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水浒传》主题思想的复杂性

浅谈《水浒传》主题思想的复杂性

湖北省体育运动学校　李井冈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也是四部古典小说中最具争议性的一本，一些和《水浒传》有关的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不过，《水浒传》中引起争议的地方不仅在于上述这些形式上的问题，还在于它主题的复杂性。

《水浒传》之所以具有争议性，在于它的中心内容触及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造反，而且由于小说中的造反者——梁山好汉造反不彻底，这就更引起后世论者的争议，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水浒传》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其实，各派论者不仅在评价这部小说的思想性方面存在分歧，他们对这本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诠释也是南辕北辙，例如对于小说中的主角——宋江究竟属于甚么样的人，简直是众说纷纭，忠奸贤愚兼而有之。

《水浒传》的中心内容是关于造反。造反在古代社会固然是大逆不道的，即使在现代社会，造反也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事实上，在古今中外，造反始终难以与犯罪或其他反社会行为划清界线。可以这样说，《水浒传》的造反主题对一般读者心中的维护现有社会制度的理念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正由于《水浒传》的造反主题对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理念构成正面冲击，《水浒传》的读者在心理上须经历一个把梁山好汉的行径“合理化”的过程，即同意《水浒传》所描写的时代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因而梁山好汉造反有理。而且请注意，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合理化过程，即一般读者并非认同一切造反行为，而只是认同在“官逼”情况下的“民反”行为。因此一位《水浒传》的读者可以一方面赞同梁山好汉的造反行径，而另一方面却对发生在他周遭现实环境的反社会行为持否定态度。同样，一位热爱《水浒传》的家长或教师可以一方面鼓励他的孩子或学生读《水浒传》，却同时教导他们做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这就是《水浒传》复杂性之所在。相比之下，《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读者在心理上无须经历上述合理化过程，因为尊师重道、除恶惩奸在一般读者心目中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水浒传》如上所述具有大逆不道的主题，可是它却能为广大读者接受，甚至跻身于“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林。其原因何在？除了因为它有很高的文学技巧外，笔者认为那是由于它的造反主题切合了广大读者的一种需要，就是对压迫的控诉。事实上，这种需要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外国也存在，所以外国亦有关于“侠盗”的小说（如罗宾汉），只是其艺术性和影响力远远不及中国的《水浒传》而已。在古代社会，尤其是政治腐败或处于异族压迫的时期，封建剥削沉重，贪官污吏横行，广大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敢怒而不敢言，而《水浒传》正好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在现代社会，由于几乎世界每个国家都曾经过革命的洗礼，人们对“造反／革命”等反政府行为有更大的理解和容忍度，因此即使生活在现今政治较为清明的国家里，也能认同古代造反者的行为。

事实上，在古代《水浒传》也确曾成为造反者的崇拜或模仿对象。例如明末和清代的造反者以至秘密帮会（如天地会）都曾模仿梁山的组织形式或梁山人物的名号。正由于《水浒传》是这么深入民心，而其造反思想又对封建秩序构成一定威胁，《水浒传》自它诞生之日起便屡遭统治者以“诲盗”为由被查禁毁版。据民间传说，施耐庵本人便因写作此书而遭明太祖下令缉捕，清朝的几代皇帝更曾下令将《水浒传》毁版。可是《水浒传》仍是禁而不绝，由此可见它的造反主题在旧社会中确有极大的认受性。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使立场极端反动、极度仇视梁山泊的《水浒传》续书《荡寇志》，也有官逼民反的情节。例如该书开场便讲述道人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为高衙内垂涎，父女被迫落草猿臂寨，最后获朝廷招安。最有趣的是，该书不但没有为奸臣蔡京、高俅等辩护，而且还特地安排林冲烹杀高衙内和宋徽宗贬杀奸臣等情节。由此可见，即使是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的文人，也不得不承认揭竿起义有时确是迫不得已的，而杀奸臣亦是大快人心的。它跟《水浒传》的分歧在于，《荡寇志》的作者其实是在宣扬一种起义者的“模范”，认为只有像陈希真那样不干绿林勾当、专心等待朝廷招安才算是值得原谅的造反者的应有行为。至于像梁山泊那样的造反者，则只是十恶不赦的盗贼，必须斩尽杀绝。

