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殊惯习的形成

在科场场域中，是士绅惯习推动着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既然社会支配关系未发生根本性变化，那士绅惯习是否还会继续作用于学堂呢？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代新式学生的生活史。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一代新式学生是指那些1895年后未曾进过科场，或未获得过科名，或至多获得过生员科名、主要在新式学堂受教的一代人。

1．湖南第一代新式学生的生活史

表1-6　湖南第一代新式学生的生活史（1895—1913）选录

本表资料来源：同表1-1。

上表所列的43人同属中国第一代新式学生，他们在1905年废科之时平均年龄才25岁。尽管早年或多或少都接受过传统教育，个别人还获得过生员科名，但他们自青年起所受的新式教育显然对其人生观的形成有更显著的影响。这时候很多人已不再像上一代人那样都挤在速成教育大军中了。他们中有了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这样的名牌院校的学生，有了从县立小学堂到中学堂再到高等学堂接受完整新式教育的学生，也有了若干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走进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的女学生。不过，他们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是在于他们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反体制活动有如此深的纠葛。在这43人中，仅参加自立军、华兴会、同盟会等革命活动的就有28人，还有3人成为第一届省咨议局的议员。第一代学生中尽管开始出现科技人员、新闻记者、现代学者、实业家、艺术家，但涌现得最多的、最突出的显然是政治斗士、职业革命家。同盟会成立最初两年即以学生为主体，而在979名会员中，湖南人就有158人，占了16％，是各省人数最多的。^[45]读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一如既往。但在科举时代士绅是与清廷的一官半职相连的，而在1905年以后学生是与立宪改革或反清革命相连的。正如巴斯蒂所指出的，士绅（她将第一代新式学生包含在“新士绅”行列中）与统治者的关系在1906年前后发生了断裂：即在1901—1906年时，两者基本上属于合作关系；而在1907—1912年时，两者已变成了对抗关系。^[46]究其实，是因为统治者要将教育作为维系政治秩序的工具，士绅则要将教育作为变革政治秩序的工具。废科兴学本来是两者基于应急救时的共识，但统治者要救的是自己的地位，而士绅要救的则是日蹇的国势。当然，我们应该在此做一点重要的补充：对于许许多多为士绅惯习所浸染的人来说，本来已对科举寄托了多年的梦想、付出了如许的心血，而今科举的废除破除了他们的梦想，也使其心血为之白流。尽管为了谋得已经大大贬值的科名与可能性骤减的官职，他们如今不得不改换门庭，进入学堂或出洋留学，但他们的利益被侵害使其难以对晚清统治者抱着死心塌地的忠诚了。^[47]事实上，在立宪与革命队伍中有相当多的学生，主要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激情，而是出于追逐个人利益混迹其中。不过，民族主义之追寻也好，个人利益之诉求也好，都是与清廷离心离德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科举时代主要产生的是体制内知识分子，而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反体制知识分子却成了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类型。

我们把1895年的公车上书视为科场场域的转折点，其理由之一是它可谓科场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科场的一大特点是考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极低。赴考前考生多分散在规模很小、带浓厚私人性质的家塾、蒙馆、经馆与书院里，相当规模的集结只是在应考那几天短暂的时间里。而考生又是被无数迥异的背景线所分割开来的，其唯一的共同纽带只是参与对科名的残酷争夺。在科场上，考生是以某个个体及其站在他背后的家族单独面对着考官及其理论上所代表的唯一仲裁者——皇帝。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集体行动的可能的话，那只能是他们发现了对其科名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资本的共同威胁的存在。比如，1841年9月，广州府试诸生曾联合罢考知府余保纯主持的“汉奸试”。又如，1875年，湖南乡试诸生在北京玉泉山集会，商议捣毁被当时士人指为“不见容尧舜之世”的郭嵩焘的住宅。^[48]当然，在科名被预先“出售”殆尽的情况被披露时，罢考也会成为多数考生的选择。但正如闵斗基所指出的，科场内纵有集体行动，也只是为了考生的个人利益。^[49]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想见：科场内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与组织化程度都是极低的。而学堂的情况则判然有别——它天然成为培植学生集体行动的场所。

