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要支教

可能您会觉得支教大材小用，是个不靠谱的提议。但我不急于求成，我知道人生不是短跑而是场马拉松，坚持到最后的人才会胜利。

——题记

2016年新年刚过，庄嘉儿就决定做一件有生以来最大胆的事。

打开台灯，启动电脑，输入开机密码，新建word文档。庄嘉儿用微带颤抖的指尖敲击起键盘，雪白的屏幕上逐一跳出文字。

老爸：

希望您能静下心来读这封信，还记得上次写这样的信给您，是想说服您同意我去参加海上学府。这次，我想说服您的可能更让您难接受，但还是希望您能按捺住心中可能会爆发的怒火，先看完这封信。

宿舍窗外传来隐隐喧闹，不同肤色和族裔的学生在冬夜校园中熙来攘往。地球另一面的故乡，此时正是清晨，父亲应该刚抵达公司，开始争分夺秒地忙碌。

在庄嘉儿的记忆里，父亲永远代表着强势。他来自广东潮州的一个小乡村，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多年的奋斗和后来的成功，赋予了父亲说一不二的性格，以及对效率近乎极致的追求，对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教育同样如此。

15岁那年，庄嘉儿来到美国留学，后来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选择专业时，父亲希望她去读商科或金融，庄嘉儿则选择了金融数学专业；临近毕业，关于未来的工作，父女俩又有了分歧：

我记得您一直都很希望我继续读研究生，但在读了这么久的书，并于暑假在新加坡实习过后，我觉得我该出去闯一闯，出去积累社会工作与实践经验了。您老是千叮咛万嘱咐，女生跟男生不一样，要赶紧先把书读完，二十七八岁还在读书，那还怎么谈恋爱，怎么准备结婚呢？其实啊，我真的不急着结婚，我觉得我是个事业心特别重的人，家庭观念也很重，所以没找到特别合适的人我不会轻易结婚。而且我也觉得走的国家多了，看的世界广了，更是很难找到一个三观匹配的另一半。阿爸，您有好几个女儿，不要急着把我嫁出去啊！

在谈完大学经历和职业人生规划中的“不想”之后，我想跟您严肃地谈谈我想做的事情。在大学毕业后，我想参加“美丽中国”。

长长的铺垫后，“美丽中国”终于第一次出现在屏幕上，四个字下面还特意加了下划线。为了敲下这个名字，庄嘉儿积攒了四个多月的勇气。

还在小时候，“当老师”就是庄嘉儿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她喜欢握着长尺敲打着充当黑板的墙壁，要求弟弟妹妹们双手叠好放在桌上，认真听自己讲话。大一些后，父母都在外忙事业，她又每晚坚持给弟弟妹妹们检查作业，辅导数学和英语。

大一的暑假，庄嘉儿回到广东进行短期支教，由此关注起农村教育，并萌生了投身这项事业的想法。“我希望能把我学到的知识、看过的风景、踏过的土地、听过的道理，呈现在孩子们的面前，我希望在这个急功近利、十分浮躁的社会里让他们知道，物质上的满足并不是幸福和成功的定义，做一个合格公民，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是。每每想到这里，我就热血澎湃。”

2015年9月，庄嘉儿第一次了解到美丽中国支教，突如其来的狂喜使她迅速上网搜索到它的网站，打开项目老师申请表，迫不及待地填起资料。填到一半，理智逐步占了上风，一个巨大疑问浮上心头：父亲会赞成吗？她几乎想象得出，电话那头的父亲如何用平时训斥下属的高分贝吼着：“我送你出国读书八年，你竟然跟我说毕业后想回农村支教？”

这一幕带给庄嘉儿的倒不是畏惧，而是愧疚。父母一直希望自己在美国找一份工作，或者继续读研究生深造，去农村支教相当于回到了他们最初的起点，自己也势必会在最好的青春错失很多机会，这样未免太过任性。这一顾虑促使她不得不压抑下内心的渴望，默默地关掉了网页。

