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广泛种植的土产鸦片以其低廉的价格和成本,在国内鸦片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天津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书》对这一趋势的分析是：“在好些十年报告与年报中提出了预言,经常提到的外国鸦片贸易下降的趋势,说明了外国鸦片的最后命运,这一点在过去十五年的记录中,得到了部分的证实。在1892年与1898年间,鸦片进口额减少一半,并且从那个时候起,除1899年外,进口额一直减少,直到现在只不过比先前总数十分之一稍多一点儿”。究其原因在于,“本地商人毫不犹豫地把洋药的这种变动归之于印度鸦片的涨价,以及由于这样而造成的价格悬殊,因而外国鸦片无法同土产鸦片竞争”。而天津市场上所用的大部分土烟,来自于山东、河南、陕西、甘肃与直隶的永平府。甘肃鸦片依其出产地不同而分成甘州（今甘肃张掖）土与凉州（今甘肃武威）土,每当产地的一家商店准备好大量的鸦片时,就先派出前哨买通沿途关卡,然后便经由归化与张家口等地顺利运来。[257]
自产鸦片的产地,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及北部地区。自产鸦片对外国鸦片的取代也由北而南、由西而东逐渐完成。1906年中国各区鸦片产销及外国鸦片消费情况见表2-22。
表2-22 中国各区鸦片产销及外国鸦片消费情况一览表（1906年） （单位：担）
续表2-22
资料来源：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五十五,征榷27,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104页。
根据表2-22及其他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各地自产鸦片取代外国鸦片的情形如下。
一、西南地区
清初,英国商人开始向中国走私印度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肌体,腐蚀清朝政权,破坏中国社会经济。道光初年,仅是英国人登记注册的走私鸦片就达2.3余万箱,价值洋银1,500多万元……光绪四年（1878年）,进口洋药多达10万余担（含走私烟土）[258]。
洋烟初入中国市场,价格较低。在道光年间,洋烟的价格是土烟价格的一半左右。然而,从咸同年间起,川滇黔大量种植罂粟之后,鸦片产量的增加,品质的提高,加上清廷对鸦片实施低税收鼓励政策,税收的优惠降低了土烟的成本,其市场售价也持续下降。如：咸同年间,清政府镇压了回民起义,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云南地方官员将罂粟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加以扶植,并实施税收优惠。云贵总督岑毓英、刘钟狱一再抵制中央政府要求增加鸦片税收的压力,而且还将先前额定的每百两烟土征收1两银的标准降低到0.6两,降低幅度达到40%。云南鸦片的成本低,使得“云土”价格长期地保持在低价位上,扩大了其市场占有率,销售推动了生产,致使罂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生产也带动了销售,形成连锁关系。光绪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土烟的售价不过为洋烟价格的一半左右；在滇川黔产区,其售价则更低。洋烟则由于清政府实施的高税收政策（每担征收110两白银）,价格难降,竞争力逐渐丧失。凭借价格上的优势,土烟开始对洋烟的反击,从光绪年间起,川滇黔的土烟基本占领了国内市场,基本实现了洋烟进口的替代。
道光年间,罂粟的种植收割方法传到四川。由于销售市场的拉动,鸦片的产量越来越大,价格也随之低廉。光绪初年,四川烟土在产地不过每两七八十文；在重庆售价每两不过百余文；商贩携至湖南,虽经常德、长沙两处征税,每两烟土的售价约200余文；每担价格仅百余两银,与洋药高低悬殊[259]。尔后,在赫德等人的压力下,清政府增收土药的税收数量,积极地打击走私行为,四川烟土价格有所上升,但与洋药比较,其售价仅为一半左右。价格便宜,颇受中低收入瘾民们的欢迎,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到19世纪90年代,输出到其他地区的土产鸦片量增长到了能够弥补由进口棉花、纱线和洋布引起的贸易逆差的地步。鸦片出口到1900年时占据四川总出口额近一半的份额,在两千万两到三千六百万两白银之间,这使该省成为中国最大的毒品生产地。[260]1904年的四川鸦片产量比出口到中国其他地方的印度鸦片总量多四倍。[261]英国外交部指出：在1906年颁布禁烟上谕前,鸦片成为四川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已经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了。非药用毒品的生产始于19世纪50年代末。[262]19世纪晚期,印度进口鸦片的价格飞涨和四川鸦片的质量提高一起导致该省的罂粟种植急剧增加。[263]四川等省的鸦片生产,抵制了印度等国烟土的倾销,部分实现了进口替代。
