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焘监国考

太子焘监国考_北魏平城时代

第二节　太子焘监国考

一、太子监国权力超越常规

汉族士人崔浩建议明元帝立拓跋焘为太子的同时提出了以太子为监国的议案。在上节所引的《魏书》卷三五《崔浩传》中称,当明元帝向崔浩咨询皇位继承问题时,崔浩为此发表了一番长篇的议论。这篇议论包括三层含义,即:宜在明元帝生前确定皇位继承人,确定的原则是“立子以长”,确定以后就应令其“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这三层含义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建立以太子为监国的制度。

后来,明元帝就此问题征求了拓跋贵族的代表长孙嵩的意见,如上节所引《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中载,长孙嵩表态道“长皇子(指拓跋焘)贤而世嫡,天所命也”,同意按照“立子以长”的原则确立太子。于是,以长皇子拓跋焘为皇太子并以之监国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明元帝建立太子制度完全采用了汉族士人崔浩的建议。不仅如此,就连以太子监国的仪式也是由崔浩一手导演的,请再看《崔浩传》的记载:

于是,使崔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拓跋焘)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僚总己以听焉。

这段记载是太子焘“居正殿临朝”的十分形象的写照。拓跋焘为太子而监国的礼仪既隆重又规范,那是因为有深谙古制的崔浩在策划和导演的缘故。而崔浩所依据的古制当然是汉族传统的。

崔浩一生对于北魏政治作出过许多重大贡献,史臣在《魏书》卷三五《崔浩传》末称赞道:

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

史臣所言诚是,北魏前期的诸多政治措施,或出于崔浩之手,或受其推动。而建立太子制度应当是“太宗为政之秋”一项最重大的改制,推其首功,仍当属于崔浩。

历史上,“监国抚军”作为太子的责任由来已久,本章上节第一小节中所引《左传》闵公二年条下里克所谓“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之语表述得既简练又明确。《三国志·吴书》卷六〇《全琮传》下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称,全琮谏阻吴主孙权使太子登出征事即以此为据。因此,太子焘“居正殿临朝”不仅合乎崔浩所谓“入总万机”的建议,而且也与古制不悖。

不过,里克所谓的“守曰监国”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君行”。也就是说,太子监国是在国君出征的情况下实行的权宜之计。然而,明元帝以太子焘为监国却并无“君行”的前提。我们再来看《崔浩传》所载:

太宗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指拓跋焘)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穆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群臣时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当决之汝曹国主也。”

明元帝不仅将一应政事交付给太子焘,而且还选择当时朝廷中最重要而得力的大臣为之辅弼,不遗余力地支持太子焘监国,使得太子焘的权势至重,已经等同于皇帝。⁽¹⁴⁾因而,史家也难以准确之辞简明地表述这种状况,所以才会如上节所述,有称其为“临朝听政”者,有称其为“监国”者,也有称其为“摄政”者,还有称其为“总摄百揆”者,其辞不一。这条记载还明确地告诉我们,当太子焘监国的时候,明元帝并未离开平城;明元帝虽有要“游行四境”等语,但在他未当“游行四境”时太子焘也同样在决断国政。看来,太子焘“居正殿临朝”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常务性的。这一点颇与古制不同,已经超越了古制所谓“君行则守,有守则从”的常规了。

上述讨论令我们感到,明元帝和崔浩不仅对于建立太子格外重视,而且对于巩固太子的地位更是煞费苦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选定太子为国家最大之事,无一代不重视。不过,明元帝和崔浩等却表现得异乎寻常地急迫,急迫到在立太子的同时就命其监国,遂将全部政治权力交付给太子。这在历史上虽非仅有,却也实属少数。

那么,明元帝异常急迫的原因何在呢?

二、明元帝自相矛盾的言论

明元帝以太子焘监国的原因在上引《崔浩传》中两次谈到。其一,是通过中贵人对崔浩讲的,曰:“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二,是对侍臣之语,曰:“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前说有关皇位的继承问题,是为身后之计;后说旨在摆脱政务而专意于征伐,是为现实考虑。两种说法,均出于明元帝一人之口,却是互相矛盾的。若按第一种说法,明元帝就应该依崔浩的建议,“优游无为,颐神养寿”;但按第二种说法,明元帝就不能够“优游无为,颐神养寿”。

明元帝“寝疾”确系事实,不仅《崔浩传》与《长孙嵩传》中有清楚的记载,而且《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七年四月条下也称“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发动,不堪万机”,将其得病的原因写得十分明白。该纪还记载,一年半后,即泰常八年十一月,明元帝便去世了。据此看来,似乎应以前一种说法为确。

不过,在以太子拓跋焘为监国之后,明元帝却并没有“优游无为,颐神养寿”,恰恰相反,不久他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征伐南方刘宋王朝的战争。这场战争一直进行到他去世前两个月才告结束。在整个战争期间,他还不断地出巡,以示声援前方部队。这些在《太宗纪》中有详细的记录:

(泰常七年)秋九月,诏假司空奚斤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前锋伐刘义符。乙巳,幸灅南宫,遂如广宁。……辛酉,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因东幸幽州,见耆年,问其所苦,赐爵号。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观察风俗。冬十月甲戌,车驾还宫。……奚斤伐滑台不克,帝怒,议亲南讨,为其声援。壬辰,车驾南巡,出自天门关,踰恒岭。……(泰常)八年正月丙辰,行幸邺,存恤民俗。……三月乙巳,帝田于邺南韩陵山,幸汲郡,至于枋头。乙卯,济自灵昌津,幸陈留、东郡。乙丑,济河而北,西至河内,造浮桥于冶坂津。夏四月丁卯,幸成皋城,观虎牢。……遂至洛阳,观石经。……闰月己未,还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辛酉,帝还至晋阳。……五月丙寅,还次雁门。……庚寅,车驾至自南巡。……丙辰,北巡,至于参合陂,游于蟠羊山。秋七月,幸三会屋侯泉。……八月,幸马邑,观于灅源。九月乙亥,车驾还宫。诏司空奚斤还京师。