2．学堂与学生的反体制冲动

我用“学生的反体制冲动”一词来描述学生热衷于政治的社会心理动因，这种冲动主要是在新式学堂的特殊环境下孕育出来的。

（1）学生与家庭纽带的松动

科举时代的读书应试都绝非只是考生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整个家庭乃至宗族的维系（对富家来说）或获得（对贫家来说）。所以，一个孩子的读书应考生涯从一开始就寄寓着一个家族多年的心血，而他一旦金榜题名也必负载着对这个家族的照顾、提携义务。考生既受着全方位的关心，也同时受着全方位的牵扯。他首先是属于他的家族而非他自己，他在父母身边读书备考，随时受到父母的关心与监督，富家子弟到书院读书甚至有仆人陪读侍候。但位居于大大小小城市里的学堂则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学生长年累月地过着寄宿生活。尽管学生的读书费用全靠家庭提供，但他们与家庭互动的时间较以前少了很多。正如莎瑞所指出的：对于一个从十余岁就开始长年在远离家乡的学堂生活的孩子来说，尽管他仍知道肩上背负着家庭的厚望，但老一辈士绅惯习对他的思想影响日渐式微。^[50]如果说上一代在严父慈母身边难以成长起一个独立于科场规制之外的自我来，那么，对学堂一代来说，已然松动的家庭纽带使他们有了充分发展自我的机会。对于大户人家中陈腐专制气氛的不满，是许多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产生反体制冲动的最初原因。著名作家巴金的《家》写出了一代士绅子弟叛逆的心路历程。他这样表白自己的写作动机：“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首，那些都是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51]因此，早在废科前一年就赫然出现了这样的言论：“家庭革命者何也？脱家庭之羁轭而为政治上之活动是也，割家族之恋爱而求政治上快乐是也，拒家族之封建而开政治上之智识是也，破家族之圈限而为政治上之牺牲是也，去家族之奴隶而立政治上之法人是也，铲家族之恶果而收政治上之荣誉是也。”^[52]从这位号称“家庭立宪者”的作者与家庭的决绝态度看，他想必是新式学堂的过来人。实际上，上过高级学堂、留过洋的学生很少再回到他们的父母身边了：农村或大大小小城镇出身的人大多集聚游移在京城、省会或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因此，他们对父母的反叛是少有后顾之忧的。学堂已使他们成了曼海姆所谓“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socially unattached intelligentsia）了。^[53]

（2）同质群体的碰撞激荡

在科场上，同蒙“考生”之名，但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在年龄地位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1905年后的学堂虽仍有部分三四十岁的老童生，但十几、二十岁的少年已构成了学生的主体。如前所述，由于新教育的费用高昂，所以，能走进同一所学堂的学生，其家庭背景的差距一般不会过于悬殊。即使有，同样的少年意气、血气方刚也会使城市气息与乡土文化相撞而又相融，同样的青春的激荡、理想的召唤也会填平家庭背景与生活习惯间的距离。他们刚刚从家庭的怀抱中挣脱而成长出一个萌芽状态的自我，现在又自然地让这些稚弱的自我相互呼应联结起来，增添独立成长的勇气与能力。

（3）书刊的鼓动与社团的组织

如果说一个学堂只是上百名学生的集结地，则在那里发生集体行动的规模既不会很大，也难以与其他学堂的类似行动相互呼应和联结。但事实上，学堂内外书刊的流传与社团的组织活动使学堂成了学生进行更大规模联结的基地。我们这里所指的书刊不是学堂的教科书，而是私下流传的启蒙性书刊。在1895—1913年间走在思想最前列的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极其重视报刊宣传工作。早在湖南戊戌维新时期，《湘学报》与《湘报》便成了维新的思想阵地，而时务之类新学堂正是传播这些报刊的主要渠道之一。维新失败后，思想阵地转到了日本。仅由湖南留日生主办的著名报刊就有秦力山1901年办的《国民报》、1902年由杨度等湖南留日同学会办的《游学译编》（杨度于1907年又办了《中国新报》）以及宋教仁于1905年主持的《二十世纪的支那》等。同时，还有杨笃生的《新湖南》、陈天华的《猛回头》等著述以小册子的形式广为散布。^[54]由于湖南留日学生数量很大，而他们回国后又多曾在各式学堂任教，所以，那些被官方视为“洪水猛兽”的禁刊禁书就这样势不可当地冲进了学堂，深深影响了正处于欲求独立却又还不知所向的学生们。严格说来，每一代人从根本上塑造了自己一生路向的书刊大抵都是少年时期由于某种因缘偶然读到的某几本书刊。对于1895—1910年在学堂里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来说，产生这般刻骨铭心般影响的无疑是严复的《天演论》与梁启超主笔的《清议报》《新民丛报》。^[55]自1889年4月《天演论》初版以来，在随后十余年里就发行了三十多个版本。直到新学兴起，其盛誉历久不衰，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的景象。而梁启超在1898—1907年主笔《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以一支“如椽之笔”打动了整整一代学生。即使是那些后来选择了革命道路的人也少有例外地是由严复或梁启超打开他们最初的视域，播下最初的变革火种的。学生们借此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属于一个家庭或一所学堂的，而且首先是同属于这个梁启超所谓“过渡时代”的。正如1904年《湖北学生界》中有人所说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呜呼，美矣哉学生之位置！呜呼，重矣哉学生之位置！”^[56]