光绪初年,洋药完全被挤出西南市场；光绪中叶,洋药被抵制到汉口以东；光绪末年,仅上海一埠,四川烟土约占30%的份额[264]。洋药垄断中国烟土市场的地位受到动摇,从光绪五年（1879年）起,洋药的进口量逐年减少,其中,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清末,洋药的进口量仅有四五万担,不及四川烟土产量的三分之一。[265]
二、东北地区
东北最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是牛庄。由此口岸进口的外国鸦片,1864年为500担,1866年至1873年间则增为3,000担左右,但1874年以后,除少数几年以外,均逐年递减至1,000担左右,最低只有6担。据1872年牛庄的领事报告指出：“在东北外国鸦片进口仍不受自产鸦片影响,自产鸦片因为味道太淡且涩,加上掺杂严重,并不受欢迎。反之,外国鸦片味道既好,且可重吸三到四次,因此1872年外国鸦片与自产鸦片吸食比例为7∶3。”[266]但因东北气候、土壤适合种植罂粟,自产鸦片生产日多,价格日趋便宜,1877年本区外国鸦片与自产鸦片的比例已变为2：8。[267]进口的外国鸦片主要供南方来的官商使用。[268]1877年孟买的印度鸦片商人撤走其在牛庄的代理店。到1889年牛庄只进口100担鸦片。[269]以往外国鸦片的吸食者也习惯吸食本地生产的鸦片了。[270]
三、华北地区
外国鸦片经由天津、芝罘两港进入华北地区。两港之中以天津进口外国鸦片较多。天津于1863年进口3,708担,至1871年增为7,091担,但1872年以后则逐渐减少,1900年以后降为500担以下。芝罘进口的外国鸦片数量亦由1874年以前之递增转为1874年以后的递减,1883年以后降为1,000担以下。天津进口的外国鸦片80%供北京使用。1887年天津港的腹地——山西、河南已不再需要外国鸦片。而山西自产鸦片之取代外国鸦片更可追溯至1869年。该年天津的领事报告指出,山西是天津进口洋货的主要转运站,1869年外国鸦片进口值仅占山西进口洋货总值之20%,棉纺织品则占80%,鸦片所占比例较全国平均值低。[271]可见华北地区自产鸦片之进口替代,内地各省发生于1870年前后,沿海地区则与东北约同时发生在1874年左右。
四、华中地区
外国鸦片可由上海、镇江、芜湖、九江、长沙、汉口、宜昌、重庆等口岸进口到华中。但重庆、宜昌在此期间因其腹地无人吸食外国鸦片,并无外国鸦片进口[272]。汉口外国鸦片进口在1886年以前逐年递增,但1886年以后逐年递减。1887年汉口已有自产鸦片逐渐取代外国鸦片的趋势。[273]除了富人以外,一般人都由外国鸦片改吸自产鸦片。[274]
以往长沙几乎没有进口外国鸦片的记载。但是到了1899年,长沙的外国鸦片进口量也达到了高峰。此后,外国鸦片进口量亦逐年递减。1892至1901年间,整个湖南外国鸦片的吸食减少了70%[275]。
九江是进口外国鸦片较久的一个口岸。据1902至191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指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吸食外国鸦片的老烟枪业已作古,年轻一代的新烟枪喜欢自产,鸦片较为便宜,且自产鸦片味道较淡,也较适合他们吸食。”[276]长江下游的芜湖、镇江,以前进口了较多外国鸦片。尤其是镇江,其外国鸦片进口量在1875至1884年间与全国鸦片进口最多的上海相近,但1887年以后显著减少。原因在于1887年以前各口岸所课外国鸦片厘金并不一致,而芜湖、镇江厘金税率较附近的上海、九江为轻,因此有很多原由上海、九江进口的外国鸦片改由芜湖、镇江进口,而1887年以后全国各港外国鸦片厘金统一,很多原可由九江、上海进口的鸦片即不再从芜湖、镇江进口。[277]除以上因素之外,自产鸦片逐渐取代外国鸦片也成为两口岸外国鸦片进口减少的原因。如《海关十年报告》指出：镇江的外国鸦片进口已感受到自产鸦片的竞争。[278]1890年的领事报告也指出：镇江的外国鸦片除用来与自产鸦片混用之外,几乎无用武之地。[279]1902至191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又指出：芜湖所进口的外国鸦片在该地全部鸦片消费额中只占3.5%[280]。