由这大段的记载不难知道,在奚斤率北魏军攻伐刘宋期间,明元帝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巡幸之中度过的。其间,留在平城的时间只有两次,第一次,自泰常七年十月甲戌至当月壬辰,共十九天;第二次,自泰常八年五月庚寅至六月丙辰,共二十七天:合计仅四十六天。而整个战争却进行了一年多。照此看来。明元帝的病情并不像《太宗纪》所云,达到了“不堪万机”的程度,至少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并没有真正认为自己行将就木。若按此,以太子焘为监国的原因似乎应以后一种说法为当。

前后两种说法,似乎均合情理,但又彼此排斥。这种说法上的前后不一致,看似奇怪,实际上并不奇怪,它正反映了明元帝的心里有一种难以明言的苦衷。换言之,上述两说都只是表面上的原因,而在明元帝心里实际上有着更为深沉的思虑。对此,明元帝没有说,大概也不便于说。

依笔者管见,明元帝用心良苦的目的是为了彻底地改变拓跋部传统的兄终弟及的习俗,以确保自己的长子拓跋焘的继承权利。为了说明这一点,拟从拓跋部的继承原则论起。

三、北魏史上首位太子

立太子,对于历代汉族王朝,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对于原系游牧部落的拓跋王朝来说,却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因为,在继承原则上,拓跋部的旧俗与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是绝然不同的,前者一贯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制,后者则是父子相承制。

兄终弟及制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吕思勉先生认为,在母系氏族社会中,以母权为中心,以母系血统相承续,因而兄弟为一家而父子非一家,于是有了兄终弟及的继承传统。⁽¹⁵⁾不过,吕先生的看法只谈了兄终弟及制的渊源,而未及探讨其延续到部落联盟时代末期的理由。其理由应该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不同于封建的帝王,既要有政治方面的才干,又要有做军事统帅的能力,所以大多数由那些年长而有威望者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兄终弟及制就显然较父子相承制要优越,因而它不仅能够在原始社会时期长期延存,而且在原始社会结束以后仍留有强烈的影响。

中原王朝废除兄终弟及制传统是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它的转化阶段在商、周交替之际。⁽¹⁶⁾西周以后,嫡长子继承原则逐渐占了上风,但在一些邦国之中仍保留有兄终弟及的习俗,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朝以后,嫡长子继承原则才取得彻底的胜利。

由《魏书》卷一《序纪》所列拓跋氏诸王世系⁽¹⁷⁾来看,在昭成帝什翼犍以前,王位基本上是按照兄终弟及制继承的。但是,在道武帝以后,皇位完全就按照父子相承制传递了。⁽¹⁸⁾这似乎说明北魏建国之始就以父子相承制取代了兄终弟及制,其转折过程较汉族社会所经历的要简单、顺利得多。韩国磐先生便根据拓跋氏早期继承顺序表认为,“到什翼犍以后,父子相承的继承法就确定下来。父子相承代替了兄终弟及”。⁽¹⁹⁾

其实不然,当道武帝登上王位时,什翼犍的代国早已灭亡十年了。是道武帝自己,率领拓跋部重新建立了一个国家。他并不是通过继承方式而是在代北诸部大人的推举之下登上王位的。而且,正如周一良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什翼犍诸子孙之中,道武帝的地位是十分尴尬的。从血统上看,道武帝虽然是献明帝之子、什翼犍之孙;但是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又娶了道武帝的母亲贺氏为妻,似乎道武帝又成了他祖父什翼犍的儿子。⁽²⁰⁾由于在宗室中处于一种不伦不类的地位,按照一般的途径恐怕根本轮不到他去继承王位。因此,在拓跋贵族的心目中,并没有将他看作法定的继承人。关于这一点,不难从以下两段史料中看出。

其一,《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载:

昭成末年,诸部乖乱,苻坚使刘库仁摄国事,嵩与元他等率领部众归之。刘显之谋难也,嵩率旧人及乡邑七百余家叛显走,将至五原。时寔君之子,亦聚众自立,嵩欲归之。见于乌渥,称逆父之子,劝嵩归太祖。嵩未决,乌渥回其牛首,嵩俛从之。见太祖于三汉亭。

关于寔君之子的事迹,史载不明,但是寔君在《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中有传。该传称,寔君为“昭成皇帝(什翼犍)之庶长子”。又称,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前秦攻代国时,寔君曾为争夺王位而“率其属尽害诸皇子”。寔君的行为使苻坚感到嫌恶,因而后来将他轘于长安西市。但是,就是像寔君这样一个人的儿子在当时居然也还有号召力,能“聚众自立”。长孙嵩就是上文述及的在明元帝以太子拓跋焘监国前被征求意见的两位大臣中的后一位。据其本传知,他不仅是拓跋贵族的首领人物,而且也是北魏的开国功臣。从上引史料中可以看到,像长孙嵩这样的一位重要人物,其本心却先欲投奔寔君之子,只是在于乌渥的勉力劝说之下,他才转而归于道武帝。长孙嵩的政治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它说明在寔君之子所聚之“众”中一定含有不少拓跋贵族,从而也说明拓跋贵族们并没有将道武帝视为当然的君王。

其二,《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窟咄传》载: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后,苻洛以其年长,逼徙长安,苻坚礼之,教以书学。因乱随慕容永东迁,永以为新兴大守。刘显之败,遣弟亢埿等迎窟咄,遂逼(魏)南界,于是诸部骚动。太祖左右于桓等谋应之,同谋人单乌干以告。太祖虑骇人心,沉吟未发。后三日,桓以谋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诛桓等五人,余莫题等七姓,悉原不问。太祖虑内难,乃北踰阴山,幸贺兰部,……(贺兰部帅)贺染干阴怀异端,乃为窟咄来侵北部。人皆惊骇,莫有固志。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节及诸乌丸亡奔卫辰。