父母的反对，是老师们决定支教时面临的第一个难题。美丽中国支教的理事长刘泽彭见到新加入的老师时，必问的问题之一是：“你来支教，父母同意吗？”相当一部分回答是“不同意”。大部分家长对子女未来的首要期望还是“稳定”，听到孩子要去支教，第一反应就是：孩子疯了。有的家长怀疑美丽中国支教的合法性，会亲自来办公室一探究竟；有的愤怒指责招募人员，认为支教毁掉了孩子的前程；也有父母不辞劳苦赶到暑期学院的培训地，直接把孩子拖回家。吵架和冷战更是再常见不过。他们实在难以理解子女的选择，这也导致相当数量已通过审核的申请者，最后都因无法抗拒家庭阻力而不得不放弃。

庄嘉儿本以为自己也会与支教擦肩而过，两个月后一封不期而至的邮件，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邮件来自当时的海外招募经理陈思羽，她在网站后台发现了庄嘉儿没有提交成功的申请表，特意来信询问原因。陈思羽在信中告诉庄嘉儿，对于未能提交的申请表，机构一般会默认为申请者主动放弃，但她还是想向庄嘉儿了解一下，是否需要自己提供什么帮助，也对此表达了理解：“对于海外留学生来说，即使有这份支教情怀，也会迫于现实的压力，不敢付出实际的行动。但我一直愿意相信，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为公益事业做一点事情的，即使哪怕只开始了申请的第一步，我也觉得有必要发邮件感谢一下。”

信件的最后，陈思羽还表示：“希望你不要觉得我这封略为私人的邮件有逼迫之感，你因为客观或主观原因选择继续或者放弃申请，我们都是非常尊重的。只是希望，如果你是因为申请表填写方面遇到问题而没有完成的话，一定和我联系。”

也是这封邮件，让庄嘉儿重新考虑起支教的可能。她回信告诉对方自己的顾虑，请求陈思羽提供几位校友的联系方式，以便了解他们的支教经历、说服父母的技巧，以及现在的工作状况；然后，完成了那份一度中断的申请表。

第二天清晨，庄嘉儿在校园里开着车，手机响起提示音，她瞥了一眼屏幕，看到陈思羽的第二封邮件发了过来，此时距上一封邮件刚过十二个小时。她忙把车开到路旁停下，拿起手机读邮件。慢慢地，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陈思羽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加入美丽中国支教之前，她在清华大学当了七年的老师，忽然有一天不想做了：“不想未来七年继续做同一件事。”然后辞职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年书，结果学业、工作、感情都屡屡受挫。回北京后，她意外了解到了美丽中国支教，长久以来的迷茫和挫败感一扫而空。陈思羽就此鼓励庄嘉儿：“不管你是否决定加入，视野都一定要放大。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机缘巧合的事情就改变了一生。”信件的最后，她还表示，也许这封信无法直接帮到庄嘉儿，但还是想把自己相信的一句话送给她，“The best is yet to come”（最好的还在后面）。

这让庄嘉儿深受触动。自己只是一个素昧平生的申请者，陈思羽却像对待朋友那样发自肺腑地关怀自己，还敞开心扉分享自身的经历，这不仅给了她极大的鼓励，也意识到支教并非完全不可能，“别人是否理解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决定深思熟虑，并准备接纳自己的选择可能带来的风险，如果这样，即将面对的坎坷也不是不能战胜的”。

她开始行动起来。先是联系到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加入美丽中国支教的校友，以及进入金融领域的往届支教老师，了解他们的支教经历、结束支教后的工作状况，2015年底收到录取通知后，又回故乡进行了一次访校。那是庄嘉儿第一次在国内开车出远门，清晨八点的深汕高速上只有她的一辆车，盘旋的山路让她提心吊胆，好在最后安全抵达了位于汕头市红场镇的红场希望小学。

迎接她的是在此支教有一年的赵一蓉，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两位同样有留美背景的女孩一见如故，赵一蓉带她参观了校园，解答了她对支教的一切疑问，还带她见了校长。走的时候，一群孩子把庄嘉儿送出学校，这让她倍感温暖。

那时，庄嘉儿的身份只是匆匆过客，她不会想到，大半年之后，命运会安排自己重新来到这里，与赵一蓉成为队友；甚至那些送自己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后来还成了她的班长。每当回忆起这些细节，庄嘉儿都要感叹缘分的奇妙。这些志同道合者让她惊艳，和她们的接触更让她确信，参加美丽中国支教不只是一种付出，这两年也绝不是普通人印象中与世隔绝的两年。

