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临床表现为反复腹痛伴排便次数异常与性状的改变，但肠镜检查和生化学正常的常见的功能性疾病，归属于中医“泄泻”“腹痛”等范畴。该病发病原因不明，发病率高，目前认为本病与肠道动力、神经内分泌、食物不耐受、肠道感染、精神心理因素有关，为一组多因素引起的功能性疾病。对于本病医学界开始认为病理机制为肠道平滑肌障碍，后又认为内脏痛觉过敏，然后发展到脑
肠轴学说。西医学对于此病迄今尚缺乏疗效肯定的药物，临床上以对症治疗为主。张小萍对此病有独特理解。
张小萍从大量的临床观察发现，情绪紧张、遭遇应激状态和精神因素与本病的发病及症状的加重密切相关，与中医学七情致病的理论一致。肝与脾在五行中为木土相克关系，肝主疏泄，可使脾气升清，水谷之精微得以上归心肺；肝主疏泄，可使胃气下降，水谷之浊气下达大肠。另一方面，脾运化功能健旺，肝主疏泄功能才能正常，否则肝脾失和而易泄泻。
（一）病因病机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内因为脾胃虚弱，是致病之本；外因为情志失调，肝气郁结是致病之标，即肝郁为标，脾虚为本。初起虽由肝郁所致，日久必致脾虚，脾运化失司，水反为湿，谷反为滞，水谷不化，精微合污而下，则为泄泻。
张小萍认为泄泻的产生与脾的病理生理密切相关。从生理上讲，脾的生理特点为：一为体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唐容川《血证论》指出：“脾称湿土，土湿则滋生万物，脾润则脏腑滋养。”脾为太阴，阴气最重，故“体湿”是脾的本气，在五行中，脾与湿同气，脾藏营，主运化，为五脏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与湿土的长养、化生之性类同。如黄元御《四圣心源·六气解》指出：“太阴以湿土主令，辛金从土而化湿……己土之湿为本气。”可见，脾的主要生理特点是“体湿”。二为主升。脾主运化，脾为“阴中之至阴”，《类经·阴阳类》注云：“脾属人之土，其体象地，为阴中之至阴也。”根据自然界的阴阳运动规律，在下属阴的气运动趋势是向上的，在上属阳的气运动趋势是向下的，阴阳合和而变生万物，即《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因此，脾属阴象地，其气以上升为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是万物气化之本然，究其动因在于“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素问·天元纪大论》）。脾之所以能升，是因为脾中有阳，正如黄元御《四圣心源·天人解》所说：“脾以阴体而抱阳气，阳动则升。”可见脾虽为阴体，其升动趋上的是脾阳。《素问·经脉别论》：“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正是由于脾阳的升动，才能将水谷精微（清阳）转输至肺及全身。此外，脾主升清，运化水液，脾气健运，脾阳升动，则水精四布，湿浊无从产生；若脾失健运，升动无权，则水津不布，聚而成湿。可见“湿”的产生是脾失健运的外在表现。脾以阳气为用，主升，与胃降共成气机升降之枢纽，所以，无论内湿还是外湿皆易伤脾。由于脾虚易生湿，湿邪易伤脾，故曰“脾恶湿”。
“主升”和“体湿”，体现了脾之阴阳体用互制互用的辩证关系。“主升”为脾阳的升清散精作用，“体湿”为脾阴的濡润作用，而脾阴的濡润必须有脾阳鼓动上升的支持；脾阳的升清必须以脾阴的濡润为生理基础。“体湿”以保持脾升润而不燥，“主升”则保持体濡而不滞。正如：“夫脾为己土，其体常湿，故其用阳，譬之湿土之地，非阳光照之，无以生万物也。”
脾的病理特点主要有二：一为“湿”，二为“虚”。脾气充沛则脾气升动，脾气升动则脾的运化功能健旺。脾气亏虚，甚或脾阳不足，则脾气升动无力，脾运化功能失职。脾运化功能失职易生湿邪，湿邪最易困脾，故脾病多湿胜，《内经》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因此，脾病的临床特点之一是脾虚与湿胜并见。
泄泻的病机为脾虚与湿胜。《内经》早就指出了泄泻病机，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湿胜则濡泄。”“清气在下，则生飧泄。”说明脾气虚弱及湿邪偏胜为泄泻的主要病机。故《医宗必读》说：“湿皆本于脾虚，泄皆成于脾湿。”《杂病源流犀烛·泄泻源流》亦说：“泄泻，脾病也。脾受湿而不能渗泄，则水谷难以分别，并入大肠则成泄泻。”
（二）治疗重在疏肝健脾
张小萍认为“治病必求于本”，要“伏其所主，先其所因”，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病因为肝郁，肝郁脾虚为本病的基本病机。治疗上以疏肝健脾为主，调畅气机为辅，恢复脾胃气机的升降功能。张小萍指出，情绪紧张，遭遇应激状态和精神因素与本病的发病及症状的加重密切相关，临床治疗上对此应高度重视，疾病初起为肝气郁滞，加之患者脾胃虚弱，“土虚木乘”形成肝郁脾虚型泄泻，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生初始都为肝气郁滞，但肝气郁滞，脾胃虚弱，又一直贯穿于该病，导致疾病反复发作，缠绵难愈。治疗时应以疏肝健脾、健脾为主，疏肝为辅。而阻止病情发展的关键是强健脾胃。