窟咄之难在《魏书》卷二《太祖纪》中系于登国元年(386年)条下,是北魏建国之初的一件大事。这一事件虽然最后以窟咄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开始时道武帝却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状况下,这从上引《窟咄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数甚众的贵族和部帅“阴怀异端”或“亡奔”他部。这些人中,仅《窟咄传》提到的就有于桓、单乌干、莫题等七姓和贺染干、叔孙普洛节及诸乌丸等。

那么,于桓等人为什么要响应窟咄而反对道武帝呢?我想,莫题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是颇能代表当时一般贵族与部帅的心态的。《魏书》卷二八《莫题传》载:

登国初,刘显遣弟亢埿等迎窟咄,寇南鄙。题时贰于太祖,遗箭于窟咄,谓之曰:“三岁犊岂胜重载!”言窟咄长而太祖少也。

道武帝在登国元年时才十五岁,因而莫题以三岁犊喻之,以示轻蔑之意。其实,道武帝不仅在年龄上,而且在宗室中的地位上与窟咄相比都居于劣势,⁽²¹⁾这两条都应该是于桓等贵族与部帅反对道武帝而拥护窟咄的理由。由此也可见,道武帝即代王位事与父子相承的继承法无关。

要之,北魏建国之前,拓跋部尚处于部落联盟时期,其最高权力的嬗递,一贯实行兄终弟及制,根本谈不上立太子之事。而且,在北魏建国之初,拓跋部内的兄终弟及旧制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影响。

拓跋焘的父亲明元帝拓跋嗣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的长子,道武帝末年曾拟立拓跋嗣为嗣,此事在《魏书》卷三《太宗纪》中有记载,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二小节中已经述及。只是由于道武帝在立拓跋嗣为嗣之前实行子贵母死之制而将拓跋嗣的母亲刘贵人杀死了,致使拓跋嗣惶恐外逃,因而立嗣之事未果。时隔不久,天赐六年(409年)十月,道武帝又欲诛杀次子清河王绍之母贺夫人,引发了清河王政变,结果道武帝反被清河王绍杀死。所以,道武帝以后,获得皇位的是清河王拓跋绍。但是清河王绍并非道武帝的嫡长子,而且他是以政变的办法夺取皇位的。⁽²²⁾明元帝虽然是道武帝的嫡长子,但是,他的皇位也是发动政变而从清河王绍手中夺取的。⁽²³⁾由此可见,道武帝生前并未立成太子。

明元帝即位后,由于亲身经历了道武帝末年的政治动乱,对其症结所在有所认识,因而才使中贵人密问计于崔浩。于是,崔浩才建议按照中原汉族王朝的传统建立太子制度,并以临朝监国的办法来巩固太子的地位。有关这些情况,在下文中要详细考证。在这里则要强调指出的是,拓跋焘是拓跋部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太子,因此,以他为太子的事件实为北魏政治史上一次重大的改制。

四、清河王政变中提出的问题

拓跋部的继承原则兄终弟及制并没有与部落联盟推举制同步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北魏王朝建立以后,它的影响还延续了两代的时间。换言之,在明元帝以前,父子相承制并没有得到拓跋贵族们的首肯。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回过头来考察清河王政变中的一些细节。

关于清河王绍攫取皇位的情形,《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绍传》中记载道:

(道武帝)遂暴崩。明日,宫门至日中不开。绍称诏召百僚于西宫端门前,北面而立。绍从门扉间谓群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王公已下皆惊愕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群臣乃知宫车晏驾,而不审登遐之状。唯阴平公元烈哭泣而去。于是,朝野凶凶,人怀异志。

这段情节,《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纪》义熙五年(北魏天赐六年,409年)十月条下也有记载:

己巳,宫门至日中不开。绍称诏召集百官于端门前,北面立。绍从门扉间谓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众愕然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众乃知宫车晏驾,而不测其故,莫敢出声。唯阴平公烈大哭而去。烈,仪之弟也。于是,朝野忷忷,人怀异志。

对比这两段史料不难看出,《资治通鉴》记载的内容与《魏书》大体相同,而文字则较《魏书》要简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河王绍谓群臣之语中的“父”字之上,《资治通鉴》却反较《魏书》多了一个“叔”字。何以他处均略而此处反而多了呢?况且,这个“叔”字决非无关紧要之字,有无之间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有必要加以辨明。

在《清河王绍传》中,清河王拓跋绍所谓父、兄者即道武帝和明元帝。清河王绍召见群臣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宣布道武帝去世,并胁迫群臣承认自己占有皇位的现实,因而无须隐讳道武帝去世的事实,需要隐讳的只是道武帝的“登遐之状”。换言之,在清河王绍提出继承权的议题时,已经没有再提他的父亲的必要了。因为,倘若道武帝仍然健在,便无须讨论“公卿欲从谁”的问题。抑或是清河王绍故作闪烁之词乎?不过,在当时那种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似乎无此必要。看来,《魏书》所载清河王绍之语不合逻辑,而且不合逻辑的症结点正在一个“父”字之上。但若依《资治通鉴》,将“父”改作“叔父”,则上述不合逻辑之处即行消除。所以,仅从文字上推敲,《资治通鉴》多一“叔”字较《魏书》没有“叔”字妥当,“叔”字绝非凭空而衍。

