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刘文典先生的几则传闻与逸事

我记忆中的刘文典先生的几则传闻与逸事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蔺若连　口述

（1960年云大物理系毕业）

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大学师资力量雄厚、人才济济，许多有名的教授在校任教。当时的云大真算得上是一所国内知名度很高的高等学府。

1956年我有幸考上云大物理系，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进校以后，听高年级同学介绍，得知在学校一大批有名望的教授中，有一位教授特别引人注目、颇负盛名，是全省唯一的一位一级教授。他就是刘文典先生。(www.guayunfan.com)刘文典住过的云南大学新村三号平房

1947年省政府从轻处置云南大学被捕学生致电刘文典等教授的函（1）

1947年省政府从轻处置云南大学被捕学生致电刘文典等教授的函（2）

在学校里，我们的宿舍在学校北院，而刘老先生的住房就在我们上下课必经的路边。所以，我们经常在路上遇到刘老先生。虽然我们不是文史系的学生，但在我们心中，他不仅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更是一位学界泰斗，是云大的骄傲。每次遇到他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总是毕恭毕敬地向他点头致意。在校几年里，从高年级同学口中和学校校刊上耳闻目睹了一些有关刘老先生的逸事。

一、刘文典先生和鲁迅

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很高。听中文系的同学说，刘文典先生在一次纪念鲁迅的会上，评价鲁迅时有一些不当言论，为此曾受到批评。以后有一篇回忆文章中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文章谈到鲁迅是众所追崇的革命文学家。新中国成立前夕，云大召开了一次鲁迅先生纪念会，因为刘老先生和鲁迅都曾留学日本，两人又是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而且在北大又是同事，介绍鲁迅先生的人选非刘文典先生莫属。于是，请他在纪念会上做介绍鲁迅先生的报告。刘老先生在报告中对鲁迅的评价很高，说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和《彷徨》等是伟大、不朽的作品，而对鲁迅的一些杂文则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对打落水狗的提法，认为似乎过于极端。刘老先生的意思是对人不能太刻薄，要宽容一些，他甚至把周氏兄弟之间的不和也归罪于互不宽容。刘老先生的这种看法对耶？错耶？只能让历史去做结论。而在当时对鲁迅敢发出这样的言词，怎么会不遭到严厉的批评呢？

二、刘文典先生和五四运动

1957年在云大纪念五四运动的专刊上，刘文典先生发表了一篇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因为他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之一，校刊编辑部特约他撰写这篇文章。

文章记叙了他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由于当时内政腐败，国际上受帝国主义欺辱，很多热血青年上街游行、请愿，当时，他正在北大。有一天，他到教务处，听到关于学生上街游行、请愿的事，有些老师对此认为学生应好好读书，不应过问这些国家大事。刘老先生听到后十分气愤，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立刻加入这场运动，并联合其他有正义感的教师，支持青年学生的斗争。在北大，这场运动中的“一马二刘”是很有威信和很有名气的。一马是指马寅初、二刘是指刘半农和刘文典。文章最后，刘老先生很谦虚地承认现在自己是落伍啦！真所谓好汉不提当年勇！

三、刘文典先生在“反右运动”中

1957年的那场“反右运动”，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是一场灾难。“运动”以帮助党整风，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向党和领导提意见为开场锣鼓。于是，许多老师和学生口无遮拦地发表了一些批评领导的意见。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斗争”，于是许多人就掉进“阳谋”的深渊中。也许刘文典先生具有深厚的生活阅历和历史经验，早就对这场“阳谋”有所预知，在鸣放期间，他似乎没有发表什么值得批判的言论。只不过后来在批判“右派”会议上，他的发言备受指责，其中一例是他说不要让秦瓒（二级教授、经济学家）掉到“右派”泥塘中，他在前边拉，其他人在后边推一把。有人在云大校刊上批评刘老先生，以嘲弄的口吻说：你老先生都在“右派”边缘上自顾不暇，还说拉人家一把，何况你想向“右”拉，还是向“左”拉呢？另外一例是有次批判“右派分子”会议上，他发言说“右派分子”和“反右”积极分子间的斗争是一场君子和小人间的斗争，君子和小人之争斗古已有之。于是有人在校刊上责问刘老先生：“你说‘右派分子’和‘反右’积极分子之间是君子与小人之斗，请你说清楚，谁是小人，谁是君子？”

四、刘文典先生在云大的最后岁月

“反右运动”之初，刘老先生没有受到太多冲击，更没被划为“右派”，这大概与他在国内外名声太大有关吧。虽然当年还没有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的称呼，但在云大中文系一些比较“左”的同事的眼中，刘老先生就是“又臭又硬的石头”。于是“反右”后期他就受到公开批判。当年，云大校刊上发表了几篇批判刘老先生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刘文典先生如是说》，批判材料多半是刘文典先生的几首旧体诗以及对它的分析。听说刘文典先生喜欢写一些旧体诗，多为感怀之作，上课时，一高兴就会让人抄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欣赏。有些被别人抄录，在批判文章上引用。例如，“天阁传书事已乖，谋食江南且为佳。而今不卖长门赋，且向滇池写洛神。”批判者说，刘老先生当年为蒋介石撰写六十寿序，为原昆明市长庾晋侯妻子写墓志铭，非卖又而何？又说，你把京剧和滇剧演员称为“洛神”，是对新中国演员的侮辱。这里所说演员，特别是女演员，他们从小学戏，文化程度不高，每当他们演古戏时，就要向刘文典先生请教剧中的历史，甚至历代的服饰等，而刘老先生酷爱京剧和滇剧，经常与这些演员往来，这些也成了批判刘文典先生的“炮弹”。

为了批判的需要，别有用心的人还不择手段地搜寻“炮弹”。刘文典先生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看到毛泽东红光满面，身体魁伟，形象丰满时，禁不住发出“龙形虎骨”的感叹。这本来是表达他对领袖的尊重，竟被作为诋毁毛泽东形象的“证据”，说什么“龙形虎骨”指的是帝王形象。将毛泽东说成“帝王”成了刘文典先生又一罪状。

1957到1958年间，刘文典先生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批判与冲击，加之年迈多病，这位国学大师不久就溘然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