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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祖父颜福庆

时间:2022-05-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提到我的祖父颜福庆,人们自然会想到“颜氏三杰”——颜德庆、颜惠庆、颜福庆。其子颜德庆、颜惠庆在其熏陶影响下成才,顺理成章,而作为他的侄子颜福庆成为一代医宗,也许令人们意想不到。工作期满要回国了,华工们挥袂掩泣,依依不舍,集体铸金质奖章赠与祖父。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上医”师生致力于医学教育和科研工作。

怀念我的祖父颜福庆

颜志渊

走进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一号楼草坪前,花木丛中,有一座高大的塑像,他慈祥的目光永远关注着天下,企盼百姓安康无恙。他就是激励“上医”学子们奋发向上的该校创始人、我的祖父——颜福庆教授。

立志学医济天下

提到我的祖父颜福庆,人们自然会想到“颜氏三杰”——颜德庆、颜惠庆、颜福庆。一位是修建铁路的实业家,一位是出色的外交家,一位是盛名的医学教育家。三杰各领风骚,独树一帜。然而他们的成就均离不开原圣约翰大学校长颜永京的教诲。颜永京是位博学多才的心理学家,以严谨治学著称。其子颜德庆、颜惠庆在其熏陶影响下成才,顺理成章,而作为他的侄子颜福庆成为一代医宗,也许令人们意想不到。

祖父祖籍厦门,生在上海的江湾。1882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二。祖父幼年丧父,母亲患病,家庭的苦难、生活的重担早早落在他身上。由于生活所迫,7岁的祖父寄居到他的伯父颜永京家中,伯父的治学,堂哥的勤奋,他耳濡目染,同时他也埋头苦读,发奋图强。他立志学医,以医救民心,以医治天下。在伯父的资助下,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踌躇满志的祖父大学毕业后应召赴南非约翰内斯堡多本金矿任矿医。金矿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一天工作15个小时,华工们成天在脏水中浸泡,工头还不时地吆喝,用鞭子抽打。华工们因为缺医少药,死的死,病的病。从肉体到灵魂,他们都渴望有个“救世主”降临,而祖父等人的出现,无疑给他们带来了福音。医术高超、和蔼可亲的祖父深深赢得了华工们的爱戴和尊敬。工作期满要回国了,华工们挥袂掩泣,依依不舍,集体铸金质奖章赠与祖父。我记得,每当谈及此事,爷爷总是激动不已,念念不忘,他常说:“中国的华工太苦了,他们是天下最诚厚的人。”回国不久,1906年祖父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百倍努力,以独有的毅力,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之时,耶鲁大学医学院伸出了高薪留用的橄榄枝,但祖父心怀的是苦难深重的骨肉同胞和祖国,他义无反顾地婉拒了医学院的盛意,回到了中国。

毛主席不忘旧情

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并宴请全国知识分子代表。祖父是其中之一。宴请时,祖父就坐在毛泽东的左边。这是有意安排的。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30多年前祖父对杨开慧的帮助,一直心存感激。

话还要从“五四”时期说起。当时祖父已是湘雅医学院院长、湘雅医院副院长,而毛泽东还是一名图书馆的管理员。

一天,祖父正在办公室。助手进来告诉他,有位姓毛的青年要见“颜院长”。这位青年的妻子刚生了孩子,得了妇科病,需要住院,但是没有钱,所以来请求院长帮忙,希望给予免费治疗。当时湘雅医院是有免费病床的,但是须经过院长的批准。

祖父在办公室见了这位“拿着油布伞”的青年书生。听完来由后,祖父答应了青年的请求。未收分文,治好了他妻子的病。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他的妻子是杨开慧。

这是祖父在长沙经历的一件极普通的小事。类似无偿给人治病的事,祖父不知干了多少回。所以,这件事也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可是毛泽东没有忘记。

宴会上,毛泽东一坐下就对身边的颜福庆说:

“30年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时我就认识你了。”

祖父大吃一惊,有点拘谨地回答说:

“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当时你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大学校长,我还是一个无名小卒。”毛泽东风趣地说。

“在你院长室旁边的一幢房子里,门口挂了一块牌子,写着‘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我当时经常朝这房间里走,在里面搞活动……”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回忆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长沙青年时代,当年他编辑《新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活动,就在湘雅医学院里面。湘雅学生龙伯坚、张维、李振翩就是当年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亲密朋友。

回想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等湘雅下属机构,成了传播西方先进思潮的大本营。1919年6月3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首任会长,就是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第四届学生张维。五四时期有影响的刊物《湘江评论》,是学联的机关报,主编毛泽东。

毛泽东侃侃而谈,祖父在一边认真地听着,边听边回忆,不时地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共产党就在你眼皮底下活动,你当时为什么不干预呢?那个时候湖南的斗争很激烈的。”

“你有个秘书叫什么名字?我现在记不清了。他现在哪里?我一直跟他失去联系,很想跟他见面。”

祖父答道:“我没有觉察到,不知道。我的秘书,我也记不清楚了。”

两人边吃边谈,宴会的气氛十分融洽。摄影师把这个场景拍了下来,给上医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笑看桃李列三千