以长孙嵩为首的北魏群臣大多是跟随道武帝久经政治动乱而深谙政治情势的开国功臣。细味《清河王绍传》所载情形可知,当宫门反常地至日中而不开时,他们大多已经预感到政治的变故,所不悉者只是具体情节而已。所以,在“良久”之间,他们更多地考虑的应该是“欲从谁”的问题,而不是判定道武帝是否已死及其死因等事了。照此揣测,则《魏书》的《清河王绍传》中,不仅“我有父”一语可疑,而且“良久,……群臣乃知宫车晏驾,而不审登遐之状”一语也确有玄虚之感。《北史》卷一六《清河王绍传》中,在“良久”以上均同《魏书》的《清河王绍传》,但是“良久”以下却略去了“群臣乃知宫车晏驾”之语,而将“不审登遐之状”语记录于长孙嵩答语之中。这样处理史料似更合乎情理。

长孙嵩语在《魏书》与《北史》中的不同,说明《魏书》和《北史》在材料的取舍上是有所不同的。《资治通鉴》所载又与二书不同,说明《资治通鉴》所据材料又不同于二书。不过,宋人编《资治通鉴》必然参考过《魏书》、《北史》二书,尤其是《魏书》,因而除多一“叔”字外,其余全同于《魏书》。然而,《资治通鉴》何以偏偏要留下一个“叔”字,而不依《魏书》将之删去呢?我认为,要么,宋人所见《魏书》原本中本来是有“叔”字的;要么,宋人认为所依材料中有较《魏书》更为可信者,而该条更为可信的材料中是有“叔”字的。

看来,如果清河王绍确有叔父,我们就应依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去讨论问题了。

清河王绍的叔父应即道武帝之弟,但是,《资治通鉴》卷一〇三《晋纪》咸安元年(371年)七月条下称道武帝为代王世子寔之遗腹子,似乎不应该有弟。不过,周一良先生已经证明,世子寔死后其妻贺氏上嫁了昭成帝什翼犍,并生有名拓跋觚者,此即《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中的秦愍王觚。后来,为了掩盖这段翁媳相配的“丑事”,史家将拓跋觚编排成为秦明王翰的儿子。⁽²⁴⁾据此知,拓跋觚应为道武帝的同母异父弟。但是,拓跋觚早在道武帝征中山时已被慕容普麟害死。⁽²⁵⁾

或许,《资治通鉴》所谓“叔父”系泛指与道武帝同辈的宗室兄弟。不过,当清河王绍政变时,这样的兄弟已寥寥无几了。在《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中明确记载为道武帝族弟者有吉阳男比干、⁽²⁶⁾江夏公吕,按辈分排列当为同宗兄弟者有西河公敦,⁽²⁷⁾但此三人与皇位继承权似不相干。《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中还有名拓跋烈和拓跋勃者。⁽²⁸⁾据本传载,拓跋烈为昭成帝的第三子秦明王翰之子、卫王仪之弟,而拓跋勃为昭成帝子力真之子,他们与道武帝系同祖兄弟。而且,拓跋烈与道武帝还出于同一祖母慕容氏。⁽²⁹⁾因而,与拓跋勃相比较,拓跋烈与道武帝的关系更为亲近。此外,拓跋勃本传关于其生前事迹仅有10个字的记载,在北魏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拓跋烈却是道武帝的同宗兄弟中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

在拓跋烈本传中不载其道武帝时爵位,《魏书》卷三《太宗纪》永兴元年(409年)十二月戊戌条称“阴平公元烈进爵为王”,则他在道武帝时尚位为公爵。拓跋烈在道武帝时事迹不详,本传仅称他“刚武有智略”,与道武帝是同祖兄弟大概是他受封公爵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清河王绍谋逆之际,他却表现得十分活跃。其本传载:

元绍之逆,百僚莫敢有声,惟烈行出外。诈附绍,募执太宗。绍信之,自延秋门出,遂迎立太宗。以功进爵阴平王。

在明元帝推翻清河王绍的政变中,拓跋烈的功劳在宗室贵族中是最高的。据上引《太宗纪》永兴元年十二月戊戌条载,与拓跋烈同日封王者仅有拓跋仪之子拓跋良一人,而拓跋良的受封仅仅是由于拓跋仪的旧功。⁽³⁰⁾

令人奇怪的是,当权势赫赫的长孙嵩也不得不向清河王绍暂表屈从而声言“从王”之时,当“王公已下皆惊愕失色,莫有对者”之时,却唯有拓跋烈敢于“哭泣而去”,并引得“朝野忷忷,人怀异志”。何以在道武帝生前并不十分显赫的拓跋烈突然会有如此大的能量呢?而且,更值得奇怪的应当是拓跋烈的哭泣。虽然,在当时所存的拓跋宗室贵族之中,拓跋烈无疑已经是与道武帝亲缘关系最近者,但是他的同母兄拓跋仪却刚刚于两个月之前被道武帝赐死。⁽³¹⁾因而,很难将他的哭泣解释为为哀悼道武帝之死而由衷发出的情感。拓跋烈的哭泣当别有原因。

我以为,拓跋烈实际上与道武帝有着较表面上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他们出于同一个母亲献明皇后贺氏。而《资治通鉴》所载清河王绍语中所谓的“叔父”,并非指别人,正是指拓跋烈。

五、拓跋烈是道武帝的同母弟

拓跋烈本传颇略,而其兄卫王拓跋仪本传却颇详。因此,欲证拓跋烈为道武帝的同母弟,不妨先证卫王仪为道武帝的同母弟。

既然仪、烈与秦王觚为兄弟关系,且均被列为秦明王翰之子,⁽³²⁾而秦王觚已被周一良先生证为什翼犍与其儿媳贺氏之子,那么仪与烈是否也同样有此可能呢?

