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周期与甘肃经济增长研究

人口红利周期与甘肃经济增长研究_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成果汇编

本文首先基于对人口红利期衡量标准的认识，以甘肃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甘肃省人口红利周期做出判定；其次，从劳动力、居民储蓄、居民消费的角度，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人口红利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建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模型，测算了人口红利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立足于甘肃省人口红利周期的现状，提出了目前甘肃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甘肃省　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抚养比　人口年龄结构

自1798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发表著作《人口原理》以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人口经济学争论的热点。梅多斯、保罗·埃利奇、朱利安·西蒙等经济学家先后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口爆炸》、《人口增长经济学》等著作，对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单从人口总量或是人口增长（增量）的角度来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相对过去集中于人口增长或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这一关键的变量往往被忽略掉了。基于这一视角，学界开始探究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不同经济行为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近些年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通过社会生产、储蓄、消费和劳动力等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就是经济学家称之为的“人口红利”。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一直保持着年均GDP9%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奇迹的铸就源于多种因素，而“人口红利”是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不同区域之间，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差性，其人口转型是不同步的，因此，人口红利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着差异，而且这种结构性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由人口因素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正逐渐下降甚至消失。

一、人口红利理论

（一）人口红利与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形成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多、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从而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及消费增长等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积极效应的人口因素。

人口红利期即人口红利周期，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所带来的一段对经济发展有利的时期。在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中，人口增长首先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转变，形成人口红利期前的“人口负债”，整个人口结构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少儿人口迅速增长，而老年人口则增长缓慢，总抚养比迅速上升（主要是少儿抚养比）。然后，人口增长再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转变，形成人口红利期后的“人口负债”，整个人口结构呈现出老年人口过多的人口老龄化倾向，少儿抚养比降低的速度大大低于老年抚养比上升的速度，总抚养比上升较快。在人口转变的这两段“人口负债”之间，会形成一个总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力供给充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时期，这段时期就被称之为人口红利期。

（二）人口红利期的衡量标准

研究一国或是一个地区人口红利的程度及人口红利期的变化趋势，必须首先解决人口红利期的衡量标准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对人口红利期的衡量主要有三种标准。

标准一：基于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基础上的以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期衡量标准。陈友华（2005）基于瑞典生命统计质量高、在瑞典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1957年瑞典的人口预期寿命为72.5岁（其中男70.8岁，女74.3岁），与目前我国所达到的预期寿命水平非常接近这三条标准，给出了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标准人口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界定标准（见表1）。

表1　基于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基础上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

资料来源：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根据表1，人口红利期的范围是：少儿抚养比在25.5%－30.0%之间，老年抚养比在18.5%－23.0%之间，总抚养比在44%－53%之间。

标准二：基于总抚养比与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衡量的人口红利期标准。车士义（2009）认为，以总抚养比作为衡量标准忽略了劳动年龄人口中退休人口的大量存在和总抚养比内部少年和老年人口结构相对变化的影响，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来衡量人口红利期，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等于10%为分界线，这样人口红利期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当总抚养比小于50%，且老龄化率较低10%，则可以认为该国具有“真正的人口红利”；而当老龄化率超过10%，即使总抚养比小于50%，其人口红利也是“虚假的人口红利”，因为彼时老龄化的一系列问题相对来说更严峻。

标准三：基于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之比的人口红利期衡量标准。姚引妹（2010）认为，现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抚养比数据偏离现实劳动年龄人口的实际负担，建议以人口支持比即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比的值域变动来表述人口红利。有效生产者是以年龄别劳动生产率加权的人口数，有效消费者是以年龄别消费水平加权的人口数。人口红利是人口支持比增长率的变化，即有效生产者增长率与有效消费者增长率之差。而有效生产者增长率可能小于或大于有效消费者增长率，所以人口支持比增长率可能为负，也可能为正。当人口支持比增长率＜0时，表示这一时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是起负作用的，即处于人口负债时期；当人口支持比增长率＞0时，表示这一时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起促进作用，即处于人口红利期。

