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人类中心论”滋生的人类欲——“征服一切态势”，才是导致上述一方面急吼，一方面极端失望的认识论根源。
文明的进步，促使西方逐渐滋生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文艺复兴后人们一直或以决定论或以构造论或以机械论的观点看待复杂世界，认为人类一定可以揭示自然的所有奥秘。牛顿时代的学者们就主张，只要将宇宙中任何一个物体当前的参数告诉他，他就能够知道关于这个物体在过去和未来任何时候的状况，即使今天不行，明天也一定能行。因为自然一直是被严格的因果关系决定着的。而分子生物学的信奉者们也认定：只要了解了分子结构或基因片段的排列组合次序，自然的所有奥秘将通通暴露在世界面前。
然而，自普列高津（L.Prigogine）提出耗散结构理论后，人们似乎醒悟到，自然有时是有序的，但更多时候又是混沌的，很多生命事件是个随机过程。自然界并没有什么决定性因素，并不受构造论、机械论之控制。决定论、机械论、构造论等的哲学前提或许在简单的无机世界还有一些意义，但一到生命领域，就全然无效或严重失真了，生命科学之所以发展严重滞后，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人们在癌症认识及应对领域的尴尬，其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同样也在于此。
其次，人类真的需要，并能够征服一切吗？暂且不谈可能不可能，我们先讨论需要不需要。
有人戏说，“癌，是上帝为了调控人类所预设的‘程序’”。否则，地球一定会生癌，人口膨胀，地球无法承受。
英国的一位顶尖医学专家理查德·史密斯认为，因癌症而病逝是“最好的死法”，他分析说：“除了自杀外，死亡方式可分为四类：猝死、痴呆症导致的或长或短的死亡、器官衰竭致死以及患癌病逝”。他说，“患癌而死是最好的死法。因为你会有时间向亲友道别、反思过往、留下遗言，甚至重新回到某些特别的地方追忆过去，你还能听喜欢的音乐、读美妙的诗篇、向上帝祷告……我承认，这种死亡的方式听上去太过浪漫，但却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让我们远离那些野心太大的肿瘤学家，停止浪费金钱治愈癌症吧。”
当然，此说法过于极端，但他至少提示了作为生命，人总有一个终点，想回避这终点是愚不可及的。好生好死是理想生活之组成，如果可以选择，生病（包括生癌）未尝不是一种结局。
当然，反对者抓住癌症死亡前的痛苦，加以反驳。而癌症死亡前的痛苦，一半是疾病所致，一半是人们拼命想征服它，用尽各种极端方法造成的。此时，人们所追求的，应该不是摆脱被癌症等疾病纠缠，而是想等到晚一点，90岁、100岁以后再来纠缠，最好能和癌症谈谈，我接纳你，你也别让我太难受了，让我们和平共处吧。
至于这可不可能？睿智者似乎无需回答。2015年强烈飓风“苏迪罗”侵袭台湾岛，花莲原本有座纪念人类抗击飓风成功的石碑“人定胜天”，飓风中这石碑就像小玩偶一样，随风飘移而去向不明，成为大自然对狂妄人类轻蔑的最新表态。
其实，征服的思路我们在各个领域领教的多了，几无成功可能，对疾病的征服，我们有真正成功的吗？也许人类可以控制或消减一些急性感染的发生发展，但不宜大肆谈所谓的“消灭”或“征服”，至于慢性病，哪一种慢性病能够被征服？对此，20世纪90年代国际权威关于医学目的全球性的讨论，专家最后的意见是：医疗临床，以后别再讲cure（治愈）了，多讲care（呵护、照顾），这才是真正明智的和可行的目标，同时也体现出对自然的某种谦卑，癌症不也应该这样吗？
至于其他领域更不需要多说。美国雄赳赳气昂昂地到世界各处管事，打着推行普世价值之幌子，对异教徒及异己分子进行无情地征服。就近几年而言，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到利比亚，再到叙利亚，哪一个安全了？更好了？更进步了？更民主了？从结局来看只是：越征服，越乱；越是强加的，越是反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征服更是典型，越镇压，越是以血还血的报复，其结局越是血腥残酷。一如癌症治疗，越是用化疗“格杀勿论”，越是死得快、死得惨，或转移复发越频繁。而问题就出在“征服”这另类的、同样带有的原教旨主义的指导思想。
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想，自然之谜只是初露一角，人类就想征服自然，征服一切，可能吗？或者说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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