既然学生在思想上受到了自成一“界”（学生界）的影响，那必然随之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上，社团遍兴便是这种情况。维新时期，南学会等湖南若干新型社团的崛起打破了清廷维持已久的禁令，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与学生。湖南在戊戌之后几年短暂的沉闷之后，于1901—1904年又涌现出8个新型社团。这类社团多基于开明士绅与学生的结合，其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学生先建立自己的社团，然后与开明进步人士对等结合；二是开明士绅在其社团内附设学生组织；三是学生以个人名义加入新式社团（这种形式最为普遍）。如华兴会会员多达500人，其中许多人是湖南明德、经正、实业等学堂学生，而归国留学生则担任各校教职。同盟会1905—1907年可考出身的369名会员中，国内学堂学生与留日生竟有354人之多，占了近96％。^[57]社团成了学生刚被唤醒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演练场，为其采取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4）学堂高压的反冲力

上述三方面造成的学生独立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普遍唤醒绝对是清廷所不愿看到的，早在《癸卯学制》中便明文规定了“学生不准妄干国政，暨抗改本堂规条”。1907年学部又颁布了《严禁学生干预国政事致内务府咨文》，称“不率教必予屏除，以免败群之累，违法律必加惩儆，以防履霜之渐。……（倘各官员）仍敢漫不经心，视学务、士心为缓图，一味徇情畏事，以致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除查明该学堂教员、管理员严惩外，恐……（各有关官员）均不能当此重咎也”。^[58]这使得学堂监督们即使仅为保住其位置都须对“酿乱之阶”严加防范与惩戒。如此行径虽也会震慑住部分学生，但对于许多眼界已开、志向已立的学生来说只会增添他们的逆反心理。因为学堂并没有将学生的心收拢的内力。不伦不类的课程、新瓶旧酒的腐儒、残缺不全的书籍、虚张声势的管理，这一切都让已受新潮熏染的学生们失望与厌倦。当时有人对学堂总办勾勒过这样一幅漫画：“为总办者，受千钧之重任，担教育之巨肩，求一二有名无实乡村蒙塾之教师，使用其毒下戒尺之手段，以压服国民希望之学生。左挟四书五经，右执义之楷法，戴尘堆之破帽，着方袖之套文，道学先生、古文名家，一一登场，万夫失色。”^[59]那个时代著名的学潮人物郭沫若曾如此说道：“对于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我自己真是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学生在教课上得不到满足，在校内便时常爱闹风潮。……因为少年的各种能力他总要寻出发泄的机会来消费的。”^[60]对比一下那幅漫画与这番心态的自白，就可看到学堂的高压只会为同学少年的反体制冲动加上一个反冲力。

学堂之设按其“中体西用”“保教益智”之旨本是想通过课堂正统文化的传输培养“应时救急之才”。但对于无衣食之忧、父母之训、家室之累，却有青春之激荡、眼界之开放、同道之砥砺的学生来说，通过学堂这个基地孕育的却是反体制冲动。借用曼海姆的话来说，学堂本是统治者意欲灌输意识形态之地，不料却成为培育乌托邦思想的温床。^[61]据统计，1905—1911年间全国各地学堂爆发的学潮，见诸报端的就有347起，其中又以集体罢课为主，共有178起；另有退学风潮84次。在这些学潮中，有220起是由于对学堂内部的不满，另有14起是为了反洋教习与教会。^[62]