二、甘肃省人口红利期考察

人口红利期作为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段时期，其涉及人口红利期的开启时间、持续时间和关闭时间，因此，对甘肃省人口红利期的考察，一方面要明确人口红利期的开启时间以及目前所处的人口红利期；另一方面要明确人口红利期在目前基础上的持续时间以及于何时关闭。基于此，必须分两个时段对甘肃省人口红利期进行考察，并作出判定。同时，在衡量人口红利期的三个标准中，计算人口支持比的基础数据———分年龄的劳动收入和消费无法通过相关资料获取数据。所以，对甘肃省人口红利期的考察主要从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及抚养比的变动展开。

（一）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与抚养比变动分析（1982—2010）

1.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分析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甘肃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体呈现出少儿年龄人口（0～14岁）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例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例不断上升的趋势（图1）。

从1964年开始，甘肃省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步开始下降，到1990年已下降到27.97%，相比1964年下降12.21个百分点。2010年，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8.16%，相比1990年又下降了9.81个百分点，下降趋势明显。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不断上升。1990年，甘肃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97%，相比1964年上升12.4个百分点。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3.61%，相比1990年又上升了5.64个百分点，上升趋势明显，但相对1964年到1990年段已明显放缓。从1964年开始，甘肃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缓慢上升。到1990年已爬升到4.06%，相比1964年上升1.99个百分点。201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8.23%，相比1990年又升了3.17个百分点，上升速度有加快趋势（表2）。随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不断攀升，甘肃省正逐步向老龄化社会迈进。

表2　甘肃省各年龄阶段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甘肃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甘肃发展年鉴》（2011）

图1　甘肃省各年龄阶段人口比重变动趋势

2.甘肃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所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抚养负担及社会负担的重要指标。人口抚养比分为总抚养比即全部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包括少儿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少儿抚养比即少儿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老年抚养比即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人口抚养比又称人口负担比或人口负担系数。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及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的出生率及死亡率不断降低，这直接影响了甘肃省的人口转变过程，反映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人口抚养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来看，老年抚养比保持缓慢上升的趋势，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的持续下降而下降（图2）。

1982年到2010年的29年间，甘肃省老年抚养比由5.80%上升到11.18%，上升5.38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186个百分点，上升比较平缓。少儿抚养比由60.34%下降到24.67%，下降35.67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23个百分点，下降趋势明显。在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的同时，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而老年抚养比上升的速度又远小于少儿抚养比下降的速度，使得总抚养比持续下降，由1982年的66.14%下降到2010年的35.85%，下降30.29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04个百分点，下降趋势明显（表3）。总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反映了社会抚养负担的不断降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

表3　甘肃省人口抚养比

资料来源：《甘肃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甘肃发展年鉴》（1984－1993）、《中国统计年鉴》（1994－2010）、《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2），其中2001年抚养比由甘肃省2001年分年龄组人口数计算得到。

图2　甘肃省人口抚养比变动趋势

（二）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与抚养比变动预测（2015—2060）

本文拟运用LESLIE模型预测甘肃省人口总数、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及老龄化率的变动，为判定甘肃省人口红利期与研究甘肃省人口红利期持续时间及关闭时间奠定基础。

1.模型简述

LESLIE模型是一个考虑了年龄结构的离散人口模型，兼顾了人口生育率、死亡率、性别比例等人口结构因素，适合用来预测时间跨度及范围较大的未来人口发展趋势。LESLIE模型将人口按年龄大小等分为n个年龄组，讨论不同时间人口的年龄分布，对时间加以离散化，其单位与年龄组间隔相同。

设在时间段t第i年龄组的人口总数人Xi（t），定义向量X（t）=［X1（t），X2（t），……，Xn（t）］T；设i第年龄组的生育率为bi，即单位时间第i年龄组的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存活率为Si。