卫王仪之母史书无载。《魏书》卷二三《刘库仁传》称:

建国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坚以库仁为陵江将军、关内侯,令与卫辰分国部众而统之。……于是献明皇后携太祖及卫、秦二王自贺兰部来居焉。

同书卷八三上《外戚上·贺讷传》也载:

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后与太祖及卫、秦二王依讷。

可见,卫王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与道武帝和秦王觚一起由道武帝母献明皇后贺氏扶养的。

按照卫王仪本传的记载,贺氏与卫王仪的关系为婶侄关系。献明帝死后,贺氏为其翁昭成帝什翼犍所娶,则此后贺氏与卫王仪之间的关系应为祖孙关系。倘如是,则按惯例道武帝等三人的排列应按亲疏先排贺氏二子道武帝与秦王,然后再排作为侄子或孙子的卫王仪,史书中当书作“太祖及秦、卫二王”。然而,何以却在道武帝与秦王之间插入了卫王仪呢?似不可解。要么,他们之间是按年龄排列的,不过按年龄排列的前提应是亲缘关系平等的情况。秦王觚在《魏书》卷一三《皇后·献明皇后贺氏传》中被称为“后少子”。如上节所述,周一良先生认为此人即《昭成子孙列传》中的秦愍王觚,他是贺氏再嫁昭成帝什翼犍后所生。而在《昭成子孙列传》中,这位秦王觚被记为卫王仪和阴平王烈的弟弟。那么,如将这些迹象联系到一起来看,那位能有资格夹在道武帝和秦王觚之间的卫王仪便也颇有为昭成帝与贺氏所生的嫌疑了。

《魏书》的《序纪》、《太祖纪》和《献明皇后贺氏传》均载,代国被前秦灭亡后,拓跋部部众纷纷离散,贺氏也因此历尽艰难。贺氏死于皇始元年(396年)六月,时年四十六岁。⁽³³⁾则自昭成帝建国三十九年(376年)至登国元年(386年)道武帝即代王位为止的这一段颠沛流离阶段,贺氏正处于二十六岁至三十六岁之间。而在这一阶段内,道武帝年龄是六岁至十六岁。秦王觚的年龄应当更幼小。以一位失国失家的青年寡妇带上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四处奔波,已属困难之举,何以还要带上一个侄子或并非嫡亲的孙子呢?令人不可理解。更何况,《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秦明王翰传》载,秦明王翰卒于昭成帝建国十年(347年),则设若卫王仪为秦明王翰的遗腹子,到建国三十九年也应有二十九岁了,无须由一位二十六岁的妇人所“携”。因此,卫王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秦明王翰之子。⁽³⁴⁾从其长期由贺氏扶养来看,卫王仪应该也像秦王觚一样,为贺氏之亲子。也只有这样,将他排在道武帝与秦王之间才合适。不过,道武帝既然为遗腹之子,卫王仪也就不应是献明帝寔之子了,他应当和秦王一样,为贺氏再嫁昭成帝后所生。只有这样,他才有资格排在道武帝与秦王之间。

正如周一良先生在《崔浩国史之狱》中指出的那样:

魏收修一百六十年之历史仅十余月而成,其书前半大多本于北魏旧史,故本纪中皆不免于粉饰,抹去昭成被擒入长安及道武流放至蜀等事。北魏史臣叙崔浩国史一案之罪行,自不敢再斥言其事,详细记述,而不得不含混其词,以免重新暴露北魏鲜卑统治者祖先之羞耻屈辱。魏收修史虽在北齐之世,而因袭旧文,未加改易。

《魏书》中关于北魏早期历史不实之处颇多,但是,伪造与删削历史必不能做得十分彻底、干净,难免会遗下漏洞,而被后世揭发出来。周先生便以《晋书》为依据,补以《宋书》、《南齐书》等史籍,揭出了代国败亡以后什翼犍被迫内徙长安以及什翼犍曾与其儿媳即道武帝的嫡母贺氏婚配等历史事实。被周先生揭出的这些史实,是北魏统治者最避讳的所谓“耻辱”与“丑陋”的秘情,因而《魏书》对这些史实处处予以遮掩。而本节所讨论的卫王仪与贺后的真实关系如果被暴露出来,必然会触及上述一系列“耻辱”与“丑陋”的秘情,尤其是什翼犍曾与其儿媳贺氏婚配的真相,因此,它当然也在被遮掩的范围之内。

然而,这种遮掩也同样难以周全,难以不留漏洞。这个漏洞就发生在《魏书》卷一三《皇后·献明皇后贺氏传》中,该传载:

后刘显使人将害太祖,……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饮显使醉。向晨,故惊厩中群马。显使起视马。后泣而谓曰:“吾诸子始皆在此,今尽亡失。汝等谁杀之?”故显不使急追。

按,贺氏“吾诸子始皆在此,今尽亡失”一语实将天机泄漏,为我们提供了贺氏与卫王仪之间关系的消息。“诸”应泛指三人以上,则其夜所逃绝非道武帝一人,也非道武帝与秦王觚两人。那么,这第三个人是谁呢?据《太祖纪》所载知,道武帝在即代王位之前曾先后在独孤和贺兰两部寄居。又从上引《刘库仁传》和《贺讷传》知,道武帝在这两部时是与贺氏和卫、秦二王在一起的。而《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卫王仪传》也称:

太祖幸贺兰部,(仪)侍从出入。

联系本节上文所证,这第三个人只能是卫王仪了。他与道武帝和秦王觚合为三人,因而才可以以“诸”字概称。⁽³⁵⁾综上所证,卫王仪理应为贺氏所生。从排列顺序推断,为道武帝弟、秦王觚兄。

阴平公烈母不见于史载。阴平公烈既然为卫王仪之弟,那么依据本节上述对卫王仪年龄的论证的原理去推测,他也不可能是秦明王翰所生。然而,史家却硬是将他挂在秦明王翰的名下,其原因应该与秦王觚被编排成为秦明王翰的儿子是一样的。那么,同理可推,阴平公烈也应该像其兄卫王仪、其弟秦王觚一样,是道武帝的同母弟。则上述贺氏所云“诸子”之中还应该有阴平公烈。据《序纪》记载,献明帝寔死于昭成帝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371年),什翼犍死于建国三十九年(376年)。在此六年之内,除了遗腹子道武帝外,贺氏又生下了卫王仪、秦王觚和阴平公烈。虽然生育得密一些,但并非不可能。

