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西夏流通货币的特点

浅议西夏流通货币的特点

牛志文

西夏王朝于公元1038年建立，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民族封建政权。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境土方二万余里”（《宋史·夏国传下》），拥有今宁夏北部、甘肃西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广大地区。

党项族本是游牧民族，经济并不发达。但是,党项人长期与汉人杂居,由此学会了农耕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西夏经济的发展。史书曰:“耕稼之事，略与汉同”。然而，由于自然物产条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很强，不得不通过与宋、辽、金等国的贸易交往来大量获取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如：输出青白盐，还有牲畜、毛织品、药材等商品，输入商品则有粮食、茶叶、金、银、铜、铁、锡等；宋人庞籍就曾用“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西夏书事》）来形容西夏在对宋贸易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迫切性。正是这种贸易上的往来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夏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打破了党项人传统单一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

那么，在这些商品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西夏货币是个什么样子，它的品种有哪些、特点是什么呢？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货币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发展的载体，不但集中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方面的基本情况，也能反映出它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概况。西夏钱币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历史事实。

一、西夏钱币的种类

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西夏钱币有西夏文钱和汉文钱两种。西夏文钱有毅宗谅祚时的“福圣宝钱”，惠宗秉常时的“大安宝钱”，崇宗乾顺时的“贞观宝钱”，仁宗仁孝时的“乾祐宝钱”和桓宗纯祐时的“天庆宝钱”等五种。可以确认的汉字钱，有惠宗秉常时的“大安通宝”，崇宗时的“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和“大德通宝”，仁宗时的“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桓宗时的“天庆元宝”，襄宗安全时的“皇建元宝”，神宗遵顼时的“光定元宝”等八种。另外，还有“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两种。汉文钱书体以楷书居多，兼有篆、隶、行诸体。

西夏钱币

二、西夏钱币的特点

首先，西夏钱币的制式深受汉文化影响，采用中原地区流行的圆形方孔钱的样式，而且都是年号钱，宝文有通宝、元宝、重宝之称；币材有铜铁之别；币值有小平、折二之差。其次，西夏钱币的铸造大都很精美，除早期的福圣宝钱、大安宝钱等制作较为粗糙，文字也不甚规范外，后期西夏钱币则轮廓规整、书体端正、钱文深峻、工艺精细。另外，西夏钱币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化或者说民族性的一面，它不仅有汉文钱，又有本民族文字的西夏文钱，而且两种货币自成体系，汉文钱称“元宝”、“通宝”或“重宝”，西夏文钱则称“宝钱”。

了解了西夏钱币的种类和基本特点后，势必要了解西夏的货币经济情况，也就是在商品交流中，西夏钱币的流通和使用情况，它到底扮演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在商品流通中又有怎样的地位和特点呢？

（一）宋钱是西夏的主要流通货币

纵观西夏历史，其货币经济很不发达，主要表现为在西夏境内大规模使用的是宋钱，这由钱币出土情况可以得到佐证；从目前所发现的大部分西夏钱币窖藏中，不难发现其中80％－90％，甚至更多，都以北宋钱为主，而西夏钱则相当稀少，比例甚至不超过2％。如甘肃武威某窖藏在不到30种钱币中，北宋钱23种，西夏钱仅“天盛元宝”一种；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二道川西夏钱币窖藏中，宋钱占总数的97％，西夏钱仅有“元德重宝”一种；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和滚钟口3处西夏窖藏出土的钱币，其中北宋钱达85％以上，而西夏钱不到2％，这说明在西夏境内主要流通的是北宋钱，而非西夏钱。那么，为什么在西夏境内大面积使用的是北宋钱呢？

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铸币材料缺乏的因素：西夏地处西北，境内铜铁矿资源匮乏，致使其货币的铸造与发行，受到很大制约。同时，宋、辽、金三国严禁对西夏的铜铁贸易，致使西夏币材严重不足，铸币困难，货币发行量极小，在流通过程中呈现严重不足的景象。2.历史传统的因素：在历史上西夏所控地区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里的人民一直使用的就是唐、宋王朝的钱币，即便在西夏建国后，这些钱币也仍然作为流通货币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经济依赖性的因素：由于西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品的对外贸易，需要不断的通过榷场、和市从宋、辽、金处获取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以添补自己的不足。根据出土的货币资料显示，西夏虽然铸造货币，但西夏人手里所持有的货币，即社会上主要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北宋货币。所以，在西夏境内，宋钱应该是以一种“硬通货”的形式参与流通的。