3．反体制冲动下的老师与学生：个案分析

（1）禹之谟与徐特立^[63]：个案对比研究之四

禹之谟与徐特立都是在湖南第一代学生中享有盛誉的教师（他们本人都是新式学生出身），但他们的早年经历有很大差别，其历史影响也各具特点。

禹之谟出身商家，小时虽好读书，却根本厌弃科举，一成年便在军界与商界辗转谋生，与旧学并无瓜葛。1897年他与谭嗣同、唐才常、毕永年交好，后来参加了自立军起事。1900年，年已34岁的禹之谟赴日留学，1902年回国后从事实业。但从1905年起，禹之谟开始重视新式教育的发展：他先捐资办了湘乡驻省中学、邵阳驻省中学（此举后为其他各州府学绅所效），次年又创办了唯一学校，招收了许多因闹学潮被开除的学生，并在校内暗设一阅览室，备有《新湖南》《警世钟》等书刊。由于他在商界、学界的声望，他同时被举为湖南商会会董、教育会会长与学生自治会干事长。从唯一学校之设便可看出禹之谟的用意何在。他实际上成为那些年湖南学界风潮的主要鼓动者：或者率众收回路权，或者领军抵制美货。然其中最有影响者莫过于他在1906年发起的各校学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与痛惩阻碍学运的长（沙）善（化）学务处总监俞诰庆的活动。参加公葬的长沙各校学生竟达到数万人的规模。“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虽然后来禹之谟本人为学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由他揭开了湖南日后轰轰烈烈学运的序幕。

徐特立出身农家，从9岁开蒙起走过了由旧而新的受教历程。转折点是在他1905年28岁那年发生的，那年他参加县试落第，也由此结束了以往在蒙馆、私塾间受教传教的生涯，开始在由周震麟任校长的宁乡师范就读。毕业后，他先与同学合办了一所高小，后又应聘到朱剑凡任校长的周南女校任教。他当时有两件事名扬湖南：1909年在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中，他参与组织了长沙公私立学校的罢课罢教活动；同年在长沙修业学校的一次时事报告中，他竟自断左手小指，以示对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愤恨。1910年徐特立赴日考察，回国后在多所学校任教。

对比一下两人的生活史，耐人寻味。禹之谟阅历丰富，视野广阔，自小未受过传统教育的羁绊，又素与谭嗣同、毕永年、黄兴一类人物交好。所以他所从事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是很可理解的。而对徐特立来说，28岁时还在应中国最末一届科试，平素温文尔雅，1910年前又是足不出湘，人不离校。那么，他后来能表现出率众罢教与断指明志的决绝，颇能看到时代风潮打在那代人身上的烙印。

（2）舒新城与李六如^[64]：个案对比研究之五

在众多的1890年前后出生的湖南学生中选择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舒新城与李六如作个案，是因为前者经历过完整的学堂教育，而后又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其个人自述自有其独到真切的感觉；而后者著有一部以其个人经历为主要素材的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为他在那个过渡时代中的心路历程留下了很好的写照。

舒新城1893年出生在湖南溆浦一个农家。自5岁开蒙起断续读了8年的私塾，19岁进入本县鹿梁书院，次年转入县立高等小学堂。那时进学堂也须考试，但录取面较宽，还暂未开始收学费，使他得以上了小学堂。他在感情上并不喜欢学堂那整齐划一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学堂的阅报室却使他能读到《新民丛报》《安徽俗话报》《民报》与《猛回头》一类书刊，并深深为之吸引。他甚至利用上课时间去默写复述他看过的课外报刊。1910年他到长沙，本拟报考西路学堂，却因学费太高无法承担，只好又回到小学堂。1911年武昌首义的消息刚传到他所在的穷乡僻壤时，他竟要求学校发给学生真枪实弹，操练革命，结果被学校开除。其后他任过教，上过县办自治研究所、省立二师单级教员养成所和长沙游学预备科。1913年舒新城赴武昌就读文华大学中学部。

李六如1887年出身于湖南平江一个商家，7岁即遭父丧，由于母为庶出，备受族人欺凌，故拼力要送他上学做官，以撑门第。于是，十余岁的李六如离家上经馆就读。由于当时八股已废，科试改革，经馆先生鼓励学生读洋书，他也在那时第一次接触到《新民丛报》，并为之心折。1904年在应科考期间，时逢米商哄抬物价，他率众童生与市民冲击了米店。落榜归乡后，到一留日生处受教，并借此看了《扬州十日记》《洞庭波》《猛回头》等书。1905年，他进了县立小学堂，并从一留日教习处接触到了《民报》《游学译编》等违禁书刊。次年，李六如母亲病亡，他随即从军，走上革命道路。

