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山族历史

第二节　文化互动

高山族与汉族人民有着长期的商贸与族际往来，汉文化随着大陆垦民开发台湾的进程与高山族文化产生碰撞、冲击。最早接触汉人的台湾西部沿海平原的平埔人首当其冲，在学习汉人水稻农耕的数百年的时间里，逐步从语言、生活习俗、信仰等各个层面受到汉文化的渗透与深刻影响，经历了200年左右的“熟番”时期，最后于清朝末年全面汉化，大部分平埔人多已融合在台湾汉族社会之中。平埔人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当时被称为“生番”的高山族。由于在平埔人地区广设“社学”，平埔人受汉文化教育的程度也较高。

一项现代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显示，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之间的高山族、平埔人与汉族的广泛通婚，在造成平埔人文化彻底变迁和高山族文化变迁的同时，文化变迁的模式也同时影响到汉族，乃至于到近代后，台湾的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混合文化，与大陆的汉族文化有明显的区别。

此外，历史上尚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有关高山族与大陆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的事件，即清代雍正、乾隆年间，高山族曾先后三次赴大陆贺寿朝觐，虽然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但均属清季台湾“理番”事务中的重要事件，也可视为清代官方与高山族在王朝仪轨层面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事务。

第一次朝觐，是清雍正年间大甲西社事件之后，高山族赴福建贺寿。康、雍年间，因汉民越界侵垦，土地被占的“生番”常潜出杀人。同时，当地官府对归化番社征赋、差役无度，且与番社通事、“社商”等勾结欺蒙番人，也常导致番社杀死通事、抗拒盘剥的激变。雍正九年（1731年），北路彰化县大甲西社掀起抗官事变，即是清代台湾规模较大“番乱”之一。两年后，大甲西社事件方被平息。大甲西等番社经历战乱后，参与“番乱”的沙辘社被改为迁善社，牛骂社被改为感恩社，大甲西社被改为德化社，虽令其生者还其乡，但各社番妇半寡居，番童少雁行。因此，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月，巡台官员图尔泰、林天木奏请“番民赴省庆贺万寿”，称：淡水、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处通事林秀俊等率领各属番黎“欣逢万寿圣节，欢呼踊跃。愿效华封，吁赴省会，不惮梯航。番黎众多、情词恳切，随晓以重洋往来未便齐赴，慰谕众番安业，择有庆福、万年等二十余人，允其赴省。”林秀俊为德化社（原大甲西社）通事，庆福、万年等22人或为番社土目，或为番社社丁人等，他们很可能是经历大甲西社之乱后重新复社的德化、迁善、感恩等番社的首领。

林俊秀一行，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月九日抵达福建，在大陆停留20余日，期间“日给口粮，令其随同耆老拜舞恭祝皇上万寿”，“礼毕后仍传集番众谕知皇恩浩荡，赏以缎绫布匹、靴帽带袜等物，各番踊跃欢呼，叩谢天恩。”今天来看，无论这一事件源自高山族“向心归化”之愿望，还是地方官员弘扬皇恩之举措，不过它的确开启了清代高山族通过官方渠道赴大陆参访的先声。

第二次朝觐，是清乾隆年间平息林爽文事件后，“内山”高山族赴北京朝觐。为褒奖协助平息林爽文事件的“内山生番”，福康安在“酌筹善后事宜”中提出按四川屯练模式确立台湾“屯番”之制和“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令“生番”进京朝觐的奏议，以期将内地“理番”政策移植于台湾。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上旬，选中进京的、分别来自“北路则屋鳌等七社，中路则阿里山等九社、大武垄等六社，南路则傀儡山等八社”共计“生番头目四名、番目二十六名、通事四名、社丁八名”等陆续集中于台湾府，当时，“郡城百姓人等见生番驯化归诚、往来街市上，俱夹道拥观，传为太平盛事”。

八月二十八日，“生番”代表团自鹿耳门（今台南市）登船。至于他们抵闽后如何长途跋涉进京的沿途事迹，尚无史证可考，但史籍详细记载了一行人于十二月抵达京城后参加年班朝觐在京月余的一系列活动。据载，乾隆在紫光阁赐宴外藩后，曾赋诗称：“漠陲新部胥仪熟，台峤生番许惠承。”前句指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各部虽新附，但拜跪如仪；后句则专指“台湾屋鳌、阿里山、大武垅、傀儡山四社生番头目三十余人，上年随福康安协力剿贼，甚为出力。兹愿赴京瞻觐，是日并予入宴，以嘉其向化之诚”。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十七日，“生番”众人离开北京返闽，返抵后受到省府大员的筵宴和赏赉，四月二十一日，抵达台府，台湾总兵奎林等官员将“花红、布疋、盐、筋、烟、米等物逐名赏犒，并给饭肉，各番目具喜悦叩头。除给与盘费，饬令义民首、通事选拨妥人，护送回社。”

第三次朝觐，是清乾隆年间台湾南北中三路十二番社及其首领赴热河、北京贺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八旬万寿”。据《八旬万寿盛典》载，“狮仔社番头目怀目怀、沙里兴社番头目乌达老域、末笃社番头目罗沙怀祝、屋鳌社番头目也曂哇丹、八洞关社番头目迈阿台、珠萝大埔社番头目投旺、茄茇藔社番头目阿眉达主吧里、荖浓社番头目劳达楼兵雅、望仔立社番头目均力力、旺子立社番头目阿邦、七脚亭社番头目知母恋、浮圳鹿社番头目大匏”等人于七月十三日前到达热河，“是月十三日，叩觐于避暑山庄，仍入京称庆如礼”，自始至终参加了乾隆的万寿盛典。“生番”在避暑山庄的活动逐次载入《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

是年七月二十三日，乾隆返京，三十日“回跸至圆明园”，从八月初一日开始京城的贺寿活动，并在同乐园开戏庆贺。“生番”诸人随行进京并参加了各种贺寿活动。他们在热河、北京的贺寿活动中，除在八月二十日筵宴上未排入“皇上手赐卮酒者三十九人”之列外，始终“照四川屯练土司之例”，与“金川土司”共进退，其场景被绘制为图载入史册；并获赏“缎绸二百二十匹，大小荷包三十对，布一百九十二匹，瓷、漆盘、碗、盂、烟壶、火燧等器三百二十一件，及茶果诸品”。庆典之后，他们的返台时间史籍无考，不过，宫中军机处所载五十六年“台湾南北两路各番目于本年正月初八日到郡”，并受到台府官员的款待和赏赐以及盘缠，遣人护送回社，应是比较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