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命刘秀兴汉室的故事

顺天命刘秀兴汉室

公元23年，刘秀和王莽大战于昆阳，莽军大败。

当时正值盛夏时节，似火的骄阳炙烤着干旱的大地，加之连日来刘秀率领将士们连续作战，人困马乏，筋疲力尽，干渴得嗓子眼都能冒出烟来，将士们一改往日的威武凶猛，个个都像晒蔫的茄子一样，打不起一点精神，行军好似蜗牛爬行一般。

据说，正当刘秀一筹莫展之时，他的坐骑突然前蹄腾空，仰天嘶叫，狂奔到一处洼地奋蹄刨地，所刨之处泉水即刻喷涌而出，约有丈余。将士们狂喜不已，纷纷下马跪地，双手捧起甘洌的泉水开怀畅饮，喜极而泣。之后，将士们在树荫下稍作休整，个个精神抖擞，军情振奋，士气高涨，一鼓作气猛追莽军，大获全胜。

当地百姓为纪念刘秀，将此泉叫做“马刨泉”，又名“马跑泉”，把紧邻泉边的这个村子叫做“马跑泉村”。

没落皇族

西汉自汉元帝以来，朝政日益衰败。到了成帝之时，以太后王政君为首的王氏外戚集团独揽朝政大权，加之汉成帝昏聩不堪，极为宠信赵氏姐妹，从而形成了“赵氏乱于内，外家擅于朝”的局面。到了哀帝之时，面对着天下汹汹、民怨鼎沸的局面，不得不演出了一场“再受命”的闹剧，不久便草草收场。天下大乱的征兆已经显现。哀帝驾崩后，一个千年来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王莽登上了历史舞台。

王莽历经“安汉公”、“摄皇帝”，几乎就是昔日周公摄政的再次重演。西汉初始元年（8年），王莽废孺子婴为定安公，正式登基称帝，建国号——“新”，建元“始建国”。西汉王朝在历经二百余年的统治后，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建国伊始，王莽便着手解决前朝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莽改制”。王莽力图在一夜之间依靠国家法令就改变沿袭已久的封建土地私有制，这必然会导致社会更大的动荡。最终，王莽的改制以失败而告终，本已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新莽末年，水、旱等天灾不断，中原大地到处是一片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景象。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顿时，海内分崩，天下大乱。

刘，字伯升，性情刚毅，慷慨大度，对王莽篡汉常愤愤不平，时刻想恢复汉王朝刘氏的统治，因此平时不注意积聚财富，任侠好士，倾身结交天下雄俊之士。

刘秀身高七尺三寸，美须眉，鼻高口阔，一表人才，平时勤奋地从事农业生产。刘对刘秀的行为很不以为然，经常讥笑刘秀，把刘秀比作汉高祖的二哥刘仲。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到京师求学，师事中大夫许子威，学习《尚书》，略通大义。刘秀的姐姐嫁给了新野的邓晨。有一次，刘秀与邓晨一起去拜见高士蔡少公，蔡少公通晓图谶，在交谈时曾说刘秀当为天子。有人说：“那大概是指国师公刘秀吧！”刘秀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又怎么知道不是我呢？”在座的人都大笑，邓晨内心很感高兴。宛人李守爱好星历、谶纬，是王莽的宗卿师，他曾经对儿子李通说：“刘氏当再次复兴，李氏当为辅弼。”

新莽末年，天下的乱象已现，刘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而刘秀却持谨慎的态度以观时局，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

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在南阳郡的舂陵乡起兵，故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舂陵军”。舂陵军的主力为南阳的刘氏宗室和本郡的豪杰，兵少将寡，装备很差，甚至在初期，刘秀是骑牛上阵的，这也成为后世演义中的一段佳话，即所谓的“牛背上的开国皇帝”。后经过激战杀死了新野尉，刘秀才有了战马。为了壮大声势，加强反莽力量，舂陵兵与新市、平林、下江这三支绿林军中的最大的主力进行了联合，从而扩大了相互的力量，并先后于沘水、育阳等地与新莽的征讨大军激战，大破莽军，并击杀了新莽大将甄阜、梁丘疵等人。

