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归属

南洋公学更名为南洋高等商务学堂后不久，1905年初又发生隶属之困，校名再次更改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此次校名之变，是盛宣怀在经费不济的情况下，无奈地将其移交给有意接办的政府部门，而显现出一种名实俱变的本质性变更。在交通大学历史上，这也意味着由盛宣怀主导的南洋公学时期正式结束。

1904年10月27日，清政府商部尚书载振函商盛宣怀，将南洋公学划归商部办理。该函节录如下：

现值朝廷重视商政，特设专部，弟忝司其事，夙夜不遑。讲求商学既缺焉而无闻，博求商才寥寂而罕观。沪埠为商业繁盛之区，执事擘画其间，创办学堂，造就商务人才，宏观硕画，至为钦佩。本部此次奏办实业学堂，博究工科，因与商政有关，爰由弟咨商学务大臣，拨出此项学堂隶入本部筹办，藉相联属。尊处商务学堂事同一律，且造就商才更为本部应办之事，可否商请台端径行移交本部管理，名实相副，于学务、部务两有裨益。（注：载振：《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九日，1904年10月27日），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16页。）

商部设于1903年9月，是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措施专设的一个中央直属机构，主要职能是规划振兴全国商务，兼办农工商及铁路事务。商部重视实业技术教育，认为欲振兴工商实业，“应先从设立学堂下手”，（注：《商部奏请拟办实业学堂大概情形折》（光绪三十年，1904），《东方杂志》第3期，1904年5月10日。）于1904年10月设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以工业制造为主。同时，商部认为中国商学“素未讲求”，亟需筹办高等商业学堂，“以沪埠为商业繁盛之区，议于其间设一高等商业学堂”。（注：《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1905年2月27日）。）故主动商请盛宣怀，将初具高等商务学堂规模的南洋公学改隶商部。

11月初，盛宣怀复函载振，同意将南洋公学改归商部，并称：“公学开办虽久，无所附丽，兹值商部设立实业学堂，应请隶入商部管理，庶几联属一气，名实相符。”（注：《商部奏请拟办实业学堂大概情形折》（光绪三十年，1904），《东方杂志》第3期，1904年5月10日。）“且毕业学生定有出身，得以陆续派赴外洋肄业欧美大学，蔚成商业通材，公学之光，亦宣怀之幸也。”（注：盛宣怀：《致载振函》（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904年11月3日），盛档：044709-3。）实际上，盛宣怀的这些话都是虚词。如前述，公学筹建时，南洋大臣刘坤一拟与盛宣怀合办，盛宣怀为主导校务权而婉拒此意，无意让地方插手校务；公学开办后，不归属任何单位部门，一直由盛宣怀直接管理，由他个人主导着学校的大小事务，从未寻求过主辖单位。至于毕业生身份，此时公学已奏准为高等学堂性质，学生毕业后可享受各省城高等学堂毕业生待遇。所以，盛宣怀同意改属最根本的原因是难以为继的办学经费危机。当时，盛宣怀已经失去了对公学供款单位——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控制权，公学经费骤减，维持艰难。1903年初，盛宣怀答复张百熙质疑经费供给时就坦陈道：

承询公学经费，仰见大君子关心学务，垂念殷拳至意。自轮电改章，弟即电慰帅（即袁世凯——笔者注），请其将常年经费十万照拨，未蒙准行。嗣告以前曾另筹每年招商贰万两、电局二万元，以备出洋经费，请其照办，免致中辍，业已经允诺。查弟经派出洋学生，计北洋大学堂生赴美国者八人；南洋公学生赴英国者五人，赴美国者一人，赴日本者二人，岁需银贰万三千两左右，加以公学洋教习三人，岁薪银八千两，除支该两款外，已余无几。虽有前数节存银八万两，断难持久。（注：盛宣怀：《致张百熙函》（光绪二十九年，1903）盛档：044179-2。）

至1904年，“断难持久”的经费危机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若公学改归商部，可以借助商部解决经费难题，使学校得以顺利运作，于是盛宣怀对于改属“甚所乐从”。1904年冬，商部派左参议王清穆、右参议杨士琦来校预备接收事宜。1905年3月，王清穆等到校正式接管。3月16日，商部具呈《奏改南洋公学为高等实业学堂折》，请将南洋公学归并商部管理，同日即奏准。随后，盛宣怀上奏《南洋高等商务学堂移交商部接管折》，具陈学校历年办理大概情形，愿将南洋公学移交商部接管。4月11日奉朱批“知道了”。盛宣怀、张美翊同时辞去督办、提调兼代总办职务，由商部派杨士琦担任监督，更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盛宣怀经营近10年的南洋公学至此宣告结束。

此次更名实为名实相符的根本性变化，从此学校有了正式的中央主管单位，而不再由盛宣怀个人所管；正式升格为高等学堂，定名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专重于高级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继承南洋公学后期改办高等实业教育的办学方向并加以实施。南洋公学归属商部，成为一所体制内的中央部属高等学堂，经费来源趋于稳定，管理不因个人际遇而变更，学生毕业出路较优，这些对于学校发展来说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盛宣怀一生亦官亦商，是晚清时期洋务与新政事务的先锋人物，同时也是热心兴办新式教育的实干家，在教育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南洋公学就是他一手策划和创立的杰作。通过对南洋公学校名变更的细致分析，不难看出这位创办者在艰难时局下勉力兴办新学、锐于进取的精神品格，同时也能折射出他在晚清复杂政治生态环境下表现出的为人老道圆通、善于变通的现实主义做派。比如，原拟定校名为南洋大学堂，为了不与清廷办学意旨相违，又不为地方政府所制约，掌控办学主导权，遂另定名南洋公学；国家学制颁行后，为了能使学校进入国家教育体制之内，盛宣怀再次主动更改校名；在办学理想与政治环境发生矛盾时，他选择理想让位于现实，将南洋公学再次更名，改隶商部，使公学有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和国家层面的主管机构，为公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坚持十年后，盛宣怀最终失去南洋公学的主导权，反映了我国近代绅商主导下的新式教育，因派系斗争、个人际遇浮沉而带来的经费、管理、学生出路等问题，考验着他们所办新式教育的持久性，同时也反映出国家层面的近代新型教育体制的产生过程，离不开对绅商所办新学资源的吸附、改造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