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和创新

严谨和创新——学术进步与学校发展的基础——贺母校创建80周年

汤钊猷

10年前在原上海医科大学（上医）70周年庆之际，我曾写了“变革——学术进步与学校发展的源泉”。今天是母校80岁寿辰，作为在母校学习、工作近60年的一员，为母校过去的辉煌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80年来母校为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上赢得了荣誉。记得1994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医药卫生学部院士后不久，我曾粗略统计过，在当时不到百人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医药卫生界院士中，约四分之一毕业或工作学习于上医。我1949年刚进入上医时，学校的条件很差，主要的建筑就是现在的一号楼和已拆除的工字楼。但无论教师或学生，都十分认真地教和学。“严谨、求实、团结、创新”就是上医精神的高度概括。其中我对“严谨”和“创新”这两点印象更深。

严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我在上医毕业不久自认为很认真写的第一篇论文，有幸请我国外科学重要奠基人沈克非教授审阅，过了一周论文就退回给我，全文用红笔改得面目全非，几乎没有一句是对的，或者少了标点符号，或者用词不当，例如科学论文不应该用“大概”这样不准确的用词。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感到收益最大的就是沈克非教授给我指出的“严谨”和“求实”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后来我有幸成为博士生导师，我也效仿沈克非教授的办法给博士生改论文。在严谨的基础上，我指导的已毕业的34名博士生中，有4人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严谨”是上医老教师中人人都具有的学风，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肝癌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林兆耆教授受卫生部委托主持肝癌研究。当时我作为中山医院院长办公室分管科研者，有幸参加过他主持的肝癌研究会议，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仍然是“严谨”两字，例如他十分强调诊断必须有病理证实。的确，在当时既没有在血中验甲胎蛋白的办法，又没有超声显像和CT，如果没有病理证实，诊断就很难确立。这一点至今仍是我们肝癌病人资料进入数据库的入库标准。严谨是最重要的学风，离开这两个字，学术研究就好比建在沙滩上的高楼，风吹即倒。

创新是学术发展的根本。20世纪50年代末，我跟随崔之义、冯友贤教授从事血管外科研究。有一天，崔之义要我陪他到“老介福丝绸店”去，他对各种丝绸东摸摸西摸摸，问我“阿汤您看这种滑不滑”，我说不错，他就叫店员剪一尺。我心里纳闷，一尺能做什么衣服呢？原来他从使用百年的外科缝线中得到启发，大胆地提出用真丝作人造血管。想不到将买来的丝绸缝成管状，移植到狗的主动脉，居然都获得通畅。10年后，有一条狗死去，我解剖发现真丝血管仍然通畅，因为它与新生的血管内膜和外膜能够紧密黏在一起，从而能够耐久而不破裂。这一成果不仅造福病人，而且在国际上交流，受到重视，因为国外所用的是人造纤维血管。“文革”前夕，华山医院骨科杨东岳教授和我完成了世界首例“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创举，连做5例均获得成功，惜因“文革”而中断。20世纪60年代初我已具备显微血管外科技术，有了与骨科合作的条件，但如果没有杨东岳教授“用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这个创新性构想，合作就无法实现。杨东岳教授去世后，现在的顾玉东院士继承和推进了这个项目，使我国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顾玉东院士后来为什么能获得一系列国家科技奖，则主要是在“臂丛神经损伤”这一课题上有一系列大胆创新。学术进步首先要有“严谨”的基础，然而如果没有“创新”，学术将难有大的发展。

1968年我从血管外科改行搞肝癌研究，紧紧地遵循上医老一辈“严谨和创新”这两点，经过将近40年的努力，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在上医校风的熏陶下，归纳起来，我和我的集体做了两件半事。第一件事，主要是通过三项临床革新，解决了“小肝癌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使肝癌切除的疗效翻一番，获得了肝癌百余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条生存率曲线，使肝癌由“不治”变为“部分可治”，为此获1979年美国“早治早愈”金牌和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二件事，是根据“小可变大，大也可变小”的哲理，提出了“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的课题，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开展导向治疗和综合治疗研究，使部分不能切除的肝癌病人获得生存的希望，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三件事，是看到小肝癌切除后的疗效由于高转移复发率而在近20年不再提高，为此我们将整个研究方向改变到研究肝癌转移复发上来。经过十几年努力，终于建成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应用这个模型系统找到了一些转移“靶”基因和蛋白，筛选到一些新的抗转移药物和途径，并初步取得临床效益。由于这个模型系统国际上没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应用此模型后也认为：“这是目前可供研究肝癌转移和识别抗转移药物第一个模型，显然对学术研究和筛选药物均很有用。”为此我们获得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通过肝癌研究上的创新，我们在国际肝癌学术界也占有一席之地，我有幸两度出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的主席与共同主席，并代表我国当选为国际抗癌联盟理事，2004年入选美国外科学会名誉院士（全球67人，我国2人），2006年入选日本外科学会名誉院士（全球19人，我国1人）。作为集体的代表，我个人也获得了一些荣誉，特别是1987年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并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所有这些，应归功于党和人民的培养，归功于母校和老一辈的教导。

老一辈和我们的实践，使我更深深认识到，“严谨和创新”不仅是学术进步的基础，也是推动学校发展的根本。期望年轻学者继承老一辈的传统，并加以发展，为在21世纪进一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事业作出我校的应有贡献。

作者汤钊猷，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1954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