新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宗室刘玄被绿林军的主要将领拥立为帝，建元“更始”，刘玄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对此，刘及南阳刘姓宗室极为不满，只是迫于在联军之中，绿林军人多势大，又有强敌在前，只得暂且作罢。刘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更始政权建立，复用汉朝旗号，此举大大震动了新室，王莽即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发各州郡精兵共四十二万扑向昆阳和宛城一线，力图一举扑灭新生的更始政权。

此时，小小的昆阳成为新、汉两方争夺的首要目标。面对着声势滔天的新莽大军，昆阳守军只有区区万余人，诸将皆惶恐，忧念妻子家人的安全，都欲弃守昆阳，远走他城。而刘秀则说：“如今兵马粮草都不敌王莽军队，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功业或可建立，要是各自分散，最后一定不能保全。何况宛城还没有攻克，援兵还不能赶到，昆阳一旦被破，各位都会被消灭。现在不想同心协力共同抗敌，反而想保护妻子和家产吗？”

然而刘秀的这番慷慨陈词并没有得到绿林军将领们的认同，但是不久之后，探马来报：“大军到达北城，遮天蔽日，不见后军。”见此情形，诸将只得又请刘秀来商讨对策，刘秀为众将谋划，由成国上公王风等坚守城池，自己则率十三骑趁夜色突围搬取救兵。

此时，新莽大军已经开始大举围城，刘秀等人险些不能突围出去。刘秀走后不久新莽大军开到昆阳城下，开始攻城，小小的昆阳城经受着巨大的压力。

数日后，城中主将成国上公王风等向莽军乞降，新莽主帅、大司空王邑不准。王邑认为昆阳城不日即下，准备在攻下城池后尽屠此城。昆阳城内的守军见乞降不准，反而坚定了必死守城的决心。

新莽大军冲车、地道无所不用，射入城中的乱箭如下雨一般，但城内绿林军仍奋力坚守，小小的昆阳城在如此攻势下竟然多日岿然不动。

六月初，突围搬取救兵的刘秀发郾城与定陵的兵马驰援昆阳，刘秀亲自率步、骑千余人为先锋，在距新莽大军数里外的地方布阵。大司空王邑和大司徒王寻见刘秀兵少，亦只率数千人迎战，结果数战不利，被刘秀军斩杀千余人。

初战获胜的刘秀军士气大振，而新莽军连日攻城不下，士卒疲惫，加之与刘秀所率之援军作战又折损了不少兵马，故而士气低落。

此时，刘秀遣人故意遗落书信于战场，言宛城已下，宛城之汉军正回援昆阳，王邑得此书信，极为不安。这时刘秀选三千精兵，组成敢死之师，刘秀亲率其反复冲击新莽大军的中军，混战中大司徒王寻被杀，而莽军其余大营皆不敢违背王邑之令而相救，新莽的中军大营崩溃，此时城内已经被困多日的绿林军将领们见莽军已乱，也从城内冲杀出来，杀声震天，此时正值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至，惊得新莽大军中的猛兽四处奔逃。

新莽大军见中军阵乱，主帅被杀，也顿时乱作一团，争相溃逃，结果被杀、践踏、溺死者不计其数，滍水为之断流。王邑率少数人踏着莽军的尸体渡河逃回了洛阳。

新朝号称百万大军的主力覆灭于昆阳城下，三辅震动，新莽政权土崩瓦解。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

韬光养晦

在昆阳之战中立下首功的刘秀则马不停蹄地南下攻城略地，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刘秀的兄长大司马刘被更始帝所杀。对刘秀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刘秀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悲愤不形于色。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他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对大哥刘部将不私下接触，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更始帝本因刘一向不服皇威，故而杀之，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毕竟刘秀两兄弟立有大功，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刘秀回到宛城并受封武信侯后不久，在宛城即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

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是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

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黄河以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且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能不能平定河北，决定更始政权的命运。当时南方流行一个童谣：“得不得，在河北。”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的绿林军出身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招抚河北。当初刘玄杀刘，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刘玄很为难，朱鲔这边的反对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让他去，刘秀势力壮大，太危险；不让他去，河北的招抚工作做不好，更危险。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给刘秀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冯异劝刘秀，一定要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