至此,《资治通鉴》所载清河王绍语中的“叔父”得到了证实,此人即阴平公烈。看来,《资治通鉴》所载清河王绍语不误,有误的倒是《魏书》和《北史》。

有必要赘言的是,《北史》清河王绍本传所误可能是受了《魏书》清河王绍本传的影响;《魏书》清河王绍本传之误则很可能还是为了隐去阴平公烈与道武帝同母异父的关系,从而遮掩住什翼犍与贺氏翁媳婚配的“丑事”。《资治通鉴》成书晚于《魏书》与《北史》,却未受二书错误的影响,司马光等人史识的高明于此也可见一斑。不过,魏收修《魏书》贺氏本传时却未将可能导致后人猜测的“诸”字删净,是他粗心了呢?还是故意留下了这一疑点呢?如今已不得而知了。然而,其客观上的效果却是暴露了卫王仪等亦是贺氏之子的秘情。

六、道武帝末年的皇位之争

卫王仪和阴平公烈为道武帝之同母弟事后世虽已不明,当世却难以隐瞒,尤其在宗室之中。而且,卫王仪和阴平公烈既然都是昭成帝什翼犍之子,按照拓跋部旧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他们是理直气壮地具有皇位继承之权的。这一点在宗室之内也有所反映。《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陈留王虔附朱提王悦传》载:

悦外和内佷。……后为宗师。悦恃宠骄矜,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卫王仪美髯,为内外所重,悦故云。

朱提王悦既为宗师,因而他的言论是颇能代表拓跋宗室的一般看法的。从卫王仪本传中所载其在北魏建国时期的赫赫功勋来看,卫王仪为“内外所重”本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是史臣在《朱提王悦传》中却将那“内外所重”的原因归结为“卫王仪美髯”,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上引史料中,朱提王悦与王洛生所言是有关“宫车晏驾”以后的事,那么,与“宫车晏驾”有关的最要紧的事是什么呢?朱提王悦虽不敢明说,言外之意却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关于皇位继承的问题。所以,卫王仪为“内外所重”的原因绝不是什么“美髯”,应该是他的功勋加上他在宗室中的地位。而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卫王仪在宗室中的地位,尤其是他与道武帝同母弟兄的关系,显得更加重要。至于史臣所以要将卫王仪为“内外所重”的原因归结为“美髯”,并不是对卫王仪在宗室中的地位不了解,我想,除了因为当时的风俗重美髯外,更重要的也还是为了遮掩道武帝与卫王仪的不同一般的亲缘关系,以免暴露出昭成帝什翼犍与贺氏翁媳婚配的“丑事”。

在道武帝的末年,北魏政权第一次面临皇位继承的问题,因而人们在考虑皇位继承人时自然会带上部落联盟时代的倾向,更何况拓跋部内原先奉行的兄终弟及制并未明令取消,所以在拓跋贵族们的心目中卫王仪就自然成了“内外所重”的对象了。甚至,体味朱提王悦之语,不仅卫王仪这位道武帝的同母弟应该拥有继承之权,而且连朱提王悦也不是不可以对皇位抱有企望的。

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和拓跋贵族们对这一原则的看法道武帝不会不清楚,但是,这位追慕汉化的君主却想要改变这一原则,代之以父子相承制了。于是,建有赫赫功勋的卫王仪便成了道武帝心头的大忌。

从《太祖纪》和《卫王仪传》等有关史籍可知,道武帝与卫王仪之间并无政治见解方面的不同看法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卫王仪不但在北魏的建立过程中立有首功,而且在文治上也是紧紧追随道武帝的封建化与汉化方针的。这在《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卫王仪传》中记载得很清楚:

先是,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学博今古。初来入国,闻仪待士,先就仪。仪并礼之,共谈当世之务,指画山河,分别城邑,成败要害,造次备举。谦等叹服,相谓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当附其尾。”

正如《卫王仪传》所载,侯岌等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士人,其中许谦和张衮还是北魏早期重要的汉族功臣,他们在《魏书》卷二四中有传。《许谦传》称:

许谦,字元逊,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之学,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嘉之,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与燕凤俱授献明帝经。……登国初,遂归太祖。太祖悦,以为右司马,与张衮等参赞初基。

《张衮传》称:

张衮,字洪龙,上谷沮阳人也。……衮初为郡五官掾,纯厚笃实,好学,有文才。太祖为代王,选为左长史。……衮常参大谋,决策帏幄,太祖器之,礼遇优厚。……衮遇创业之始,以有才谟见任,率心奉上,不顾嫌疑。

张衮、许谦虽然出身于边远郡县,但他们是北魏建国初期道武帝身边主要的汉族谋士,所以他们对于卫王仪的评价是颇能代表北魏朝中大多数汉族士人看法的。他们对卫王仪异常“叹服”,竟至于甘心“附其尾”的程度,这自然不免有阿谀之嫌。但是,综合上述史料,客观上也不难看出卫王仪对中原状况的了解和对汉族士人的礼遇。这说明,在对待封建制度和汉文化的态度上,卫王仪和道武帝不会有大的冲突。

但是,平城政权建立以后,道武帝与卫王仪之间的矛盾却逐渐激化了。道武帝在末年时更加处心积虑地猜忌卫王仪,而卫王仪也在暗地里伙同贵族穆崇策划造反。两兄弟相争的结果,卫王仪不得不“单骑遁走”,最终被道武帝“追执”后“赐死”。⁽³⁶⁾不过,这种悲剧情况的出现,仍然不是由于道武帝与卫王仪在政治见解和思想意识方面发生了分歧,他们之间矛盾的焦点是皇位继承问题。对此,在《卫王仪传》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将两个人的心理状态勾画得活灵活现,该传载:

