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新进展

三、人类学新进展——文化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

20世纪上半叶，与心理学发展和影响相匹敌的另一门学科是人类学的新进展：文化人类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以文化的解释力反驳与冲击当时的主流看法，影响渐宽，后来又由于参与美国政府组织的“国民性研究”计划，将原来的研究对象由同质的原始部族社会推而广之到由异质人群组成的近代国家的典型国民性格，产生了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成为一股强大的学术潮流，一直持续至50年代中期由于几方面的原因才暂为止歇。

(一)文化与人格学派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萨丕尔(Edward Sapir)在博厄斯的指导下创建文化与人格研究学派(这一学派在60年代初由许烺光称为心理人类学)，后来又有林顿(Ralph Linton)和卡迪纳(A.Kardiner)等加入。文化与人格研究学派吸收心理学理论研究中文化对人格形成的作用，以及人格结构投射于文化的影响，并将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运用于研究人与文化的关系。^[41]米德的三部曲：《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年)、《新几内亚人的成长》(1930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35年)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1934年)开创并奠定了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基本形态。^[42]

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主张包括：第一，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是指在价值判断上承认“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值得尊重的价值观”^[43]；不同文明“赋予人类行为的价值观是不可比较的，如一个民族认为好的常常被另一个认为是坏的”^[44]。研究者应以“批评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文明，并且以相对不受自己社会自发的行为规范所引发的情绪影响的心理对各种价值进行比较研究”^[45]，从建立于自身文化的种种标准中解脱出来。进一步说，“每一个群体都不应该只把自己的习俗看成是唯一符合伦理的神谕”^[46]，只相信一种准则正确并以之为唯一的信仰。

第二，文化是解释人格与人类行为差异性的重要因素。依据对原始文化的实地考察和原始文明与美国文明的比较研究，米德等人得出结论：对塑造人格与行为模式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而非生理性因素；不同民族的人格与行为模式的差异性来自于文化的差异；不同文化濡染下的群体必然具有不同的人格与行为模式和标准，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行为特征；“以往被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对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所施加的种种限制的反应”^[47]。

第三，文化是经整合而形成的模式。在本尼迪克特看来，“一个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超出了种种文化特性的总和”^[48]。林顿指出，“文化模式由行为与主张的一致性构成，而这些模式的有组织集合就构成了文化总体”^[49]。文化与人格学派认为，文化的差异性事实上来自于文化中各种特性的复杂整合；考察文化不仅要注意文化中的各种特性，还要注意文化的整合性。

第四，文化是习得的，具有延续性。他们认为，“文化不是一种生理遗传的综合体”，而是习得的。“一个为西方家庭收养的东方儿童……习得一整套收养他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特性，而他的生身父母所属的那个群体的那套文化特性却未对其施加任何影响。”^[50]文化的习得通过社会化完成，而家庭是社会化的重要媒介。这种习得行为通过“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所分有和传递”^[51]使得文化具有历史的连贯性。

第五，文化的解释既依赖于历史，也依赖于心理。一方面，文化的解释依赖历史。因为文化是习得的，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文化的解释也依赖于心理。因为文明的任何成分归根结底都是个体的贡献，“任何关于文化的构成性的解释都是一种个体心理意义上的说明”^[52]，个体与文化关系的“紧密性到了不同时考虑文化模式和个体心理就不能讨论文化模式本身的地步”^[53]。

文化与人格学派上述关于文化的观念、看法与解释框架极大地冲击了当时关于人类发展的流行看法。虽然它们现在已多数成为通识，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却并非如此。按照当时的主流看法，人类发展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熟过程，与社会文化因素无关，很少有人将人类发展、人类行为的差异性作为问题提出来。在很多人看来，人的行为差异性跟人的生理差异性一样自然，甚至相信人的行为和气质差异来自于其生理差异，直到米德等文化人类学家才最早意识到用生理遗传因素解释人的气质与行为差异的不恰当性。他们怀疑，如果生理遗传因素是解释人类发展与行为差异性的唯一根源，那么生理构造相同的人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人格或气质乃至群体行为模式的差异应该如何解释？为什么有的社会两性差异明显，有的社会却没有发现不同性别间的气质差异？为什么有的民族属于人种学上的同一类别，而且在经济与社会特征上也不无共通之处，甚至在文化区域上相隔不远，却表现出差异悬殊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人格？猜疑与追问下，他们亲身前往原始部落进行实地考察与比较研究，发现“人格的形成过程中，自身性别的解剖结构作用与社会制约作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54]。“无论是什么人，他的部落的社会性组织，他的语言，他的地域性宗教，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作为他的基因携带在他的生殖细胞里的。”^[55]美国青年在青春期所经历的暴风骤雨般的骚动和痛楚，对其他社会或者文明中的人，比如南太平洋岛屿上的萨摩亚青年而言，“并非必然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紧张时期，任何心理紧张都来自于文化条件”^[56]。性别之间标准化的人格差异事实上是文化“监制”的后果。两性的社会人格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一个性别中的某些成员所表现的特性往往被强加给该性别所有成员，表现在这个性别成员身上的特性不允许表现在另一性别成员身上”^[57]。在严格区分两性人格的社会，社会文化总是专断地“力图把成长中的儿童套进社会公认的模式，对他们进行强制教育，希望每个社会都根据自身的性别去认同社会标准人格”^[58]。总之，不同的人格特征由他们各自生养其间的文化所赋予，而非生理遗传。