祖父以医治民众疾苦为己任,但他知道,光治不防是不行的。辛亥革命前后,东北三省鼠疫流行,他赴京汉铁路开展防治工作。后又辗转江西萍乡煤矿,深入矿区,对防治钩虫病流行起了关键作用。但是长期的奔波,大声的疾呼,收到的效果却是微乎其微。祖父意识到光靠自己振臂一呼来拯救社会是不行的,必须着眼整个社会,采取措施,进行疾病预防。于是,他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遂再次赴美攻读预防医学,并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学证书(C.P.H)。同时,他把思路转向办学堂,意在通过办学,广泛宣传公共卫生教育,提高百姓的健康意识。这时,湖南督军谭延闿因得了大叶性肺炎,四处求医,不见好转,找到了祖父。谭延闿曾放出话来:“只要能治好我的病,答谢条件由医生开。”祖父并不多话,根据自己的经验,对症下药。说也奇,谭延闿的大叶性肺炎在祖父的治疗下,日渐好转。谭延闿以厚礼钱财酬谢,祖父不以为然,提出办医学院,培养湘人子弟,造福于湖南百姓的想法。于是就有了祖父与美国博士合作创办的湖南湘雅医学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张孝骞、汤飞凡、吴绍青等一批医学专家。在此期间,祖父还与伍德连等创办了中华医学会,并任首任会长。

1927年,祖父调往北京,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到任后,他看到外国人把持大权,傲慢无礼,歧视和薄待中国教师,心中十分不快,建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念头由此萌发。当时南京改组成立第四中山大学,内设医学院。祖父抓住机遇,与相关人士经过商谈,一拍即合。他与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等医学界有识之士着手策划,将院址设定在上海吴淞前“政治大学”内,由祖父任院长。首届学生大多是“江苏医科大学”、“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校的转学生,共29人,学制为七年。教师除牛惠生、倪葆春兼职外,还有乐文照、高镜朗、蔡翘、谷镜汧、朱恒璧、张鋆、应元岳和祖父。学校曾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校舍被毁,几经搬迁,直至1936年,祖父四处奔走募集捐款,在沪西枫林桥建成中西合璧的“上海医学院”及中山医院新院舍。1932年7月学校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祖父以治学严谨著称,在他的主持下,“上医”严格执行学生录取标准和学业成绩考核制度,注重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训练。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上医”师生致力于医学教育和科研工作。艰苦朴实、好学不倦、精益求精、埋头业务、不追逐名利在院内蔚然成风。祖父甘当伯乐,提携后进,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

喜忧参半的最后岁月

建国后,祖父担任“上医”副院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上海分社副主委,是一位知名的民主党派人士。抗美援朝期间,祖父不顾高龄,曾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伤员。他怀念台湾故旧,多次撰文对台广播,促进祖国统一。祖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关心时事政治,在患“视神经萎缩症”后仍借助放大镜读书看报。如今这只放大镜连同他赠给我的挂表、金笔等由我提供给校史馆供师生参观。晚年,祖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和宴请;在他八十大寿时,获卫生部特别嘉奖,使祖父十分感动。

祖父是“博士院长”、“中国西医泰斗”、“著名医学教育家”、“知名爱国人士”……事业有成,光环一身。但是,他的一生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辗转在风雨中。1958年,反右斗争开始,祖父就医学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不料言重心急,差一点酿成大祸。好在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十分了解祖父的为人,保住了祖父。然而陈院长自己“文革”中惨遭迫害,悄然离世。

祖父逃过了“反右”一劫,却没有逃过“文革”的大劫。“文革”开始,祖父就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特务”等帽子。看到爷爷挂着大牌、躬着腰,接受批斗的样子,我的心仿佛被撞碎了似的。批斗时,祖父坚决不承认自己的报国之心为卖国之举。一时间,红卫兵的唾沫、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还有冷拳冷脚,都向爷爷涌来。要知道此时爷爷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批斗结束,是没完没了的写检查。爷爷眼睛不好,只得由我代笔。祖孙俩蜷在一间小屋里回忆往事,将辉煌写成“罪孽”。不久,祖父就被隔离审查了。那时,我和爷爷虽同住一屋,但难能见面。有时,楼下一阵散乱的脚步声,我的心顿时会揪起来,我知道爷爷又要被押去批斗了。爷爷那时还很硬气,躺在床上,翻翻书看看报,十分平静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结婚时,祖父家几经抄劫,已是一贫如洗。但大孙子结婚,做祖父的一点儿礼都没有,也说不过去。情急之下,他从箱柜里拿出一套旧的毛料中山装,对我说:“这是爷爷1962年访香港时穿的,以后几乎没有穿过。你做新郎时也许用得上。不过爷爷有个要求,你是我的大孙子,你千万不要出国,要留在国内。”这套衣服我至今还收藏着,我也遵循了祖父的要求,一直留守在上海。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上医党委为祖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存放室”。

祖父一生,严谨治学,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始终不渝地献身医学教育,德高望重,令世人敬仰。斯人已矣,作为后辈应循着前辈的足迹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欣逢盛世,今年又迎来了上医创建80周年和先祖父125周年诞辰,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祖父当年的梦想成真,足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

作者颜志渊,颜福庆教授长孙,九三学社徐汇区委秘书长。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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