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通过党的十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的人，在中央高层领导中取得了更大的权力，特别是王洪文已被选为接班人，并被指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王洪文进行传帮带。在筹备党的十大期间，凡是要向毛泽东请示的，都是由周恩来、王洪文共同署名。但江青一伙的野心急剧膨胀，他们结成帮派，制造动乱，大搞阴谋活动，变本加厉地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妄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其实，江青集团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攻击，早在“九一三”事件后就日益加温升级了。

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主持的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领导全军的工作。对周恩来、叶剑英分别主持中央和军委的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是耿耿于怀的。同时，在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下所进行的各项消除林彪影响的实际工作，如解放受迫害的干部，努力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局面，继承、恢复和健全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调整农民收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又都在实际上起了纠正“文革”错误的作用。这对依靠“文革”起家的江青、张春桥一伙来说，无疑是触到了他们的痛处。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周恩来、叶剑英为改变林彪造成的混乱局面，为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江青一伙又极力进行抵制阻挠，伺机发难，不断挑起事端，力图把否定“文革”的罪名扣在周恩来等人的头上。对立双方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江青依仗她的特殊身份，以“文化大革命”的卫道者自居，用颠倒是非的手段，把许多问题搞得扑朔迷离。

毛泽东是不允许任何人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所怀疑的。在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的政治天平，更多地偏向了江青一伙那边。(www.guayunfan.com)

1973年7月，即在党的十大召开前不久，毛泽东对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的工作有过一次批评。江青集团利用此事向周恩来发起了一场猛烈进攻。

事情的经过大体上是这样的：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该文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看了以后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提出了批评。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的批评后，立即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且主动作自我批评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7月4日，毛泽东约负责主持起草十大文件的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再次就此事提出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4]

谈话中，毛泽东还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表示不赞成骂秦始皇，认为郭沫若等人，还有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把外交部称为“你们贵部”，似乎把王洪文、张春桥也看成是外交部的领导人了。

张春桥听了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得知毛泽东认为林彪也是“尊孔反法”的观点后，立即向周恩来发难。在毛泽东谈话的当天晚上，张春桥就向周恩来提出，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7月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张春桥的传达，并在会上详述了6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主动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李德生听了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后，意识到毛泽东在信赖、倚重周恩来的同时，对他又不完全满意。应当说，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其上纲上线之高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上，周恩来在处理外交工作中，所有的大事都请示过毛泽东，而“外交无小事”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传统观点和做法。同时，那几年的外交工作也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我们仅从以下几件事就可看出：如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驱逐了长期窃据中国席位的台湾代表；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打开了中断20多年的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同年9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29日发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突然提出批评，并归结为“四句话”，显然是违背了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的。

张春桥为什么敢于向周恩来发难呢？因为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了。据一些材料披露，1972年2月12日，周恩来去看望患病的毛泽东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后中央的事你全面负责，统一领导。但是，过了几个月，毛泽东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他对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表示过，中央的领导，看来是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集体为好。总理也老了，你们都已成熟了，都可以参加重大问题的决策了。在毛泽东看来，关于林彪路线实质的讨论，张春桥起了很大作用，说明他在理论上是成熟的。总理实际经验丰富，但理论上不如张、姚。毛泽东直接向张春桥等人讲他对外交部的批评，原因可能就是他认为张春桥“理论上是成熟的”。张春桥之所以要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原因也可能是他认为自己在“理论上”比周恩来强，有资格去“帮助”周恩来，有能力去负责中央的工作。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相比，是各有所长，相差无多的。这就大大地鼓励了张春桥等人。

李德生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指示和批评，历来是十分重视的，坚决执行的。一旦发现自己的认识与毛泽东的想法不相符合，便立即收回自己的想法，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他十分尊重毛泽东，十分顾全大局。

7月5日，周恩来将他3日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核心小组就153期《新情况》写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周恩来3日信上批道：“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15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再报毛泽东审定，附信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道：“检讨不要写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153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至此，这一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毛泽东听了不可靠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讲了错话，在对外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上犯了错误。11月17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实际上是要批评周恩来。当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汇报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江青乘机再次对周恩来发难，语气激烈地说：“我对恩来同志的批评，也可以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的斗争。你周恩来是趁主席身体不好的时候，迫不及待地要跳出来夺主席的权呀。”按照江青的这个指责，周恩来就难逃被打倒的命运了。周恩来听了江青这些无限上纲的话，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在检查自己错误的同时，对一些问题也作了必要的解释。周恩来强调说：“我周恩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没有要和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抗衡的表示和想法。这次批林整风不仅对全党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就是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对我的错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检查和批评，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去检查和解释。”周恩来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十分伤心，已经明显地老病交加了。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又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分成两个组，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与基辛格谈判时所犯的“右倾错误”。会议一开始，江青带头发难。她说，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问题上有错误，要做检查。[5]本来这完全是造谣诬蔑，颠倒是非，变功为过。但在江青的率领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向周恩来发起又一轮围攻，斥责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甚至说周恩来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四人帮”一伙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逼着周恩来作检讨，周恩来再次违心地作了检查。

作为新当选的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李德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看过中美会谈的相关文件，但并不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谈判时犯了什么“右”的错误。然而在毛泽东支持召开的这次会议的高压下，他也不得不表个态，作了一般性的发言。不仅李德生，参加会议的诸多政治局的成员，包括刚返回北京只具有中央委员身份的邓小平，在被毛泽东指定参加这次会议后，也都不得不作了表态性的发言。

江青自以为批周有功，形势对他们有利，在这以后不久竟然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江青还让王洪文把他们围攻周恩来的会议记录抄成大字本，报送毛泽东。

然而，江青的愿望落了空，因为毛泽东对江青一伙也有自己的看法。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对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一事表了态。毛泽东首先肯定批评周恩来的会议开得好。但是接着他又批评江青讲错了两句话。江青讲错了哪两句话呢？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讲这话的人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对江青的这两点批评，推倒了江青一伙硬加在周恩来身上的不实之词，点出了江青的野心。关于增补政治局常委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6]限制了江青一伙权力的扩张。毛泽东的这次表态，使得围绕外交工作的又一场斗争，有了个了结。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猖狂进攻和乘机扩权的野心才不得不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