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仪入。太祖曰:“卿闻夜唤,乃不怪惧乎?”仪曰:“臣推诚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辄自安。忽奉夜诏,怪有之,惧实无也。”太祖告以世祖生,仪起拜而歌舞,遂对饮申旦。召群臣入。赐仪御马、御带、缣锦等。

世祖即道武帝的嫡长孙、明元帝子拓跋焘。道武帝与卫王仪的这一段对话颇具戏剧性,在表面欢乐的“歌舞”与“对饮”之中,实际上进行的是一场令人心悸的关于继承权利的谈判。道武帝在拓跋焘出生的当夜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喜讯,其深层次的用意正在于表明,他要让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继承皇位,而决不允许宗室弟兄插足。道武帝特意独召卫王仪先入宫中,正是因为卫王仪“为内外所重”,是按照拓跋部遗制中兄终弟及的原则而最有资格的继承皇位者,也就是道武帝认为必须首先从继承行列中排除掉的对象。而在道武帝隐隐的压力之下,卫王仪不得不“拜而歌舞”,暂表屈服了。

在排除卫王仪等宗室兄弟的继承权的同时,道武帝为了预防皇权受到母后势力的抑制,还建立了子贵母死制度,并按照制度先杀死明元帝母刘贵人,后幽禁清河王绍母贺夫人。然而,事与愿违,道武帝矫枉过正的手段致使明元帝被迫出逃,引发了清河王政变,结果道武帝自己被杀。⁽³⁷⁾因而,道武帝虽有立父子相承法的强烈愿望,却终其世而未能明确地将兄终弟及制废除。所以,直到清河王绍政变时,在拓跋贵族的心目中仍然认为兄终弟及遗制是合理的。发动政变的清河王绍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要向群臣发出“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这样的问题,甚至在他的问话里,叔父还排在兄的前面。那些默然“良久”的群臣中这样认为的也不少,因此,他们之中竟没有一位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应该从清河王之兄拓跋嗣者。这,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父子相承的原则尚未名正言顺。最后,只好由长孙嵩说出了“从王(指清河王绍)”这样一句既可以理解为“由你决定”,又可以理解为“请你即位”的模棱两可的答话。

清河王绍的问话中虽然不提自己,言外之意却专在自己,所以,他实际上是将阴平公烈这位仅存的叔父的继承皇位之权剥夺掉了。现在,我们已经明白阴平公烈何以会在清河王绍政变后如此激动地大哭而去了,究其实并非痛悼道武帝,乃是惊恐与痛心交错的心理反映。他一方面害怕因自己被清河王绍视为可能的皇位继承人而受害,另一方面也确实为自己失去了皇位继承之权而痛心。不过,兄终弟及制在贵族大臣中毕竟仍留有影响,所以,当众人都“莫敢有声”的时候,处于两难境地的阴平公烈却敢大哭而去,并引得“朝野忷忷,人怀异志”。而“人怀异志”的形势终于被明元帝利用来发动政变,推翻了攫取政权不久的清河王绍。

在《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绍传》中,清河王绍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凶狠险悖,不遵教训”的篡位者的形象。然而,从客观上看,清河王绍的篡位之举恰恰成了扫除兄终弟及遗制的笤帚,为明元帝以父子相承法取代兄终弟及制作了铺垫。

七、崔浩窥破明元帝的心病

明元帝之世,宗室之间皇位之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列传》中称道武帝有十男:除明元帝外,称王者有七人,余二人早夭。在这七王之中,清河王绍的结局上文已述,其他六王中有四王在明元帝时期先后去世。他们之中,最早死的是河间王脩和长乐王处文,二人均死于泰常元年(416年)。⁽³⁸⁾稍后死的是阳平王熙和河南王曜,前者死于泰常六年(421年),后者死于泰常七年(422年)。⁽³⁹⁾这四王去世的时候都很年轻,阳平王熙死时二十三岁,河南王曜死时二十二岁,长乐王处文死时十四岁。⁽⁴⁰⁾河间王脩去世的年龄不见记载,他在《道武七王列传》中排列于长乐王处文之上、河南王曜之下,河南王曜泰常元年时十六岁,则河间王脩死时年龄应在十四岁至十六岁之间。虽然这四个人去世的原因其本传均不记载,但是他们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去世,使人很难相信他们竟那么凑巧地全都死于疾病。

阳平王熙本传载:

阳平王熙,……聪达有雅操,为宗属所钦重。太宗治兵于东郊,诏熙督十二军校阅,甚得军仪。太宗嘉之,赏赐隆厚。后讨西部越勤有功。

河南王曜本传也载:

河南王曜,……五岁,尝射雀于太祖前,中之。太祖惊叹焉。及长,武艺绝人,与阳平王熙等并督诸军讲武,众咸服其勇。

看来,阳平王熙和河南王曜二人的武功及在宗室中的影响都是令人嘱目的,这种情况很难不引起明元帝的疑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王曜死于泰常七年三月乙丑,时距明元帝以拓跋焘监国仅仅两个月,距以拓跋焘为泰平王和拜相国的时间仅仅九天。换而言之,此时正是明元帝为皇位继承问题忧心忡忡之际。这令人不得不怀疑四王之死,特别是阳平王熙和河南王曜之死与明元帝或许有一定的关系。