根据以上设定，则LESLIE模型为：

则（2.1）式可以记为：X（t+1）=LX（t）　　（2.2）

当L，X（0）已知时，对任意的，t=1，2，3，…n，有X（t）=LnX（0）。

若（2.2）式中的元素满足：

（1）si>0，i=1，2，…，n-1；

（2）bi≥0，i=1，2，…，n，且至少有一个bi≥0。

则可称矩阵L为LESLIE矩阵。

所以，计算出LESLIE矩阵，并根据人口分布的初始向量，就可以计算出时段t的人口分布向量X（t）。

2.模型建立

LESLIE模型研究的是人口分布随时间t的变化规律，在此过程中，人口的分布不可避免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政府生育政策、重大自然灾害、医疗卫生条件、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等。因此，在建立LESLIE模型前，有必要作如下假设：

（1）没有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

（2）政府的人口基本政策在此时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3）人口的增长只与人口的出生、死亡、迁徙及人口基数相关；

（4）省际间的人口迁徙基本保持平衡，没有大规模的迁入及迁出；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甘肃省人口总数为2557.53万人，按照每五岁一个年龄组，把0—99岁的人口划分为20个年龄组，0—4岁为第1组，5—9岁为第2组，依此类推到95—99岁为第20组，10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为第21组。定义各年龄组人口构成的初始人口列向量为：X（0）=［x1（0），x2（0），……，x21（0）］T，则第5t年各年龄人口构成的人口列向量为X（t）=［x1 （t），x2（t），……，x21（t）］T，则X（t）被称为人口状态向量。

若设所有年龄组女性人口分别占各组总人口比例的系数向量为P=［p1，p2，…，p21］T，则第5t年时，女性人口的列向量为PX（t）=［px1（t），px2（t），……，px21］T，在符合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各年龄组育龄妇女在5年内的平均生育率的向量B=［b1，b2，…，b21］T。2010年甘肃省的总和生育率为1277.88‰，设总和生育率为β，β∈（1，2.5），则总和生育率的系数范围α∈（0.8，1.9）。按总和生育率α的倍计算，得。β=α［b1，b2，…，b21］T。

将t时段存活的所有新生儿归到t+1时段的第一年龄组，设各年龄组人口在5年内的自然存活率向量S=［s1，s2，…，s21］T。由于，第t时段k-1年龄组的人口存活到t+1第时段就是k年龄组的人口（k=2，3，…，20），而第21年龄组的人口5年后存活下来的依然归于该年龄组。所以，建立人口系统状态向量X（t）关于离散时间变量t=1，2，3，…n的分布方程组模型为：

若以2010年的人口资料为预测的基础数据，代入方程组（2.3），可依次预测2015年，2020年，2025年等以此递推的未来年的人口总数及人口年龄结构（本文中t=10）。

3.数据说明及预测过程

对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与抚养比变动预测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来自甘肃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分年龄组人口数，分年龄组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年龄组女性人口数，育龄妇女分年龄年均生育率，分年龄组人口平均死亡率（表4）。

表4　甘肃省2010年分年龄人口生育率与死亡率

资料来源：《甘肃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由于单位时间内死亡人口数与人口总数Xk（t）成正比，在第k年龄组的人口年平均死亡率Vk已知的情况下，可得常微分方程+VkXk（t）=0，解此常微分方程可得分年龄组的人口存活率Sk=e-5V k。当第k组育龄妇女的年平均生育率为时πk，5年的平均生育率为bk=5πk，则可计算得到以5年为一个时间单位的人口存活率向量和年平均生育率向量：

S＝［0.98812，0.99815，0.9981，0.9976，0.99641，0.99591，0.99461，0.99362，0.99059，0.98674，0.97848，0.96652，0.94115，0.9019，0.83189，0.8488，0.59951，0.50158，0.40246，0.49977，0.13275］；