更始元年（23年）十月，在曹竟的力荐下，刘玄让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去河北招抚。刘秀“持节北渡河”，这下刘秀可说是虎出牢笼、蛟龙入海。同时，他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虽然刘玄给了他一个很好听的身份，也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刘玄还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有所保留——没有给他配置兵马，粮草辎重更是没有。

路上，刘秀的挚交邓禹杖策北渡，追赶上刘秀，对刘秀说：“更始帝虽建都关西，而山东还没有平定，赤眉、青犊等起义军势力强大，动以万数，刘玄才能平平，又自作主张，诸将多是庸人，参加起义只不过是为夺取一些钱财，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只贪图一时快乐，没有一个是忠良明智、有深虑远图、想尊主安民的人。历观古代贤圣兴盛，最主要的是天时和人事两方面，现在从天时来看，更始政权建立后灾异屡次出现；再看人事，帝王大业不是凡夫庸人所能成就的，现在形势很明显，您虽然建立了藩辅之功，但恐怕难以成就功业。您威德并重，立有大功，为天下人所尊服，军队齐整，赏罚严明，一向注重信誉，为今之计，不如招揽英雄，顺从民意，建立汉高祖的功业，拯救万民于水火，忠心为国，天下是不难平定的。”

邓禹的话，正合刘秀之心意。刘秀到河北后不久，前西汉赵缪王之子刘林即拥戴一个叫做王郎的人在邯郸称帝，而前西汉在河北的另一王室、广阳王之子刘接也起兵响应刘林。一时间，刘秀的处境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幸得上谷、渔阳两郡的支持。尤其是上谷太守耿况之子、少年英雄耿弇，一身豪气，对刘秀言道：“渔阳、上谷的突骑足有万骑，发此两郡兵马，邯郸根本不足虑。”刘秀高兴地指着耿弇道：“是我北道主人也。”

不久刘秀率军在更始帝派来的尚书令谢躬和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攻破了邯郸，击杀了王郎等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成和真定王刘杨两家的联盟，刘秀亲赴真定府，以隆重的礼仪迎娶了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此时距刘秀在宛城迎娶阴丽华尚不足一年。

见刘秀在河北日益壮大，更始帝极为不安，他遣使至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并安排自己的心腹做幽州牧，接管了幽州的兵马。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史称此时刘秀“自是始贰于更始”。不久，刘秀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将谢躬击杀，其兵马也为刘秀所收编，而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也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收斩。自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

之后刘秀兵力发展到十几万人，势力范围也大大扩张。诸将鼓励刘秀称帝，马武进言说：“天下无主，如有圣人乘机而起，大势一定，就是孔子为丞相，孙武为大将，也不能改变现实。失去现在的机会后悔就来不及了，大王您执意谦退，如何对得起宗庙社稷？”

耿纯进言说：“天下士大夫抛亲离乡，跟随大王攻城略地，其目的是攀龙鳞，附凤翼，成就自己的志向。现在事业即将成功，天人也已相应，可是您滞留时日，违背众人意向，不正号位，我担心士大夫望绝计穷，可能要产生离异之心，不会长久地在此受苦，大众一散，就很难再聚合，时机不可错过，众心不可违逆。”

刘秀长安太学时的同学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献给刘秀，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再次上奏说：“受命之符，应该遵从。今上无天子，海内混乱，符瑞相应，昭然著闻，应承应天意，以孚众望。”

于是刘秀命令有关部门在鄗南千秋亭设置坛场，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改元建武，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刘秀就是汉世祖光武皇帝。

励精图治

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二十年的时间，此间百姓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已经是“十有二存”了。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不复言军旅。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沦为奴婢的农民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光武帝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样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光武帝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帝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朝中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帝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光武帝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帝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帝下诏否决了这一建议。

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光武帝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帝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www.guayunfan.com)、冀四州尤甚。光武帝只得不了了之。度田以失败告终。

因各项政策措施的实行，都不同程度地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