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追李可

青岛追李可

2006年，当时的张奇文已经是名扬海内外的名老中医，可他偏偏要去青岛追李可。李可是谁？为什么要去青岛追他？

自明代以来，中医界就有“古之一两即今之一钱”之说，数百年来已成铁律。中医为避风险，大都使用称为轻剂的小剂量中药治疗疾病。殊不知，习用轻剂固可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严重影响了经方临床效用的发挥。

现代名医、扶阳学派的领军人物、已故山西灵石县中医院原院长李可在1961年发现，大剂量的四逆加人参汤救治垂死患者有绝佳的效果。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李可总结出28种自创方剂，对于抢救各种急危重病和疑难杂症，收到很好的临床疗效，并著有《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成为现代中医急危重症治疗的重要经验来源，也改变了民众对中医“慢郎中”的看法。

李可大力倡导恢复经方用量、用法，如大剂量应用附子、细辛、生半夏等毒性药物治疗大病重症，自创破格救心汤，超常规使用附子、山萸肉等成功抢救垂危患者。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维护仲景学术特色，开创中医急症治疗先河，被国医大师邓铁涛誉为当今“中医的脊梁”。

1981年，考古发现汉代度量衡器“大司农铜权”，进一步证实了李可的推断“古之一两绝非今之一钱”，或者在教科书中称之一钱等于3克的说法。“权”的发现意义重大，引起中医界高度关注。以此推算古方剂量，解决了历史上古方剂量一大疑案。

李可使剧毒之品变成了救命仙丹，充分体现出仲景《伤寒论》辨证论治的优势。他在总结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从经方的剂量、煎服法等方面发掘到了经方用量的精髓，扩大了经方的应用范围。他经反复称量核实，确定了自己的常用药剂量，即一两等于15.625克，临床应用，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疗效。

在临床实践中，李可发扬了《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并广泛应用于内、外、儿、妇、五官、皮肤各科。他提出一些独具特色的学术观点：立足先天之本提出“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立足后天之本倡导“三阴统于太阴”；针对顽固性疾病提出“表是邪之入路，亦是邪之出路”，开创了扶阳托透法；以及“重视季节时辰发病规律”、“治皮肤病关键在脾胃肾”等重要理论，深刻揭示了不同疾病的病机，显著提高了中医临床疗效。

张奇文（左）与李可合影

为此，向来以虚心求教、博采众方为长的张奇文早有当面求教的想法。一天，他正在休息，突然接到李可的电话。原来张奇文曾向李可约《名老中医之路续编》之稿，而李可天天在山西忙于诊务，没有时间完成，就想到山东青岛来“回避”几天，他打算写出此稿亲手交卷，以完成张奇文之邀。

听此消息，张奇文喜出望外。天天电话联系，并将房间安排在李可下榻的饭店隔壁。又等了5天，终于等到他从广州乘机而来青岛的消息。张奇文在青岛机场接机时，看到那么多人举着接李可的牌子，数辆车接至青岛麒麟皇冠大酒店，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从福建、江西、济南等地赶来的病人。他们都是根据李可的行踪，提前赶至青岛求医问药的。

在跟随李可的7天里，张奇文如同学生侍诊于左右。白天听李可讲解处方用药的思路和立方遣药的法度，晚上与他攀谈，探讨中医理论问题，交流临床经验。张奇文认为，李可看病与常人不一样，其特点是重扶阳、补阳，突出了阳气在治疗疾病中的重要性。对此，张奇文感到受益匪浅。

张奇文从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中得知李可曾两次蒙受不白之冤。每次逆境中，李可一遍又一遍地背诵《伤寒论》，使其烂熟于胸中，深刻领会医圣张仲景“扶阳抑阴”的用药精髓。他认为一部《伤寒论》的要义是在“存津液”、“护阳气”六字上面。而“少阳”与“少阴”又是转折之枢纽，是辨证论治的纲领性经典之作。其中397法、113方并非都是为伤寒而设，而是统领一切急慢性疾病辨证论治的典范。此书常读常新，是一部用似大海、取之不竭的宝书。

张奇文发现，李可善于使用有毒中药治疗顽症、难症。有毒中药中，如附子、乌头、细辛、马钱子等用量均较大。如破格救心汤中，附子最大用量200克；使用乌头的方剂中，乌头用量常达30克。又如“三畏汤”，即红参、五灵脂，公丁香、郁金，肉桂、赤石脂三对畏药合用。见一症用一对，三症悉俱则全用。“使用本方42年，平均日用3次以上，则已达4万次以上，未见相畏相害，且有相得益彰之效。对难症、痼症，一经使用，便入佳境。”

李可对煎熬中药也有一套方法。病势缓者，加冷水2000毫升，文火煮取1000毫升，5次分服，每2小时1次，日夜连服1～2剂；病势急者，开水武火急煎，随煎随喂服，或鼻饲给药，24小时内不分昼夜频频喂服1～3剂。同时，高丽参要另煎汁对服，麝香要分次冲服。

对应用重剂或有毒中药者，他通常亲侍床前，指导煎熬方法。既证候了然于胸，又有用药之实据，还亲自观察得到宝贵经验。

李可认为，有毒中药只要掌握了配伍规律、煎煮方法，也可变毒为宝。实际上有毒中药和相畏相反中药应用，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髓——有是证用是药。

“不是经方不灵，而是我们未能继承仲景衣钵真传。”张奇文感叹！他以四逆汤应用为例说明，四逆汤乃仲景急救亡阳急症之峻剂，有斩将夺关，破阴回阳，起死回生之效。原方为炙甘草二两，干姜一两半，生附子一枚（破八片）。按古今折算，取原方半量，则炙甘草30克，干姜23克，制附子60克（生附子一枚，大者20～30克，生附子之药效为制附子四倍以上），而《方剂学》四逆汤的剂量则是附子5～10克，生姜6～9克，炙甘草6克。以这样的轻量，要救死生于顷刻，诚然难矣！

他认为，学习《伤寒论》，只有学思结合，灵活运用，才能有所悟。古人云：善读书者，必须勤学多思，学思结合，学用结合。在学习中要解决疑难问题，务必寻根溯源，顺藤摸瓜，多加思索，求良师益友，借助他山之石。

2008年，张奇文以73岁高龄又赴成都，向扶阳学派嫡传四代传人卢崇汉先生求教，自此对仲景用附子的炮制方法及煎煮用量有了新的认识。他从卢崇汉处悟出，六经是借用《内经》中的六名，桂枝汤乃桂枝法，四逆汤乃四逆法，麻黄细辛附子汤也乃其法也，均可以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概括之。六经分病，其意实为八纲辨证。

证之临床，对于外感病，必须重视运用八纲，才能辨证准确，证治恰当，若仅以“六经”分病，而不着重运用八纲辨证，则证治无从下手。如：仅定为太阳病，而不辨其表虚、表实，则无从确立解肌或发汗的治法；仅定为少阴病，而不辨其虚寒、虚热，就无法确定其用扶阳抑或养阴的治法。其中的“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为辨其病性属阴属阳的纲领。“病人身大热，反欲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是辨其属寒属热的纲领。而“发热后恶寒，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则是辨别其病性属虚属实的纲领。

因此，张奇文体会，仲景用方，皆以八法统之，八法的应用又与八纲紧密相连，从而使辨证论治一线贯穿，理法方药，环环紧扣。

从此，张奇文与两位先生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经常书信往来，成为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师外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