B＝［0,0,0,0.02730,0.43355,0.47845,0.21300,0.07225,0.03020,0.02315,0,0,0,0,0,0,0,0,0,0,0］。

将向量B，S与向量P的值全部代入方程组（2.3）中，按不同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运用Matlab软件编程，可预测得到未来50年甘肃省的人口总数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

当生育系数α的取值不同时，人口总数及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结果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当α取值比较小时，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达到高峰后，人口数量下降迅速，出现负增长；当α取值比较大时，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同时，当取值越小时，老年抚养比上升越快，数值越大；当α取值越大时，老年抚养比上升越缓慢，数值越小。因此，生育α系数的选择适当与否对于研究甘肃省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准确判定甘肃省人口红利期非常关键。

当α=0.8时，β=0.8×1277.88%，即在总和生育率为1277.88‰的情况下，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α＝1.6时，β＝1.6×1277.88%，即在总和生育率为1277.88‰的情况下，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考虑到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人们的生育观念、城镇化进程、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就甘肃省而言，平均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或都生育两个孩子这两种情况都比较脱离实际。因此，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及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生育系数α＝1.2。

当α＝1.2，β＝1.2×1277.88%时，计算得到甘肃省人口总数及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表5）。

表5　甘肃省人口总数及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根据图3，当时，甘肃省人口总数从2010年到2030年期间，基本保持缓慢上升的趋势，2030年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2015到2025年间，0～14岁少儿人口有小幅上升，之后开始逐渐下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到2025年间有小幅下降，2025年后，下降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锐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15到2040年间增长速度较快，老年人口数量急剧上升，2040年后增长速度减缓，但上升趋势保持不变。

图3　甘肃省人口总数及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趋势

根据表5对甘肃省人口总数及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甘肃省人口抚养比及人口老龄化率预测结果（见表6）。图4显示，2015年～2060年，甘肃省少儿抚养比一直处于小幅波动之中；总抚养比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不断上升而上升；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老龄化率呈不断上升趋势。

表6　甘肃省人口抚养比及人口老龄化率预测结果

注：表中数据由表5计算得到

图4　甘肃省人口抚养比与老龄化预测趋势

（三）甘肃省人口红利期的判定

根据衡量人口红利期的“标准一”，甘肃省人口红利期开启于2006年，结束于2030年，前后持续25年。目前甘肃省处于人口红利最丰裕的时期，且人口红利仍将持续近20年（图5）。

图5　基于“标准一”的甘肃省人口红利期

在衡量人口红利期的“标准二”情况下，甘肃省人口红利期开启于1987年，结束于2030年，前后持续43年。目前甘肃省处于“真正的人口红利”的枯竭期，即将进入“虚假的人口红利”期（图6）。

图6　基于“标准二”的甘肃省人口红利期

虽然，由于人口红利期衡量标准选取的不同，甘肃省在人口红利期的开启时间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两者对于甘肃省人口红利期关闭时间的判定却是一致的。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人口红利期的形成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产物，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结合对甘肃省人口转变实际情况的分析，合理确定甘肃省人口红利期的开启时间及持续时间。

从解放一直到60年代末，除三年自然灾害期外，甘肃省人口出生率基本在28.17%—47.18%之间的高位，而死亡率比较稳定，处于10.5%—11.5%的范围，0～14岁少儿人口1964年达到峰值40.18%，虽然老年人口略有下降，但少儿抚养比一直处于60%以上，使得总抚养比居高不下。进入70年代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从1970年的39.43%下降到2010年的12.05%，下降27.38个百分点。但是，1989年到1996年仍然形成了计划生育后唯一的一次人口出生小高峰，死亡率则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这一次小高峰出生的人口在进入21世纪后相继步入劳动年龄阶段。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下降，使得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急剧下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放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逐渐步入劳动年龄阶段，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无论是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占总人口的比重上都不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增长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提高了劳动参与率，降低了社会的总抚养比，增进了储蓄与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解放一直到60年代末这段时期出生的人口将在2015年相继步入老年，人口红利期的持续受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挑战，这也佐证了时，人口预测结果的合理性（2015年甘肃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和“标准二”对甘肃省人口红利期判定的科学性（基于“标准二”的判定，甘肃省于2015年进入“虚假的人口红利”期）。