以文化因素解释人的人格形成与群体行为差异的有效性通过米德、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二战刚刚结束，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在课堂上被传授给一代美国本科生，使用的教材就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和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上述主张在美国大学课堂上得到广泛讨论和传播。学生们开始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并非是最值得崇尚的文明，其他社会的文化也具有自身价值，并且值得研究。

(二)国民性研究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美国联邦政府组织的“国民性研究”计划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发展与影响。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宣布参战。其后，美国政府提出，要“更好地认识自己和对手”，鼓励并资助学者从事与国家安全有关问题的研究，不少学者加入了美国国家安全部的情报与心理战争研究项目。以本尼迪克特和米德为中心，包括克拉克洪、莱特、戈尔等在内的文化人类学家以及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诸多学科的专家参与了对本国国民、同盟国和敌对国的“国民性研究”计划，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美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和印度教徒性格的著作。例如米德关于美国国民性研究的著作《枕戈待旦：一个人类学家眼中的美国人》(1942年)，将美国儿童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与美国人所特有的对外部世界的攻击性联系起来，成为了解美国人国民性的必读之作。

国民性研究最著名、最成功者，当属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菊与刀》(1946年)。《菊与刀》最初是作为呈给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the War Information)的报告而提交上去的，其产生的背景基于美国政府提出的两个问题：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战后日本将实施何种政治体制？在此基础上，如果日本投降，“战胜国是应该利用现存政府，甚至包括天皇，还是应该把它废弃” ？为此，美国政府迫切地想知道“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形成的模式”^[59]，以便“试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60]。本尼迪克特通过研究指出，“日本人有一种善变的伦理”，“敢于承认失败”，但自尊心也极为强烈，会将“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视为责任。她认为，日本人会投降，但“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61]。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与本尼迪克特的建议一致的决策。事实证明，她对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和政治上追求自由的预测与把握也相当准确。

由于本尼迪克特等人的成功，二战后，国民性研究成为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热门主题。^[62]和文化与人格学派早期对远方文化原始部族的研究相比，国民性研究有一个重要特征和发展，即把“民族”(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作为一个单位来研究，研究对象从同质的原始部族社会推及由异质人群组成的近代国家的典型国民性格。虽然国民性研究无论就理论还是方法来说，都存在一些问题(参见第六章)。但它打开了研究者的视野，同时从历史与心理两个角度解释文化，从文化差异性角度理解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帮助研究者解析了极权主义和威权政治等政治行为得以发生的群体心理，并由此形成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最初阶段，产生了诸如《菊与刀》等政治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尽管政治文化的概念此时还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正如白鲁恂指出的那样，1948年，莱特在《世界政治》创刊号发表的那篇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方法论文章《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假设》(Psycho-Cultural Hypotheses about Political Acts)，已经非常接近于政治文化概念的使用^[63]，政治文化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

国民性研究到1954年几乎完全停顿。部分原因在于某些国民性研究水平不高，将复杂的国家问题单纯归于心理因素，解释趋于简单化甚至情绪化，学术性程度受到削弱。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源自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列文森(Daniel Levinson)1954年写的一篇批评文章《国民性：模式人格与社会文化体系研究》(National Character：The Study of Modal Personality and Sociacultural Systems)。虽然作者并非着意反对国民性研究，但文章对国民性研究提出了几乎高不可攀的科学标准。出于对这种无法企及的标准的畏惧，许多学者放弃了国民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