虽然泄泻病表现各异，但脾虚为病机关键，所以治疗泄泻的第一要务是健脾。《景岳全书·泄泻》说：“脾弱者，因虚所以易泻，因泻所以愈虚，盖关门不固，气随泻去。”脾强者，滞去即愈，此强者宜清宜利，可逐可攻也。故治泻的基础是健脾益气。
药物各具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之性，气味不同，各有专攻。《素问·至真要大论》：“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故甘先入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云：“土生甘，甘生脾。”《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甘味属土，为脾所主，脾为湿土，甘能润土养土，故可补脾。《临证指南医案·脾胃》说：“太阴湿土，得阳始运。”脾喜燥恶湿，温性多燥，燥能胜湿，温能助阳，可顺脾用。因此，补脾当用甘温之品，如人参、党参、白术、茯苓、黄芪、扁豆、甘草等。
脾气主升，其健运散精全赖脾之升动之性。故选用轻清上浮之品升发脾之阳气，对健运脾气至关重要。黄芪兼具健脾益气及升发阳气双重功效，故为治泻之要药。脾气以升为健，病则易陷，治泻除用黄芪外，张小萍还仿李东垣之旨，用柴胡、升麻等祛风药佐甘温之品，也可起到鼓舞清阳之气，升发脾胃之阳的疗效。
湿浊是泄泻产生的病理因素之一，也是脾失健运的病理产物。苦温燥湿药可以除湿，甘温补脾药也可除湿。甘温补脾药通过振奋脾胃之阳气，鼓动脾气的升动输转作用，转运停聚之湿浊邪气，正如《医宗必读·泄泻》中云：“土德无渐，水邪不滥，故泻皆成于土湿，湿皆本于脾虚，仓廪得职，水谷善分。”甘温补脾药乃治本之剂，于脾虚湿胜之泄泻尤为切合，而用苦温燥湿药仅能祛邪治标。所以，燥湿药不一定健脾，而健脾药可以燥湿。所以，一般选择“健脾”作为除湿的主要途径。
脾属土，乃中和之脏，虽以脾阳为用，然脾阴不可忽视。《医学衷中参西录·治泄泻方》说：“久泻不止，尤易伤阴分……当此之际，欲滋其阴。”久泻易伤阴，出现湿胜与阴虚同见的复杂局面，治疗颇为棘手。张小萍在治疗久泻时常常注意固护阴液。
以疏肝为运脾之手段。肝主疏泄，促进脾胃的运化功能。肝失疏泄，木不疏土或木旺乘土，均可导致脾失健运而泄泻。刘溥痛泻要方即为肝脾不和而设调肝之泻方。可见，对肝失疏泄所致之泄泻，必须健脾、疏肝并投，肝气畅达不乘脾，则脾气健运，泄泻自止。
张小萍在治疗泄泻过程中，尤其重视疏肝法的运用，疏肝法不仅可以用于肝脾不和证型中，还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其他证型，理由如下。
第一，肝主升发，疏肝可以促进脾气的升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泄泻，尤其是久泻，大多存在脾气下陷。合理利用肝脾关系，通过疏肝，升发脾胃阳气，可治久泻。
第二，肝主疏泄，调畅气机，可推动津液的运行。脾虚生湿与湿胜困脾为泄泻的基本病机，除湿祛邪有助于恢复脾运，故为治疗泄泻的重要环节。从气与津液的关系而言，气能行津，气行则津行，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之而顺。因此，寓除湿祛邪于疏肝理气之中，则三焦水道通畅，湿浊可分利消散，湿浊去则易复脾运。
张小萍临床常用痛泻要方合四君子汤加减治疗肝脾不和型肠易激综合征，基本药物组成：党参，白术，茯苓，炙甘草，陈皮，炒白芍，防风。方中党参甘平，归脾肺经，补中益气，生津，《本草正义》谓“补脾养胃，润肺生津，健运中气，本与人参不甚相远，尤为可贵者，则健脾运而不燥，滋胃阴而不湿……养血而不偏滋腻，鼓舞清阳，振动中气，而无刚燥之弊”。本品不寒不热，不燥不腻，为肺脾气虚之要药。白术苦甘而温，归脾胃经，补气健脾，燥湿利水。《本草求真》云：“白术味苦而甘，即能燥湿实脾，复能缓脾生津，其性最温，为脾脏补气之第一要药也。”《本草汇言》中称其：“乃扶植脾胃，致湿除痹，消食除痞之要药，脾虚不健，术能补之，胃虚不纳，术能助之。”对胃肠功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炒用更宜于止泻。与白芍相配，调和肝脾，是抑木扶土，止痛止泻的主药。白芍，酸寒柔润，主入肝经，长于养血柔肝，能敛肝气，护肝阴、肝血，令气不妄行。《珍珠囊》：“白补赤散，泻肝补脾胃，其用法有六：一也治腹痛，二也收胃气，三也止泻痢，四也和血脉……”陈皮，味辛苦而温，理气燥湿，醒脾和胃，配伍少量防风具升散之性，与术、芍相伍，辛能散肝邪，苦能舒脾气，且有胜湿以助止泻之功。茯苓，甘淡，入心脾肾经，利水渗湿，健脾安神，利水而不伤正，兼能泄热，使补中有利，补而不滞。诸药合用，健脾疏肝，调和肝脾，正契合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肝脾不和证的基本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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