当时，根据人口预测的结果，到2015年，甘肃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937.2万人，这也进一步吻合了计划生育后小高峰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的实际情况，也印证了解放一直到60年代末这段时期出生的人口在2015年开始步入老年的实际情况。而到206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1389.6万人；而老年人口将持续增长到718.8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29.39%，比2010年上升21.16个百分点。尽管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但是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大，总抚养比也不断增大。

综合人口红利理论和甘肃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标准二”对甘肃省人口红利期的判定结果与甘肃省人口转变及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更为吻合。

三、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及基于甘肃省的实证检验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

人口红利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变量，它只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国民经济增长起积极效应的人口因素的一种学术语言表达。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各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并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而构成影响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

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居民储蓄、居民消费来实现的（图7）。

图7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示意图

1.人口红利、劳动力与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方面,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不断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不断增加。生产性人口基数的增大，自然使得劳动力供给增加，从而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充分就业状态下，这些适龄劳动人口被劳动力市场吸收，将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人口的增加，假设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也将带来社会总产出的增长。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增加，降低了社会抚养比，进而促进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抚养比的降低意味着人口负担的降低，这促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家庭的非生产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中转移，而且，抚养比降低很大程度上伴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从而增加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扩大了经济活动人口并提高了劳动参与率。此外,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增加在从数量上增加经济活动人口以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也在质量上促进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这主要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对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以及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2.人口红利、居民储蓄与经济增长

居民储蓄是形成资本积累及投资支出的源泉，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口转变直到人口红利期开启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一方面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增加，降低了人口的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居民储蓄的人口基数，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整体的居民储蓄水平。抚养比的降低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抚育及赡养的负担，也相应减少了用于此方面的支出而增加了用于储蓄的比例。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讲，人口转变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的更替关系，而这与居民储蓄密切相关。一个人无论是否具有劳动收入，其对消费的需求是终身的。个人进入劳动年龄前是“净借贷”者；进入劳动年龄并获取劳动收入后转变为“净储蓄”者，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储蓄水平不断提高；到老年又转变为“净借贷”者，消耗年轻时的财富，储蓄水平下降。这种消费与储蓄的不完全对应要求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要进行储蓄，以保持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相对稳定。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大，即“净储蓄”者比重越大，意味着社会整体居民储蓄能力越强。居民储蓄的增加促进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增加使得增加投资成为可能，投资的增加又促进了消费、就业及总产出的增加。

3.人口红利、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到人口红利期的开启伴随着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及抚养比的变动，也伴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动。一方面，人口数量的变动影响着居民消费总量的变动，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年龄阶段居民消费倾向存在差异，所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影响着社会居民整体消费结构的变动。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消费者会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安排自己的消费，以达到其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居民在步入劳动年龄前是作为一个纯消费者，收入为负，消费能力有限；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并通过劳动获取收入后，从纯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也会增加，实际消费需求与消费潜力都得到增强，再加上超前消费观念的影响，消费欲望会比较强烈；步入老年后，消费主要来自于年轻时的储蓄，消费活动将逐步下降，再加上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消费欲望也逐渐下降。因此,劳动年龄阶段人口比重的增加，必然使社会的整体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得到增强，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上升。消费、投资、净出口构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从本质上来讲，投资、净出口都只是消费的中间需求，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没有消费的最终需求，任何再多的投资也无益于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只有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作为消费主体的居民消费，才能有效带动投资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甘肃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1.模型建立

罗默（Romer）在1986年《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一文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模型中假设有四种投入，分别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其中，知识和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短期的经济增长则是由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贡献的。本文在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人口红利因素纳入模型，建立包含人口红利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G＝F（X1，X2，……，Xn，A），以检验人口红利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G为总产出；Xi（i＝1,2,,……，n）为各要素的投入；A为经济制度和技术水平。对函数求全微分得到：