除上述四王之外,还有两王为广平王连和京兆王黎,二人分别死于始光四年(427年)和神元年(428年),⁽⁴¹⁾属太武帝之世。此二王名列道武七王之尾,在明元帝时他们虽然年纪尚幼,但也比太子拓跋焘年长。广平王连和京兆王黎均受封于天赐四年(407年),⁽⁴²⁾距泰常七年为十五年,则当明元帝以拓跋焘监国时他们二人至少已超过十六岁,而当时拓跋焘年仅十五岁。⁽⁴³⁾有此年长于拓跋焘的两王存在,而兄终弟及继承原则又未被彻底破除,难怪乎明元帝要忧心忡忡了。

阳平王熙等死得不明不白,由于心虚,明元帝自然会因“怪异屡见”而惶恐不安。而此种心情又难以向人明言,所以后来他谈及以拓跋焘监国的原因时会有为了身后之计和为了专意攻伐的两种相互排斥的说法。笔者决不是认为这两种说法不能成立,只是认为,它们都属于可以明言的原因,而在明元帝心中实际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而不可明言的原因,那就是担心将来拓跋焘的皇位可能被广平王连、京兆王黎以及其他年长有器望的宗室成员夺走。而明元帝的这块心病被崔浩窥破了。

崔浩出身于北方汉族第一高门清河崔氏,《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载:

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也,白马公玄伯之长子。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

崔浩具有很高的封建文化修养,十分熟悉汉族王朝的典章制度。同时,他的父、祖和他本人都曾长期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担任过后燕、北魏等王朝的重要行政职务,明习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殊政情。而且,他还亲眼目睹了道武帝末年的动乱。《崔浩传》又载:

天兴中,给事秘书,转著作郎。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隐,避目下之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太祖知之,辄命赐以御弼。

正因为崔浩亲眼目睹了道武帝末年的动乱,所以他才能总结历史经验,针对明元帝时期北魏皇室的现状,适时地提出建立太子制度并以太子监国的办法去解决皇位继承问题的建议。崔浩所上建议恰好对症下药,解除了明元帝的心病。

至于本节第一小节中提到的长孙嵩,他是鲜卑贵族的代表,只有得到他的支持,立拓跋焘为太子和以太子监国事才能有成功的保障。所以,明元帝在密问崔浩以后还要再去征求长孙嵩的意见。

从表面上看,这场以汉族的太子监国古制取代拓跋部的兄终弟及遗制的改革活动似乎并未受到来自旧的部落贵族方面的抵制。我们在《崔浩传》中看到,崔浩提出太子监国的建议之后,接着便是“太宗纳之”,随后就有“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等语。似乎是,明元帝接受崔浩的建议十分痛快,崔浩实施其建议也很顺利。而在《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中,只见“太宗寝疾,问后事于嵩”时,长孙嵩便当即表明了“立长则顺”等支持之语,紧接着便有“乃定策禁中。于是,诏世祖临朝监国”等语。仿佛以长孙嵩为首的拓跋部贵族们也是心悦诚服地赞成太子监国之举的。其实并不见得,史家行文虽然衔接,实际上从崔浩提出建议到正式确立拓跋焘为太子监国之间却是有一段时间间隔的。因为,明元帝使中贵人密问计于崔浩时虽然“恒有微疾”而“疗治无损”,但只是担心“一旦奄忽”,尚未达到即将“奄忽”的地步;而且,事后明元帝还有与左右侍臣“游行四境,伐叛柔服”之心。而当明元帝“问后事于嵩”时,则已是“寝疾”的状况了。

那么,从“恒有微疾”到“寝疾”之间,经过了多久时间呢?史家虽未说明,崔浩的建议中却已透露。在崔浩的建议中有“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之语,一周为十二岁,⁽⁴⁴⁾据《魏书》卷二《太祖纪》和卷四上《世祖纪上》载,拓跋焘生于天赐五年(408年),可以推知崔浩发表建议的时间为泰常四年(419年)之前。而明元帝正式定策以拓跋焘为皇太子监国的时间是泰常七年(422年)的五月。由此可见,从明元帝使中贵人问计于崔浩到定太子监国策之间相距了三年之久。立太子虽为国家大事,但具体程序并不复杂,竟要酝酿三年之久,其间绝非风平浪静,定有相当的曲折,只不过史家未录罢了。

太子监国制度的实质是在皇帝生前将最高政治权力赋予太子,使他的继承权力成为既定事实,又让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从而达到防止皇叔觊觎皇位而使太子顺利继承皇位的目的,这是现实上的意义。较此深远一层的意义则是以父子相承制取代了兄终弟及制,也即以汉制改造了胡制。崔浩上建议时是否含此用心,史无明载,但其客观作用确实如此。

自拓跋焘开始,父子相承制便成了北魏皇位传递的传统。⁽⁴⁵⁾所以,当皇兴五年(471年)献文帝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欲禅位于其叔京兆王子推时,任城王云便大声疾呼地反对。《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载:

延兴中,显祖(献文帝)集群僚,欲禅位于其叔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任城王)云进曰:“……父子相传,其来久矣,皇魏之兴,未之有革。皇储正统,圣德夙章。……愿深思慎之。”

任城王云为了阻止献文帝计划的实施,抬出了“父子相传,其来久矣”的说法。其实这一说法是传统的汉族社会状况,并非早期的拓跋社会状况,但是任城王云却在理直气壮地运用,而且任城王云恰恰还是献文帝的亲叔、京兆王子推的异母弟,可见,此时“父子相传”在拓跋贵族的观念中已经相当巩固了。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拓跋政权封建化过程之一斑。

最后要说明的是,明元帝所以能够接受崔浩的建议,除了客观形势的需要外,也与他本人有关。像他的父亲一样,明元帝也是一位追慕汉文化的帝王。《魏书》卷三《太宗纪》载:

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

从遗有著述来看,明元帝这位拓跋氏出身的皇帝对于汉文化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精深的程度了,所以以封建的汉王朝的父子相承制代替兄终弟及的部落遗制是不难被他接受的,因而崔浩的早建东官并授之以政权的监国制度正合乎他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