为什么我想参加美丽中国？

我喜欢教书，但单纯地把教书本身作为一种职业，不能满足我的心愿。我想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实实在在地尽我当前的一分力量。所以我希望加入美丽中国这样一个两年的项目里。在大学毕业后，把我的激情和理想主义奉献给中国教育，过了这个时间段，我想我就不可能再回头做这么一件事了。

而且，我认为美丽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能够让我去锻炼自己的口才和领导力，并熟悉国内的工作环境。教书锻炼的是一个人以理服人的能力，能让我发挥自己的自主性和提高我对自己工作的责任感，更加能够磨炼我的意志。这些能力在普通工作中也是非常受用的。

可能您会觉得支教大材小用，是个不靠谱的提议，但教育问题是人的问题，需要人并且是优秀的人来解决，许多先进社会主流价值观里的大材都是当过老师的，比如俞敏洪，比如马云。

为了谨慎起见，庄嘉儿预先把想法透露给母亲。母亲性格和父亲截然相反，对子女一向温和宽容，更热心公益。庄嘉儿小时候赢得过家乡政府发放的奖学金，母亲曾带着她去敬老院，把奖金捐了出去。她对女儿的打算表示了无条件的支持，这进一步给了庄嘉儿勇气。

为了说服父亲，庄嘉儿考虑了各种细节，如同部署军事计划一般周密：不能当面说，否则容易和父亲吵起来；要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就把打算和盘托出，那样太突然；要抱着交流的态度，语气一定不能任性；最重要的是，要站在父亲的角度考虑，设法让他明白，支教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要把这些好处“像捏泥一样，贴近他开始的想法” 。

回想起我的大学生涯，我就是一直在参加不同的社团，尝试不同的工作，我一直在做这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有的没的”的事情，但我自己知道，我的付出和我的经历会让我变成一个能力更强的人，最终厚积薄发。我不急于求成，因为我知道人生不是短跑而是场马拉松，坚持到最后的人才会胜利。

这是庄嘉儿有生以来写得最长也是最认真的一封信，断断续续近一个月的时间，她都在写这封信：先列大纲，再写初稿，然后反复删减和修改，有些格外强调的地方还会加粗字句或划上横线，用心程度不亚于毕业论文。她希望把它写得尽可能周全，照顾到父亲所有的疑虑，并在信件的最后，表达了希望父亲支持的心愿。

这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很用心，也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打草稿和修改。这是我对大学这几年和毕业后短期内的一些反省、深思和规划。看到这里，希望您的心情会慢慢回归平静。我对美丽中国这个项目做了很多调查，也已有很深的了解，我相信参加这个项目能够让我锻炼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对我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这可能跟您所设想的我毕业之后做的事情不同，但还是很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您觉得呢？

美国时间1月24日的清晨七点，庄嘉儿最后一次审视这封家书：6000多字，长达7页。修订了若干细节后，她打开邮箱，输入地址，添加附件，点击“发送”，然后联系了父亲的秘书，请他第二天把邮件打印出来交给父亲。

一整天她都魂不守舍，越接近夜晚越忐忑，这意味着此时的中国已是白天，父亲应该看到了信。但她始终没有收到回音，一连几天都是如此。那也是庄嘉儿最煎熬的一段时间，每天度日如年，“死期快到的感觉，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 。她曾向秘书问起，秘书回答，信已经打印出来交给了父亲，父亲把这封信看了很久，一声不吭。

第四天的清晨，手机铃声终于响起，庄嘉儿吓了一跳，抓起手机，一眼看到是父亲打来的越洋电话，一颗心狂跳起来，手忙脚乱地接通：“阿爸？”

电话那边的父亲语气很平静：“信我看了，你的想法我也知道了。”

和庄嘉儿的猜想不同，父亲没有直接否定女儿的决定，而是岔开话题，谈到自己认识的几位开金融公司的朋友，表示他们可以推荐一些工作机会，庄嘉儿可以先工作几年，有钱之后再投资建一所学校。

庄嘉儿明白，父亲是在用这种方式迂回表达不认可。她鼓起勇气告诉父亲，建一所学校和真正去陪伴孩子是不一样的两件事，自己仍然觉得，给钱并不是目前迫切要做的事情，亲自去教书、了解农村教育现状、陪孩子成长才是自己想要的。