方程（1）两边同时除以G，可进一步得到：

方程（2）中，

表示各要素的产出弹性，记为β0；表示经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记为β0，于是方程可改写为：

于是，可以得到含有人口红利因素影响的经济增长模型：

2.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基于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理论分析，本文以地区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以资本、居民消费、劳动力和人口红利为解释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GDP）：地区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

资本（K）：资本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投资主要来自于储蓄，因此本文以居民储蓄表示资本。

居民消费（C）：居民消费是常住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和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和表示居民消费。

劳动力（L）：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的能动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者。本文以经济活动人口表示劳动力。

人口红利（Fz）：本文以总抚养比表示人口红利因素。

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以甘肃省1982—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为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对GDP、资本、居民消费以1978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消胀处理（表7）。

表7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样本数据

资料来源：表5，《甘肃发展年鉴》（2011）

3.计量回归与检验

由于本文中所采用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一般会有异方差的存在，所以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变换，分别记作LnGDP、LnK、LnL、LnC、LnFz。同时，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及协整关系检验。

（1）单位根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规则，只有当各个变量具有同阶单整时，才可以作协整关系分析，因此，首先要检验LnGDP、LnK、LnL、LnC、LnFz的单整性。本文采用扩展的迪基－福勒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简称ADF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衡性的有效方式。根据序列性质的不同，ADF检验模型可以区分为三种：有截距项、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不含截距项和趋势项。运用Eviews6.0软件分别对变量的水平序列和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8。

表8　各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中的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通过ADF检验可以看出，水平序列变量LnGDP、LnK、LnL、LnC、LnFz的ADF统计量均大于1%、5%、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这些序列含有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ADF统计量均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单位根假设，为平稳序列。所以LnGDP、LnK、LnL、 LnC、LnFz为一阶单整序列，即为I（1）过程，具备了协整的必要条件。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稳定的线性组合关系，因此,有必要通过协整检验来证明这种均衡关系。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从检验对象上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如恩格尔（Engel）和格兰杰（Granger）两步检验法，简称EG两步检验法，主要适用于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分析。第二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如Johansen协整检验，主要针对于多个变量的协整分析。根据本文所选取变量的实际情况，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因为Johansen协整检验是基于VAR模型上的检验方法，因此在检验之前，先利用LnGDP、LnK、LnL、LnC、LnFz五个时间序列估计一个不受限制的VAR（p）模型，以确定滞后阶数p，保证协整关系在统计上的可信度。模型的滞后期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原则（AIC＝－17.95716，SC＝－16.50551）加以确定，经过反复试验与理论分析，并结合VAR模型的输出结果，最终确定最佳的滞后阶数为p＝1。在此基础上，对五个变量作协整检验，结果见表9。

表9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从表9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五个变量在无约束情况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并得到如下正规化的协整向量及协整方程：

η4=（1，-0.004948，-1.232158，-0.277932，0.136260）

LNGDP＝0.004948LNK+1.232158LNC+0.277932LNL-0.136260LNFZ-2．264325

（0.14319）　　（0.22780）　（0.43367）　（0.38149）（4.08526）括号中的系数表示近似的标准误差，协整方程说明了五个变量LnGDP、LnK、LnL、LnC、LnFz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为了验证这种协整关系的正确性，进一步利用基于残差的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通过建立回归方程，并计算估计模型的残差，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0。

表10　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中的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e4的ADF统计量为－3.629740，小于5%、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残差序列e4为平稳序列，各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

4．结论及解析

协整方程表明，资本、居民消费、劳动力与GDP呈正相关关系，资本、居民消费、劳动力每上升一个百分点，GDP将分别上升0.004948、1.232158、0.277932个百分点，说明资本、居民消费、劳动力都是影响甘肃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居民消费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最为显著。反映人口红利因素的总抚养比与GDP呈负相关关系，即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GDP将增长0.136260个百分点，说明人口红利因素发挥着促进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作用，当然，人口红利因素的促进作用还不是十分显著。因此，甘肃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对如何充分有效地吸收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予以足够的重视。

