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闲即读《易》，然无朋游共学，相与讲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别时，定夫亦读《易》，计须精到，有便愿以所得见教，不宜有吝也……吾友闲居，从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质可进者，宜切诱掖之，不当以强聒为耻也。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鞭策。区区非楮可尽。”（《杨时与游定夫书》之三）杨时入仕，游酢还在苦读，两人都在读《易》，杨时自感不如游酢理解精辟，希望“见教”是基于杨时对好友学问的了解，而不是客套话。信中提到将乐至少有三位杨氏欲拜游酢为师，其中一人还是杨时胞弟。大概是太了解游酢的为人处事，想到同道，想到传道重任在肩，杨时建议“凡是资质足以进道的学生，应当急切诱道援引，不要被喧扰所困”。在另一信中杨时与游酢讨论《易传后序》时提到：“盖旧本西人传之已多，惟东南未有，此为欲以传东南学者，不叙其所从，恐异时见其文有异同，不足传道也。”（《杨时与游定夫书》之五）杨时认为这部书要想传给东南学者，如果不叙述所以这样的因由，恐怕他日有人看到里面的文字有异，不足以达到将之传给别人的目的。信末，杨时又一次使用“更希示谕”，足见其为人至谦至诚的品质。还有信提到“所怀千万，临楮不能悉布，惟冀以道自重”，希望游酢以维持道统为重。
杨时如此认真、执着地热衷于传道，完全出自其责任感使然。“伊川先生在时，世人迂怪之论皆归之，以为讪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学者渐众，殊不可晓也……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杨时与游定夫书》之六）杨时写这封信时，程颐先生门下还健在的只有他与游酢两人了，因此，他深切地感到义不容辞，他们两人必须担负起传道的责任。杨时的信言简意赅，情真意切，感人肺俯。虽然看不到游酢的回信，但从杨时为游酢逝世后写的《祭游定夫先生文》中可以找到答案：“念昔从师同志二人，今皆沦亡，渺余独存，虽未即死，而头童齿豁，煢然孤立而谁怜？叹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学者所记多失其真，赖公相与参订，去其讹谬，以传后学，书往未复，而讣已及门。”这段话证实游酢也很重视传道，两人曾经有沟通，并参与了杨时《较正伊川易传后序》等著述的订正。值得一提的是，游、杨师从同门，学问理应相当，早在“较正”之前，杨时已著有《周易解义》、《中庸解义》等，完全有能力完成“较正”，何以还要游酢参与定稿？一是游酢聆听伊川先生论道，原原本本笔记答疑解惑语录，即传之所言“录有伊川先生语”，参照诠释避免失之偏颇；二是在杨时撰写《较正伊川易传后序》几年前，游酢著作《易说》、《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等已经成书，对师说领悟颇深；三是杨时历来敬重游酢为学为人，作为至交，他们亲密无间、志趣相同，相信能帮这个忙；四是事关师长重要著述，杨时独自“解读”恐难周全，有倚重游酢助力之意。游、杨关系由此可见非同一般。游酢逝世后，杨时晚年居乡，以著书讲学为事，八十一岁时作《三经义辩》、《日录辨》、《辨字说》、《论春秋义》。登门问学者中有顺昌廖刚、建安章才邵，传道依然乐此不疲。后世学者推杨时为程氏正宗、确立“道南”学脉第一人，但从上述例举并联系游、杨著述，不难发现，确立“道南”学脉，游酢功不可没，即朱子所言“道南首豸山”。
游、杨相互“交融”的例子还见于《感事》吟咏：
绛帷燕侍每从容，一听微言万虑空。
却愧犹悬三釜乐，未能终此挹清风。
萧条清颍一茅庐，魂梦长怀与子居。
五里桥西杨柳路，至今车马往来疏。
上两首诗见于《全宋诗》，分别收录在游酢、杨时名下。游诗标题为《在颍昌寄中立二首》，自注：龟山末句作“可能鞭马复来无”。杨诗标题为《寄游定夫在颍昌从明道先生》。前一首忆及师门从学，聆听师长精微言论时杂念尽扫的专注，惭愧为一勺食米而不能够一生在这里瞻仰师长的风采。后一首回忆在颍昌同住茅屋的日子，杨柳夹道的那条路上，现在少有车马往来。《全宋诗》编者看成既是游诗也是杨诗，不予甄别原创诗作者是有道理的。从游酢诗注推断，是杨时先《寄》而后游酢改杨诗为《在》题寄回（题或后人所为？）。《杨龟山诗集》中末句是“能不能打着马再来呢？”仅为二人之间的寄望。《宋·游酢文集》卷七中此诗末句是“现在少有车马往来”，显然超越前者只是对过往的缅怀，视野更为开阔。
古人云：“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国语·晋语四》）并倡导“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后汉书·刘陶传》）九百多年前的两个书生，一个建州建阳人，一个南剑州将乐人，机缘巧合结为同道，一路风尘相随、风雪兼程。更为可贵的是，终其一生“倡明道学，为万世宗”。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误读，在理学四贤研究中少有提及与杨时同道的游酢，作为理学家，游酢可以缄默，但他留给后人的理学著述会说话，也会证明：游酢与杨时同德、同心、同志，学问互补，学养交融，一脉难分，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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