父女俩在电话里谈了几分钟，语气都很克制，但谁也没能说服谁，对话无果而终。挂掉电话的庄嘉儿还是长出一口气，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自己毕竟把想法说了出来。她了解父亲的行事风格，只要他没有坚决反对，事情就八九不离十了。于是赶忙把那份早已签好却迟迟没发送的《美丽中国志愿服务协议》发给了陈思羽。

几天之后，父亲第二次打来电话，又讲起别的工作机会，庄嘉儿再次重申了去支教的期望，这次还主动谈起，自己在考虑选择哪个支教地区。她想让父亲感受到，自己正在把决定付诸实践，不会动摇或退缩。这次过后，父女俩依旧保持着联系，但彼此仿佛有默契一般，都有意识地回避支教这件事。不过庄嘉儿清楚，父亲的缄默本身就意味着默许，这给了她更多的信心，随即有条不紊地开始了支教准备。

后来她才知道，那段僵持的日子里，父亲自己也做了很多工作。

刚从秘书手中接过那封长长的信件时，父亲的内心是愤怒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八年，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如今却突然说要去支教，这完全违背了自己当初送她出国的初衷，他无法接受这个巨大落差，如果不是身在公司，他很可能会当场咆哮起来。

强忍着怒火，父亲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接下来一整天，他都在工作之余反复重读那封信件，尽管女儿已详细阐述了想法，他依旧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确定的是，女儿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在美国独自求学八年，女儿从来都是把学业、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自己也一直对她有着充分的信任，她绝不会心血来潮就决定去支教。

考虑再三，父亲终究没有断然否决女儿的打算，转而思考起支教本身。他并不认为，单纯依靠支教就能解决中国的教育失衡问题，那是政府需要承担起的责任。女儿就算选择了支教，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如果通过从事擅长的职业，日后成就一番事业，再反过来投入教育中，肯定更有意义。

父亲逐渐平静下来，他拨通电话，对女儿说出自己的计划，不想这也在她的意料之中，甚至考虑得比自己还要周全。那次通话，他没有说服女儿，反而被她的一句话打动：“我还年轻，能吃苦，我要参加美丽中国、到农村去支教，不然以后会后悔的。”

终究是长大了。挂上电话，父亲不由得慨叹。

他开始利用各种途径了解美丽中国支教，希望搞清这个机构到底有多大的魅力，能吸引女儿和那么多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加入。他在报纸上看到，支教老师王小青在竞选潮州十大优秀青年，于是联系了她所在学校的校长，又通过访校认识了机构当时在广东地区的执行总监廖杞南，极为郑重地提出一个很多家长都会问到的问题：“你们真的不是搞传销吧？”执行总监向他阐述了美丽中国的事业，还帮着联系了潮州市的四所小学，其中的下庄小学正坐落于庄嘉儿故乡的邻村，村民也都姓庄，庄嘉儿的父亲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乡亲们了解美丽中国支教在当地的口碑。

父亲访校归来，请四所小学的支教老师吃了饭，席间了解了老师们为学校乃至家乡带来的种种变化，不由得对这些年轻人刮目相看。他自己就是在农村长大，亲身体会过教育资源的匮乏对农村孩子带来的伤害，绝大部分孩子放下书本、离开学校后，直接面对的就是异乡的工厂，舍此之外没有其他出路。他童年时如是，如今家乡的孩子们依然如是。这些和女儿同龄的支教老师的故事，也让父亲进一步理解了女儿的选择，对自己之前阻挠女儿支教也颇有些惭愧。

选择支教地时，庄嘉儿与父母有了最后一次分歧。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父亲不希望她去云南，庄嘉儿则希望尽可能离家远些，以“逃避”父母过度的关心。但最后，她还是选择了故乡潮汕，这与乡土情结、父母意愿统统无关，主要是为了方便参加机构在广州深圳举办的活动，自己和潮汕本地的学生在文化上也更亲近一些。

2016年夏末，庄嘉儿再度前往红场希望小学，这次是以支教老师的身份前来报到。报到当天，母亲和司机一同把庄嘉儿送到学校。像每位关心子女的家长一样，精于烹饪的母亲为女儿准备了五花八门的厨具器皿，装了满满一车；又仔细观察了整个校园，看到女儿宽敞明亮的新宿舍，她放下心来，还对校长提出，希望给学校的厨房添置抽油烟机。庄嘉儿有点尴尬，轻拍了下母亲：“学校是什么样子，我就接受好了。”后来，母亲还是为学校购置了抽油烟机和太阳能热水器，连带翻新了厨房。