（三）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区域比较

1.甘肃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

本文关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是基于南京大学陈友华建立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学模型,并以甘肃省1982—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

（1）模型简介

由于：

因此：

所以 ：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L与P分别表示15～64岁人口数与总人口数，GDPt、Lt与Pt右下角的t表示年份，Ls与Ps分别代表标准人口中15～64岁组人口数与总人口数，Ls/Ps为标准人口中15～64岁人口比例，则GDP为含有人口红利因素影响情形下的t年的实际GDP，而为不含有人口红利因素影响下的t年的理论GDP。这样t年中有部分GDPst是由人口红利因素贡献的。

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率可由下式计算:

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率

（2）模型计算

以1957年瑞典人口生命表作为标准人口（此人口生命表中0～14岁、15～64岁与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20.24%、64.15%、15.61%），所以Ls/Ps为0.6415。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将甘肃省1982—2010年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倒数代入（3）式，可得到标准人口下不含人口红利因素的理论（表11）。再将理论和地区生产总值（GDPt）代入（4）式，计算得到甘肃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11）。

表11　1982—2010年甘肃省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甘肃发展年鉴》（2011），并经过简单计算得到。

图8　甘肃省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率

（3）结论及解析

根据图8，甘肃省在进入人口红利期的1987年之前，由于15~64岁人口比重低于标准水平，此时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人口红利对甘肃省GDP的贡献率为负值，即人口结构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伴随着甘肃省人口转变的进程，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5~64岁人口逐渐由低于标准水平向高于标准水平转变，且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人口红利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逐渐由负向影响转为正向影响，具体体现在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率由负值转为正值，并不断提高。根据对甘肃省人口红利期的判定结论，甘肃省人口红利期开启于1987年，这与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率由负值转为正值的时间是一致的，也进一步佐证了甘肃省人口红利期判定的合理性。同时，根据对甘肃省人口预测的结果，当时，甘肃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所以人口红利对甘肃省GDP的贡献率可能也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且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在2035年低于标准水平，甘肃省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率可能随着人口红利期的关闭由正转负。

2.全国及各省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比较

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模型的基础上，选取2010年全国和各省区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为样本数据，通过模型计算得到全国及各省区市2010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12）。

表12　2010年全国及各省区市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并经过简单计算得到。

图9　2010年全国及各省区市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表12，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全国平均为13.93%，其中，北京市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率最高，达到22.4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48个百分点；贵州省最差，仅有3.11%，与居首的北京市相差19.3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也有10.82个百分点的差距。甘肃省在人口红利的吸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人口红利的贡献率达到了12.85%，但是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列全国第17位，与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四、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促进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理论分析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不仅构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抚养比指标的直接影响因素，而且通过对经济增长相关变量的作用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检验得出，一方面，甘肃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享受了一定程度的人口红利，但是并不充分；另一方面，随着甘肃省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真正的人口红利期即将枯竭。因此，甘肃省必须珍视目前所处的人口红利期，适当处理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一）注重就业率的提高，充分发挥现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人口红利兑现的基本条件。甘肃省自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失业率有所下降，从1987年的4.5%下降到2010年的3.21%。但仍存在一部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2010年全省整体劳动参与率为80.22%，较1996年下降13.17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相对降低了社会总产出水平，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抚养成本。分城镇与乡村来看，2010年全省乡村劳动参与率为85.65%，高于全省整体劳动参与率5.43个百分点，城镇劳动参与率仅为66.17%，较乡村劳动参与率低19.48个百分点。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仍存在大量的闲置劳动力，特别是城镇劳动力的闲置情况尤为突出。因此，应该通过相关政策的引导，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将这部分闲置劳动力转化为生产性人口，为收获人口红利创造基本条件。首先，政府在制定各种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中应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优先原则，使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的创造同步推进，就业岗位的增加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协调一致。这主要体现在：在地区规划与产业结构布局上，应充分考虑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在制订相关产业组织政策上，应充分考虑中小企业在促进劳动力就业中的积极作用；在利用各种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应将恢复与扩大就业放在优先位置来考虑；在规划政府投资和引导民间资本时，应将就业吸纳能力强的行业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其次，在对待下岗与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上应采取灵活而积极的政策，除了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再就业机会，对于选择创业、自谋职业的劳动者应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调动他们自主择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此外，政府应积极创建良好的就业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建设，为求职者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

