城市空间提供了极佳的视角。城市形态的定量研究掀起了北美城市规划领域第二次革命的浪潮（Williams and Burton，2000），它在采取空间计量的方式对城市空间进行刻画、解释和预测的基础上，其本质是强调居民生活的品质（Bookout，1992a，1992b；Song and knap，2004）。从多维度、多尺度的视角来看，城市形态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景观生态形态、土地利用形态、城市交通形态、城市社区形态以及城市设计形态等五个维度（Clifton，Knaap and Song，2008）。在本书的研究中，聚焦于社区演变因而重点关注后面两个维度，即对城市社区形态进行定量分析。值得关注的是，借鉴西方城市形态来对社区演变进行分析，其目的不仅在于对城市社区形态进行定量的刻画，而是通过对社区形态演变的描绘捕捉社区变化的趋势，并且当这些社区出现不良城市形态端倪时（例如，建筑的衰退、失业上升和社会隔离），采取相应的规划工具来做出响应。目前，在北美盛行的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念尚未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因而本书不仅要检测这些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普遍认为的良好城市和社区形态——高密度而混合的土地利用，高度通达的交通网络，多样化的交通方式选择，便利而多样的服务设施——对于转型期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来说，是否依然被城市居民所接受。

小结来看，社区变迁的视角，将为丰富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转型以及中国城市社区演变提供重要的理论框架。从全球视角的城市社区形态以及演变趋势来看，社区形态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制度变迁和社会阶层转变的状况：中东欧国家的社区，普遍出现了明显而尖锐的衰败、住房滤下以及贫民窟化的过程——在传统的旧工人阶级社区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在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城市以及西方欧美城市，同样出现了带有居住隔离指向的“门禁社区”——虽然产生的背景和服务的目的不同，却有着相似的空间特性。而后，全球社区变迁的另外一个视角，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美新城市主义社区的兴起，这种社区强调良好的物质环境形态与良好的社会形态，提倡高效而混合的土地利用、多样而便利的服务设施、多种交通方式选择、社会阶层充分混合以及紧密的邻里交往（Miles and Song，2010）。

在回顾了以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城市的演变和西方城市社区演变的趋势之后，当笔者把焦点重新放回到中国城市社区的变化时，应放到中国转型期特定背景下来进行理解和分析。无论是中东欧国家城市的传统工业社区的衰退，还是北美新城市主义社区的兴起，这些都说明虽然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但人们对更好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相通的。要追求良好的生活品质，就需对现有的社区形态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这样才能为中国背景下的社区规划提供研究的基础。

有很多西方学者将中东欧国家城市在转型期中的衰落，归咎于制度本身，因此在90年代初的很多研究中，他们大多是戴着敌意的有色眼镜来理解和认识中国城市发生的转变，并预测同样的衰败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然而，中国在改革后的转型之路，有着极为特殊的特征——既没有经历制度的崩溃和休克，也没有经历全盘西化的过程——体现了软着陆的渐进式改革特征。

随着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城市土地和住房市场的相继建立，社区的物质环境形态、社会环境形态、居民的活动和感知等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使得社区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两类社区——传统街坊社区以及单位社区而展开的。有学者认为，随着城市中心地区区位优势的逐渐显现，传统街坊社区面临着在“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激励机制下，被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联盟而再开发的挑战（Logan and Molotch，1987）。关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社区的走向，在中国国内的研究中也是众说纷纭的，传统上存在着相互争论的两派观点——消失论（彭穗宁，1997；陈志成，2001）与残留论（范炜，2002）。然而，这些关注社区演变的研究仍然缺乏对将社区作为空间实体的关注，也较少关注社区中人们的生活品质（柴彦威，张纯，2009）。这样导致的现象是，虽然中国城市社区的演变是以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社区以及再早些的传统街坊社区为原型的，然而中国规划者在帮助政府和开发商在进行各种雄心壮志的城市边缘开发和城市内部大规模更新时，却极度忽视这两类社区对中国城市空间产生的深远影响（Fung，1981；Kwok，1981）。

【注释】

[1]单一家庭住宅（Single Family House）：指美国一个家庭拥有独立土地的房屋，该房屋具有独立的车库、前后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