上海本身的外国鸦片进口量则始终未明显下降,因外国鸦片是奢侈品,而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奢侈品消费中心。上海外国鸦片进口一般是供本地消费,但如与转口到其他口岸的外国鸦片量相比亦有减少趋势。[281]由此可见,华中各港除重庆、宜昌原来就不进口外国鸦片,上海本身一直沿用外国鸦片以外,其他各港口自产鸦片对外国鸦片发生进口替代的时间,大抵是在1890年左右。
五、东南沿海地区
东南沿海的对外通商口岸由北而南有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淡水、打狗、汕头、广州等。宁波外国鸦片进口量在1887年以前多达7,000至8,000担,1887年以后减少为5,000至6,000担,甚至2,000至3,000担。造成宁波在1887年以后外国鸦片进口量大减的原因之一与芜湖、镇江一样,是此前厘金税率较轻,以后宁波税率与其他口岸一致,故很多鸦片不再由宁波进口。至于宁波外国鸦片进口减少是否与芜湖、镇江一样也受自产鸦片竞争影响则不明显。1882至189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指出：自产鸦片的生产是增加了,但因吸烟人口增加,19世纪80年代外国鸦片仍未因此而减少进口。[282]
温州一直很少进口外国鸦片,因为该地较为贫困,无力消费外国鸦片,本身又有自产鸦片生产[283]。福州的外国鸦片进口,1863年为6,628担。其后逐渐递减,至1875年以后稍增而后持平。到1887年曾突然增加一段时间,但1889年以后又逐渐减少。1887年福州外国鸦片进口之骤增,是因为在此之前福州的鸦片厘金较厦门、汕头为高,应由福州进口的外国鸦片改由厦门、汕头进口。1887年各港税率既已划一,福州的鸦片进口于是增多[284]。至于1889年以后外国鸦片进口又再减少,是由于福州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茶业的出口逐渐衰微,导致该地收入减少,从而影响其购买外国鸦片的能力。尤其1893年以后,因为白银贬值,外国鸦片更为昂贵,福州进口外国鸦片越来越少。至于福州一地外国鸦片的进口量与自产鸦片的关系,根据1884年的领事报告指出：自产鸦片尚不影响外国鸦片进口。[285]但到了1894年四川鸦片的市场已延展到福建。[286]这一年,福州的外国鸦片已为自产鸦片所排挤；当时除了富人还吸食外国鸦片之外,一般的苦力都吸食四川鸦片以及福建福宁所产的自产鸦片。[287]
厦门与福州一样,在1894年以后外国鸦片进口减少。1896年厦门的领事报告认为外国鸦片税在海关缴纳,必严格执行,自产鸦片在国内缴纳,则易于逃税,因此自产鸦片取代外国鸦片乃是必然的结果。[288]台湾的淡水、打狗两港,打狗进口外国鸦片较淡水为多,但1882年以后两港之外国鸦片进口量均呈递减趋势。1882至1891年的淡水《海关十年报告》指出：自产鸦片由温州、福建同安运来,是外国鸦片进口减少的原因,台南亦有“同安膏”运来。[289]
广东的汕头,除1876至1878年进口了多达10,000担的外国鸦片之外,1863至1906年间大抵均维持在3,000至6,000担之间,1901至1906年间进口略减,但与自产鸦片的关系尚无资料可资说明。广州的外国鸦片进口在1867年以前尚多。1867至1868年进口减少,乃因走私严重使然。1887年九龙、北海新设海关之后方有改善。1882至1891年广东商人指出：该地自产鸦片的吸食虽在增加之中,但尚不影响外国鸦片进口。[290]而事实上,广州的外国鸦片进口一直到1906年仍在增加之中。由上可见,东南地区自产鸦片对外国鸦片的取代,以19世纪90年代福州、厦门、淡水,及开港以后的温州较为显著,宁波、广州则不明显。就全国而言,除了上海、广州、宁波以外,进口替代现象至19世纪90年代已普遍发生。
由以上各港外国鸦片的进口情形可以看出自产鸦片对外国鸦片完成了相当成功的进口替代。进口鸦片在数量降低的同时,其销售价格在国产烟土的竞争下,也大幅度降低。不论是质量较好的白皮土、公班土,还是质量稍次的其他烟土,销售价格都在下降。《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指出：“当鸦片进口数量只减少15%或16%时,价格的下降却两倍于这个比例。”数量和销售价格的下降,使进口鸦片的市场越来越小,终于被国产鸦片逐渐替代了。1906年中国国产鸦片约为58.4万担,而进口鸦片仅为5.4万担,这表明中国鸦片的自给率也达91%以上,已经实现了自给。
清末自产鸦片平均价格为1担270海关两。1872至1906年外国鸦片平均价格为1担400海关两。[291]如此一来,自产鸦片价格约为外国鸦片价格之67%。[292]见表2-23。