舒新城文墨一生，耕耘于文教事业；李六如戎马生涯，终成一著名的共产党人。两人的人生道路并不相合，但他们在少年时期表现出的相似的行为趋向——或倡导革命被开除，或率众冲击奸商——确可反映出其所置身的学堂及其与之相连的《新民丛报》《民报》对他们的影响力。

4．反体制冲动：一种特殊形态的惯习

虽然第一代新式学生多出身于官绅富商之家，但左右他们在学堂行动的却是反体制冲动。如果说父母辈的士绅惯习是要维系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那么学生代的反体制冲动就成了专与现存秩序作对的乌托邦。^[65]反体制冲动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加剧了皇权的衰落，另一方面又由于反抗皇权支配所导致的最高统治位置的“虚位”，进一步造成官绅富商之间的争斗与分裂。

可以说，反体制冲动是在20世纪初的学堂里塑造出来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惯习。说它是一种惯习，是因为它赋予了新式学生一个别样的意义世界，塑造了他们共同行动的力量。但是，这种惯习又是非常特殊的。

首先，这种惯习具有不稳定性。反体制冲动所驱动的主要是对皇权的反抗，而非对原来的社会支配结构的整体重塑，也非对西方支配权力的反抗。它既不曾给以往的被统治者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也无法实现上层的某些叛逆者与下层的广大被支配者的稳固结合。那些多由富家出身的学生在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破坏上等社会、提携下等社会”，而他们自居于中等社会。^[66]事实上，破坏上等社会是做到了，提携下等社会却成了一句空话。学生们也许可以背叛父亲争取人身上的自由，但他们在思想上既代表不了以往被支配的下等社会，甚至也无法表达独立的自我，却仍同父辈一样为政治势力所牵制：或者如谭延闿一般将教育作为改良政治的工具；或者如黄兴一般将教育作为革命政治的工具。而政权一旦易手，朝气蓬勃的学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摇身变为暮气沉沉的政客官僚。正如莎瑞所指出的，在第一代学生身后拖着根“士绅的辫子”。^[67]

其次，这种惯习具有去合法性。士绅惯习再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支配关系本身，而且是支配关系的合法化；由于反体制冲动只是一种破坏性的驱力，它虽然也还能使原来的统治阶级的支配关系部分地被再生产出来，却无法将其合法化。这种去合法性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惯习的不稳定性。因此，学堂始终无从构型为一个全然有别于科场场域、类似西方学校场域的学堂场域来。我们就此把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称之为“后科场场域”。

由于新文化资本的可移置性（土地显然是不可移置的资本，而科名因与乡土、家族密切的联系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移置的；学堂教育的特点是使学生拥有了无形的、可移置的资本），后科场场域内的许多行动者已做出了“退场”（exit）^[68]的选择。我们研究一下黄兴、谭延闿、徐特立那几代人的生活史便可发现：他们中许多人虽然都曾在学堂里翻江倒海，但很快就退出了学堂，置身在兵戈相接的军事斗争场域去了。

对于在科场场域时代就存在着对士绅惯习的某些偏离的湖南来说，这种退场选择就更具有典型性。有学者研究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时发现：在1920年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中收有4767人，湖南人仅占5.62％；1941年的2458名大学教授副教授中，湖南人仅占7.2％；1934—1937年全国2万余工程人员中，湖南人只占5.49％；近代科学家中湖南人只占4.71％，文学家中湖南人只占5.8％。但是，在黄埔军校第1—7期毕业生中，湖南人高达28.9％，国民革命军中将、上将中湖南占14.19％，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中湖南占25.4％，红军人物中湖南有25.22％之多，而解放军上将以上的77名高级将帅中湖南人独居36.4％——这些比例在各省中均高居榜首。^[69]“惟楚有才”的湖南在文教科技人物与军界政界人物中多寡的鲜明对比，既是对湖南后科场场域中强劲的学生反体制冲动的一个绝佳说明，也可以从中略窥教育场域与权力场域关系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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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58—59页。

[2] 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73页。

[3]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1904）。

[4] 希尔斯：《传统和现实之间：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科技与文教界》，李凭等译，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5] 叶启政：《制度化的社会逻辑》，第153—187页。

