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秀的地图制作理论

地图是地理学的特殊语言，最能直接、明确地表现各种地理认识和地理要素。因此，我国人民从很早就开始利用地图。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放马滩发现的木板地图，就是一幅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末期秦国的区域地图。1973—1974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三幅西汉帛画地图（西汉初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军事图、都邑图），比较准确地表现了所绘地区的地理形势（山川、道路、居民点等）。但是，由于这些地图还缺乏统一的制图理论和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制作上的误差。如《地形图》的比例尺大小，从该图绘制面积来测量，大致为1:17万—1:18万之间，表现在地图上就是中心部分绘制较准确，周边地区误差较大，比例不统一。

如何提高地图的准确表现力，制订一套比较科学的地图制作原则，不仅是一般的绘制地图的技术问题，也是有关地理认识的重要问题。从史书记载来看，我国最早进行地图制作理论总结，并提出一套制图方法论的人，是晋朝裴秀。

裴秀（224—271），字秀彦，魏晋时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出身于士族家庭，自幼聪颖好学，曾随司马昭出兵淮南，收集了许多地图资料。后任司空等官时，又接触到国家收藏的地图等资料，为他建立地图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鉴于当时战乱后，全国地图散失较多，而古代旧地图也因地名变迁，注解不一，或者制作粗糙，不便于使用。于是，他便考释《禹贡》中的山川等记述，以及九州与当时16州的变化，主持编绘了《禹贡地域图》18幅，又缩绘了汉代的全国地图为《地形方丈图》。

正是在这种对地图的广泛了解和制作实践中，他逐渐总结经验，建立起一套地图制作的理论原则——制图六体。

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所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其内容包括：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斜）、迂直六个要素。

分率即比例尺；准望为方位（是指以互相垂直的线条在图纸上画满符合一定要求的方格，这样既能表示缩小的比例，又便于确定方位。这种方法称为“计里画方”）；道里是指距离；高下、方邪、迂直是指对曲折变化的复杂地理要素的处理方法，即高取下，方取邪，迂取直。

关于这六条原则在地图绘制中的作用及意义，裴秀也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说：绘制地图的法则有六条。第一叫分率，也就是比例尺，是用来区别地域面积大小的；第二称准望，是用以确定彼此间方位的；第三是道里，是用以确定路程远近的；第四是高低；第五是方邪；第六是迂（曲）直。这后三条要因地制宜，用来校正由于地形起伏、方向偏差和迂回弯曲所引起的误差。地图上如果只有图形而无比例尺，就不能判断距离的远近；有比例尺而没有方位，虽然某一处正确，但其他地方又必然会产生误差；有方位而没有道路里程，在山海隔绝的地方就不能相互通达；有了道路里程而没有地表高低、方向方位、道路迂直的校正，则图上量算的里程，必然和实际不符，方位也就不正确了。用这六条制图法则，互相参照、订正，然后，图上距离的远近决定于比例尺，彼此间的方向位置决定于方位，道路的距离决定于里程，实际的距离应通过订正高下、方邪、迂直量算出来。所以，虽然有高山大海的阻隔，绝险远方之地，以及高低不平崎岖等情况，都可以在地图上正确表现出来。只要订正了方位，曲直远近就很容易显示出来了。

裴秀的制图理论中，除没有提到今天地图中的投影和经纬度之外，其他主要问题（比例尺、方位、高差、距离等）都已明确提出。更重要的是，由裴秀所建立的这一套地图制作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地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形成以“计里画方”为主要特征的地图学体系。如北宋沈括就曾在裴秀800年后修订过这一制图理论，提出了分率、准望、牙融（指拼图的原则方法）、傍验（指校验）、高下、方邪、迂直的制图七原则。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地图都深受这一原则的影响，如唐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北宋沈括的《九令图》、绍兴七年（1137）上石的《禹迹图》（保存在今西安碑林）、元朱思本的《舆地图》、明罗洪先的《广舆图》等，清末的许多地图在使用经纬线的同时，还使用计里画方之法。所以，裴秀制图六体的提出，是中国传统地图学发展的一个飞跃，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