（二）汉文钱在西夏流通钱币居主要地位

在西夏文钱中，“大安宝钱”是出土最多、著录最早、流传最广的钱币。据已发表的材料，只有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3处西夏窖藏出土9枚，吉林扶余县和内蒙古林西县金代窖藏各出土1枚，加上2000年在宁夏同心红寺堡一次出土的50枚，总计也仅仅不过60余枚；“乾祐宝钱”贺兰山大风沟、滚钟口两处共出土3枚；“天庆宝钱”贺兰山大风沟、滚钟口两处共出土5枚。

通过以上资料，不难看出，西夏文钱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尤其在西夏晚期，统治者已完全放弃了在钱币上使用西夏文字，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根据史料我们知道，西夏在立国之初，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一方面不得不效仿“唐宋官制”建立自己的政府，在其境内实行有效统治；另一方面又刻意保存和发扬党项固有的习俗和传统，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在公私文书中广为使用，并废止汉礼，恢复蕃礼。

同时，随着西夏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作为商品流通主要媒介的货币也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到了西夏后期，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货币需求量大增，钱币铸造量猛增，但在如此大量的自铸钱币中，西夏文钱却近乎绝迹。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环境下，在具备完全或大部分以自己文字制造钱币的条件下，西夏统治者却一直没有将被“尊为国字”并大量使用于官方文献和各种佛经中的西夏文字来统一其货币，而只是看似象征性的制作了少量的西夏文钱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流通的需要。对外贸易是西夏经济来源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维持和发展经济，西夏人使用的钱币，应该是他们买入和卖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货币。因此，在货币的使用上，宋钱和汉文钱自然会比文字生涩的夏文钱要方便和实用的多。

现有资料表明，在西夏铁钱中，无论是零星发现的，还是窖藏出土的，都只有“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两种铁钱。这说明在西夏历朝皇帝中，只有仁宗仁孝铸过铁钱。(另外，西夏铁钱窖藏，主要发现于内蒙古河套地区，且数量很大。如那林镇窖藏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据报道，早在建国前，该镇就发现过西夏铁钱窖藏，出土钱币12000斤之多，其中主要为“乾祐元宝”；新民渠村窖藏（内蒙古达拉特旗盐店乡的一个自然村），1980年8月出土钱币计1048公斤，272154枚，在已清理的183204枚中，有“天盛元宝”14058枚，“乾祐元宝”168131枚。

自宋室南迁后，由于地理的隔绝，西夏与南宋基本上没有经济往来，而金便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从现今发现的西夏铁钱中，完全没有西夏文钱的踪迹来看，不能不说，它有为了流通方便而考虑的。

2.独立政权的需要。元昊建立的西夏政权不仅在礼仪上使用党项族的传统，还创制了文字来昭示自己政权的独立性。在政治和文化的代表相继形成了独立性的政权和文字后，经济的代表——“货币”的独立性也自然要由西夏文钱来完成。然而，由于其在政治上的依附性、经济上的依赖性，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使得西夏文钱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政治价值而非经济价值，即它的象征意味远远要大于它的实用性。

（三）铁钱的流通受地区限制

从已知的西夏铁钱出土情况看，铁钱窖藏位置，从西向东，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都在内蒙古河套地区沿黄河一线。而在其他地区，虽说也有发现，都是一枚、两枚，最多十几枚，很零星，尚未见有铁钱窖藏。在西夏的“钱币法”中规定，“诸人不允将南院（可能为北院之误）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若违律时，不论多少，都要受到“二年”徒刑的处罚。也就是说，西夏同宋朝一样，在铁钱的使用上是有地区限制的，即西夏铁钱只限在北方与金接壤的地区使用，这在上文中提到的两处铁钱窖藏中也能一窥端倪。

（四）汉文铜钱中对读钱、行书、篆书体钱流通较少

隶书对读小平钱大安通宝，1981年7月，出土于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辽代窖藏中，在20万枚钱中仅此一枚；真书对读小平钱元德通宝，是西夏汉文钱币中最少见的一种；真书对读折二钱元德重宝，1979年内蒙古鄂托克旗二道川出土，仅一枚，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行书钱乾祐通宝，1984年秋贺兰山滚钟口出土，在近三万枚钱币中仅得有一枚。篆书钱光定元宝，1984年9月，在银川西贺兰山滚钟口出土，在近30000枚中，仅此一枚，极为罕见。此几类钱的产生或许只是西夏统治者为效法宋钱的形式多样而制作的，它们在流通领域中的地位应该是较低的，但它们作为钱币中的精品也体现了西夏在钱币制作上精湛的工艺水平。

通过以上几点，不难看出，由于西夏经济强烈的对外依赖性和资源的严重匮乏性的双重影响下，致使其货币在流通领域中也有着鲜明的特色，就是在自主与非自主、限制与反限制、学习与创新这样的矛盾与夹缝中顽强发展着，最终为我国的货币史留下了浓重而精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