[6] 留学的普遍开展也同时产生了一个似乎足以反拨西方主宰地位的现象：即政治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唤起。不过，政治民族主义与对西方的文化认同可以并存于留学生中。

[7] 巴斯蒂：《社会变化的潮流》，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653、673页；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83页。

[8] 《学部官报》，1907年12月25日，第43期。

[9] 宣统二年学部总务司：《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但在1909年湖南学堂总数上，该资料前后统计不一：在分官立、公立、私立统计时是1262所，在分各级学堂统计时又为1437所。因出入尚不太大，本书分别不同情况而并用之。

[10] 《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

[11]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286—287页。

[12] 孙立平：《辛亥革命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三，第41页。

[14] 据苏云峰（《康有为主持下的万木草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总第3期下册）的分析，万木草堂要求学生交纳学费、自备膳宿，甚至还须为学堂提供某些房屋，所以，入学者大多来自小康之家。

[15]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352页。

[16]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274页。

[17] 熊希龄：《上陈右铭中丞书》，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97—598页。

[18]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第34—35、229页。

[19] 以上资料汇自《自立军史料集》（杜迈之等编，岳麓书社1983年版）、《湖南历代人名词典》等。值得一提的是，时务学堂日后最著名的学生蔡艮寅（蔡锷）虽然出身贫家，但他的母舅樊锥却是身为南学分会会长的拔贡。

[20] 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第187页。

[21] 政协湖南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2辑（1986），第73—92页。

[22] 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23] 周锡瑞在他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页）中详述了将两湖连在一起来研究的缘由。

[24] 房兆楹编：《清末民初洋学生名录初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版。

[25]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2辑（1986），第11—14页。

[26] 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第91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472—473页。

[27] 初级学堂既以十余岁左右的少年为主，则时势之骤变会使许多权贵子弟来不及获取科名便会被送入学堂这一新的进身之阶。所以，在学堂学生中，未得科名的官绅富商子弟数远比有科名的贫寒子弟数多。

[28] 韦思蒂：《江西山区的地方精英与共产主义革命》，王笛译，载孙江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113页。

[29] 舒新城：《舒新城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30] 清国留学生会馆：《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1904）。

[31]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6页。

[32]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93页。

[33] 如果考虑到那些曾上过私塾、社学或书院但不曾考取生员的人数，那么，新式教育的普及面就显得更少了。据罗友枝（E．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23，241）的测算，在19世纪80年代，男人的识字率在30％-45％之间，女人在2％-10％之间，其低限平均在16.6％-20.5％，其高限平均在24％-28％之间。但在私塾、义学为新式学堂所取代的情况下，识字率已达不到这样高的水平了。20世纪开始屡屡发生的乡民毁学堂的事件表明老百姓对新式教育所感受到的只是他们不得不交纳的沉重的学税以及学堂对宗族庙宇、祠堂的占用，所表达的是他们多数人被迫退出教育场域的愤恨与仇视。参见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34]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第46、91、93页。

[35]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95页。

[36] 《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

[37] M．Bastid．1988．Education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160．

[38] 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61页。

[39]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第92页。

[40] 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61页。

[41]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451—453页；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42] Wang Y．C．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177．

[43] 《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

[44]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第122—130页。

[45]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5—311页。

[46] M．Bastid．1988．Education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pp．84-94，154-173．

[47] 参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4页。

[48]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79页；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4页。

[49] Min Tu-ki．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Harvard Unviersity Press，1989．

[50] J．Sarri．Legacies of Childhood：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1890-192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51]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

[52] 家庭立宪者：《家庭革命说》（1904），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834页。

[53] K．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 p．155．中译见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92页。

[54]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206页。

[55] 参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235页；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56]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53—454页。

[57]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5—278、342页；《辛亥革命》（四），第275—311页。

[58]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88—89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末年学政史料选载》，《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59] 转引自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第106页。

[60] 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6、111页。

[61]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34—253页。

[62]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177、180—181页。

[63] 参见禹坚白：《跃起作龙鸣：禹之谟史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2页；《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南史学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376页；《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217—297页；《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卷（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90页。

[64] 参见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1—97页；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62版），第1—152页。

[65]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130—141页。

[66] 杨笃生：《新湖南》，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28—629页。

[67] J．Sarri．Legacies of Childhood：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1890-192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68] 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卢昌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36页。

[69] 王奇生：《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