表2-23 本国与外国鸦片价格比较表
除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之外,外国鸦片税负之重,深深影响其对自产鸦片之竞争能力。因此清末在华外国人经常指出两者税负的差距是自产鸦片取代外国鸦片之一项重要原因。[293]再加上1893年起印度停铸银币,放弃银本位。卢比对中国银元因而升值（见表2-24）[294]。在1892至1901年期间印度鸦片价格原已上涨,加上此汇率因素,以银表示的印度鸦片价格遂由1892年以前之1担400海关两以下,涨为1893年以后400至700海关两。[295]虽然C.F.Remer认为银价贬值及印度改革币制对自产鸦片的进口替代影响不大,[296]但1892到1901年芜湖的《海关十年报告》、1895年厦门的领事报告和1896年琼州的领事报告均指出,银价贬值与印度改革币制这一因素影响自产鸦片对外国鸦片的竞争能力甚大。[297]厦门商政局报告也指出：“洋药进口与种植土药者,并非不关乎汇率高低,盖自光绪十九年（1893年）银价锐跌,洋药则渐减少,而闻土药增多。”[298]
表2-24 一百个上海两所换的度比数
资料来源：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1892—1901,P.482,485。
就技术影响的品质问题而言,自产鸦片生产初期鸦片品质粗劣,故仅能吸引生活较贫困的百姓吸食,或在外国鸦片之中加入一小部分吸食。随着种植、提炼方法的不断改进,自产鸦片的品质也随之提高。很多领事报告与海关报告均指出中国鸦片品质不断改进的事实。[299]如1872年Richtofen到西北、西南走访时,当地罂粟种植都不施肥,但1875年Baher到四川时,当地已给罂粟施肥。[300]又如1895年广东的领事报告指出：有位新加坡华侨鉴于外国鸦片价格高,从加尔各答请来三位技师使自产鸦片质量达到外国鸦片同等水平,去除自产鸦片带有油味的缺陷。[301]此外,影响自产鸦片品质最严重的是掺杂问题。如1882至189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指出：四川的自产鸦片掺杂的东西原有100多种,如牛皮、牛胶、豆腐等,至1882至1891年掺杂已经减少。[302]
之后,在自产鸦片取代外国鸦片时,先在外国鸦片中混用少量的自产鸦片吸食,或在自产鸦片中混入少量的外国鸦片。[303]自产鸦片市场能由乡村扩展到城市,由贫困的阶层扩展到富裕阶层,自产鸦片品质的改进应是重要因素。
除银价贬值与印度改革币制等外在因素作用外,主要是由于土烟价格低廉,毒性较弱,品质逐渐改进,故能逐渐取代外国鸦片。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有丰富的内涵,“以土抵洋”是其中的一项。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上的“以土抵洋”,大致是指以民族产品抵御外国经济入侵；狭义上的“以土抵洋”,则是依靠“鸦片商战”,发展和扩张土产鸦片,排挤进口和走私的外来鸦片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其中的“土”（土药）是民族利权的象征,“洋”（洋药）则成为外来势力经济入侵的重要工具。从积极方面讲,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也不能、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部分地挽回一些经济权益,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中国的禁烟要求,与清政府订立条约逐年减少以至消除印度烟土入华的销量。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对清廷是“有利”的。从消极方面讲,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罂粟,使鸦片产量迅速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价格的低廉,刺激鸦片消费,瘾民人数急剧增加,从而为更多的瘾君子,甚至为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烟土数量的增大,祸国殃民,为清朝各级政府及烟土生产、销售者所始料不及。
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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