如果《水浒传》的故事止于梁山聚义（即最通行的“七十回本”），或者叙说梁山最后被官军荡平，或者违反历史事实，叙说梁山军最终推翻宋朝，那么它还不是那么具争议性，因为这样梁山好汉毕竟贯彻了他们的造反事业（不管是成是败）。可是《水浒传》的作者偏要安排梁山好汉归顺朝廷（即受招安），再进而征讨其他造反者，这就引起后世的无穷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是围绕对梁山泊的中心人物——宋江的评价。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士”。这里“替天行道”的意思不是要取天子的地位而代之，而是由于奸臣当道，天子遭受蒙蔽，导致天下大乱，梁山好汉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天子诛除奸佞，恢复朝纲。因此宋江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宋朝，而是本着一片忠义之心，矢志报效朝廷，并且还要镇压其他不忠于宋廷的造反者。概括言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观点正反映了“一百二十回本”的精神，因为“一百二十回本”的后半部正是讲述梁山好汉如何在奸臣的百般阻挠下，仍然不负朝廷所托，讨平边患和叛匪。

第二种意见认为宋江是“贼首”和奸恶之徒，删节《水浒传》的清代文人金圣叹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被删去的后五十回是叙述梁山好汉受招安和报效朝廷，正是显示宋江“忠义”的情节。因此金圣叹删去后五十回除了因为其情节、文字较前七十回拙劣外，其实还有一笔勾销宋江“忠义”性质的用意。除了删去原著后半部分外，金圣叹还篡改《水浒传》的内容。虽然他所篡改的地方一般只是一些细微部分，而非主要的故事情节，但其用意是要透过某些细节显出宋江的奸猾，以达到某种“微言大义”的效果。例如他对跟随晁盖前往攻打曾头市的头领名单作了某些更动，使名单中的头领尽是当初跟随晁盖上山或拥立晁盖的头领，以此暗示梁山已分裂为“亲晁盖派”和“亲宋江派”，而只有前者跟随晁盖出战。这样金圣叹便塑造了一个架空并篡夺晁盖领导权的宋江形象。

第三种意见认为宋江是农民起义军领袖，这主要是就前七十回而说的，因为前七十回的主要情节正是讲述梁山好汉（包括宋江）如何被迫上梁山，并进行反抗官军，乃至攻州夺府、杀害朝廷命官的活动。这种意见是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意见，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一般人只知有“七十回本”，因而只着重看宋江造反的一面。虽然宋江的受招安意图在前七十回已略见端倪，但由于“七十回本”是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结局，正是造反的巅峰期，因此造反主题非常突出，而受招安主题则被掩盖了。

第四种意见认为宋江是投降派，是农民起义的叛徒。这种观点盛行于“文革”时期，尤其是“四人帮”发动“评水浒”运动之时。

笔者认为，出现上述多种宋江形象，一方面是由于《水浒传》来自话本和杂剧，而这些话本和杂剧又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另一方面亦由于原著中的宋江其实是一个颇为矛盾的人物，他没有帝王思想，不可能把梁山建设成真正的造反队伍，但是他的“愚忠”又未至于令他甘愿作一个贴贴服服的顺民，否则他便不会在何涛前往捉拿晁盖之际“担着血海的干系”向晁盖通风报信，也不会在成为梁山一员后多次领兵攻打州县。因此可以说，宋江是一个既“忠”且“奸”的角色，任何对宋江的简单化评价，把他定性为忠义之士、奸恶之徒、坚定不移的农民起义领袖或处心积虑的投降派，都会失诸偏颇。其实历史事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对历史上的很多事件和人物，同样都不能作简单化评价。因此，笔者认为，《水浒传》的复杂性其实反映了现实历史的复杂性。

《水浒传》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对宋江的评价上，亦表现在对梁山好汉的出路问题的意见上。即使撇除宋江的因素，单单讨论什么才是梁山好汉的最佳出路，这仍然是充满矛盾的问题。接受招安似乎不是最佳的出路，接受招安的大多数梁山好汉最终只是落得“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结局。惟一能全身而退的方法似乎只有像公孙胜那样遁迹江湖，或者像李俊那样远走他方，另觅干净土，可是这样做似乎埋没了梁山好汉的一身本事，某些希望有所作为的梁山头领似乎也不甘心选择走这条路。而按照“四人帮”的说法，这是放弃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果不接受招安，便只有反抗到底。可是正如上段所述，中国古代的“彻底”造反者无一例外都具有帝王思想，一旦造反成功只会建立另一个封建王朝，因此梁山英雄似乎只有奋战失败才是最“政治正确”的出路！或许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造反的局限性和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