（二）合理引导劳动力资源流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甘肃省城乡之间以及省内地区之间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甘肃省农业人口众多，2010年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63.88%，能否通过合理的引导人口流动，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关系到能否充分吸收人口红利。根据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在于迁入预期成本与迁入预期收益的差异，当迁入的预期收益大于迁入的预期成本时，农业劳动者会选择向城市流动。近些年来，农民进城的预期收益并无提高，相反预期成本却快速上涨，因而抑制了农民迁入城市的动力。其中，户籍制度的存在已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成为阻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重要原因。在地区之间的劳动力配置方面，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靠近省会的东、中部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及比较发达的经济条件，集中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合理的引导劳动力资源流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将有效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发挥，从而充分吸收人口红利。首先，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徙的制度障碍，给城镇的外来劳动者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由市场来调节劳动力的供需状况；在工资水平上，消除外来劳动者与本地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构建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其次，针对劳动力资源配置上的地区性矛盾，应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积极引导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区域性障碍，促进劳动力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三）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力素质

人力资本理论中有两大核心论点，一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在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二是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如果说人口红利的获得关键在于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上的优势，那么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在质量上的优势，并将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人口红利延续的决定性因素。甘肃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国水平，人口素质的偏低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因此，应当充分认识到提高人口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首先，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发展教育事业。2010年甘肃省教育经费支出为327.69亿元，虽然占GDP的比重已达到7.95%，但是绝对水平还比较低。政府应该适当调整财政投资政策，在平衡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适当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同时，为了缓解政府教育经费支出的压力，应全面开放人力资本投资市场，鼓励社会资源进入，并为其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形成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其次，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合理，提高全民素质。全民素质的提高是建立在全体公民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及平等地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基础上的，目前，甘肃省教育资源配置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教育资源在各地区、城乡之间的分配比例，实施分层次、有重点的教育投资方式，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

（四）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破除虚假的人口红利期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甘肃省将于2015年由“真正的人口红利”期进入“虚假的人口红利”期。因此，如何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破除虚假的人口红利期，对于把握及延续甘肃省人口红利期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首先，加快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建立多层次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财政应当确定一定比例的社会养老福利基金，解决孤寡、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村贫困老年人群体的社会养老问题。在养老资金的筹措上，应采用多元化的方式，一方面要有利于缓解政府养老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养老资金的有效供给。同时，积极推进商业保险与福利保障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宜采取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社会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其次，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将人口老龄化压力转化为动力。《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显示，我国目前城市人口总体平均退休年龄为56.1岁，其中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3岁，女性为52.4岁，均低于男60岁、女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因此，应该加强对老年退休政策的研究，重视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发展老年产业，将老年人口压力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动力。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应对人口红利消失

随着人口红利期的关闭，适龄劳动人口逐渐减少，劳动力短缺终将会到来，仅仅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不可能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甘肃省经济发展以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为主，面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虽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渐近的、长期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但是对于后人口红利期，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在具体措施上，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附加值高、能耗低、污染低的产业；可以通过发展环保产业，加强对生活废弃物的处理，实现资源———产品———废弃物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转变；可以由主要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支撑的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科技进步为支撑的经济增长转变。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课题承担单位：兰州大学

课题组负责人：成学真

课题组成员：成学真　浮莉萍　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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