父亲那时正在出差，没有来送行，但女儿刚支教不久，他就在中秋节给整个广东地区的支教老师送来了月饼，国庆前夕还联系执行总监廖杞南，想给每个孩子送些衣服和鞋。庄嘉儿劝阻了他，她重视对孩子们精神上的鼓励和引导，但不希望给学生太多物质上的满足，父亲这才作罢。看过美丽中国支教宣传片之后，他还主动对工作人员表示，自己这样的家长也可以在宣传片中出镜，并称：“我的女儿去支教了，希望以后我的小女儿和儿子也可以去支教。”

很多家长都像庄嘉儿父亲这样，在了解美丽中国支教后经历了思想的转变。2010年9月，开始支教后仅仅几天，梅莹就因肠胃炎在医院病床上度过了第一个教师节，在给父母的电话中泣不成声。父亲放下电话，从湖北荆州坐了三十三个小时的火车抵达昆明，又乘了八小时的长途大巴赶到临沧看望女儿：“你从读大学起就在外地，打电话回家从来没哭过，这次一定要过来看看你。”在这里，他见到了女儿的学生们，和校长聊天，也看到了一起来支教的其他年轻人。曾经视支教为“知青下乡”的父亲这次不再极力反对，临走还送了女儿一句话：“在这里生活，你一要学会自叹自解，二要学会享受孤独。”

2014年寒假回天津老家时，张悦给奶奶带去了一份日记，里面是记载支教生活的厚厚一摞照片。她自幼被奶奶抚养大，寸步不离奶奶身旁。高考本想报考北京的大学，也因为奶奶留在了天津。即将从南开大学毕业时，张悦小心翼翼提起自己想去云南支教，奶奶连着三天没和她说话。离家远去时，老人久久站在窗前望着孙女，直到汽车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相隔千里的祖孙两人经常通电话，有时电话那边的奶奶什么都不说，只听孙女讲，“嗯嗯”“你再多说点嘛”张悦的支教梦正是来自奶奶。老人年轻时也当过支教老师，“奶奶教会我耐心、认真、仔细，也告诉我，学生最需要的是鼓励和表扬”。如今，孙女也想把奶奶走过的路走一遍，同时，“我一定要让她知道我过得很好”。

半年没见的孙女终于回来了，84岁的奶奶用毛巾擦拭着泪水：“你瘦了，我不高兴。”张悦给奶奶看日记，又打开电脑播放视频，镜头里记者问孩子们：“下学期张老师回不来怎么办？”一个女孩腼腆起立：“把奶奶也一起带过来。”“奶奶过来住哪啊？”“住学校，也可以住我家。我照顾奶奶。”奶奶脸上终于绽放出笑容，不再反对孙女去支教。

也有家长从一开始就义无反顾支持孩子的决定。庄嘉儿的队友赵一蓉选择支教，本身就是受父母的影响。她的表弟出身农村，父亲意外去世，父母主动承担起了抚养他的责任，表弟也因此受到了良好教育，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女儿，只要自己有能力，就应该去帮助别人。当赵一蓉决定来支教时，他们也为女儿感到骄傲。

许琼文的母亲为了时刻关注女儿和学生的情况，特意学会了用微博，经常把女儿支教的照片发出来，也会第一时间转发各种众筹活动。听到女儿支教的打算，她立即表示支持，认为孩子这两年能收获的成长，要远多于盲目读一个不喜欢的专业的研究生。自幼练习舞蹈的女儿在学校组建了一支舞蹈队，访校时，母亲也来到舞蹈教室，走到奋力压腿的孩子们中间，帮着指导动作，许琼文在教室的光影里看着母亲的背影：“小时候天天看着我跳舞的人，现在来帮我纠正我学生的动作，有种莫名的感动。”

与这些老师相比，庄嘉儿和父亲仍然保持着默契。定期回家时，她很少和长辈们聊起支教，只有被问起时才会回答，父亲则从来都不予置评，只是有一次再度问起女儿，是否考虑去读研究生。庄嘉儿还是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自己属于实干型而非学术型，不适合搞研究。

她也不清楚，支教结束后自己是否一定会回归金融这条父亲眼中的“正路”，不过目前已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机会，甚至在考虑如何把金融与教育、公益结合起来。

但她确定，无论选择哪条道路，自己都会坚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