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对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进行重新组合排列，实现了有效的国家整合。并将原有少数民族中的国家认同转化为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这种国家认同是与整个新型国家形态的成长紧密吻合的。在这里，所讨论的国家认同即不同于传统帝国时期与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认同，也不同于近代以来以中华民族为符号表征的国家认同，而是融合了现代化过程中各种要素，它不仅体现为国家对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深入影响，而且体现了国家的集体意识和有机团结，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国家认同的脆弱性、模糊性、多变性特征。所以，此时的国家认同背后一定包含着国家所依赖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认同，这种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关键，是区别于族群认同、家庭认同、地域认同、宗教认同等其他类型认同的核心要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观的形成，从而对社会成员作用于国家的心理、信仰和行动产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进而对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治理方式和发展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具体来讲，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包括规范性、传统性以及现实性三个层次。

第一，国家认同的规范性。从规范意义上讲，国家认同即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地理版图逐渐明晰，自我和“他者”形象被区分，一个独立完整以国家表现出来的政治共同体开始出现。作为一种超大型的政治组织，国家通过权力的扩张和行使而建构起常态社会秩序，并激发了社会共同体成员内心存在的对组织依赖的冲动，“既能够很好提供身体安全和心 理安全，也能够提供个人认同的追求个人卓越感。”^[44] 个体在从组织体系中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与国家建立了紧密关系，社会成员形成了对国家的归宿感，国家开始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此过程中，政治忠诚成为不可缺少的内容，这种忠诚“将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的集团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个得到所有居民或绝大多数居民认同和热爱的整体”。^[45] 于是，以归属感和忠诚感为表现形式的国家认同，影响到了共同体成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观，进而使国家认同具有可持续性并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而这种转化即取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动员，也取决于联结国家和社会的正当性规则。对于前者而言，由于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源出于人类对寻求生活终极意义、共享规范和价值、参与审美实践和仪式活动的需求”。^[46] 国家可以创设并维持一套通用的符号系统，通过语言政策、公共教育以及大众传媒，动员和推动内部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将境遇和背景不同的共同体成员结合为一个整体，改变其社会认知和理想图景，获取对世界和秩序的基本意义，建构一种有利于他们交往以及形成共同看法和理解的背景，树立对国家的自豪感，培育对国家的共同信仰。实际上，在许多国家政治发展中涌现出民族主义思潮即是典型代表。相对于前者来讲，后者更具有根本性意义，现代国家从产生以来，建立在明确的规则和约定基础上，其权威地位的获得，需要社会成员的同意、下属的肯定以及其他合法性权威的承认，也即国家的合法性问题。

对于现代国家来讲，“最新颖之处不在于国家，而是在于民族。国家不得不创造民族和公民，因为民族与公民构成了国家，国家并非现成的，国家必须对人民证明其合法性。”^[47] 所以，国家要获得合法性，在给社会成员提供充足的政治经济资源的同时，保证社会成员普遍、平等的权利得以实现，这既是国家合法性实现的前提条件，又是国家合法性进一步实现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以上要素，社会成员才会自觉服从于国家，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增强对国家的信任感和责任感。对于个人和国家而言，公民身份的出现一定意义上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制度表达。对于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相互促进、相互建构的，国家意识形态动员为国家合法性建构提供了价值基础，而国家合法性获得和公民身份制度确立为意识形态有效运行建立了制度纽带，它们共同生成了国家认同的规范性价值。

第二，国家认同的传统性。在现代国家成长中，国家的意志起着决定作用，国家意志的取向、结构和特性，与国家承载的信仰、观念、信念和理想直接相关，其背后深刻的决定力量就是国家所积累起来的精神与文化。一个强大有力的国家，无论是物质化的实力，还是制度化的强力，都要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内在文化精神相协调统一，并具有相当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只有具备这种基础，才能使国家认同建构不再抽象化，形成现实的效果，并且其成效将直接影响国家发展的全局。如前文所论述的，传统帝国在长期的演进中赋予了国家特定的文化内涵，在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共同体的同时，“作为一套独特的信念体系，正是文化传统将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 ^[48] 在此过程中，形塑了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为核心并区别于他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共有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就成为社会成员对国家归宿感的基础。它们的完善、发展以及重构构成了民族成员的共同思想根基，影响了民族成员的道德风气、人际关系、文化趋向以及时尚流行等，使它和某个实实在在的政治社会世界联系在一起，并具体表现为社会行动。

很难想象，缺少共有价值系统的地方能够有效建构起国家认同。甚至可以这样讲，谁拥有了民族文化的合理继承权，谁也就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政权上的合法性。但这种文化传统的继承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需要不断进行变革与发展，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9]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从历史中承继下来的文化传统，并具有文化更新意识的国家来讲，面对着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都会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核心战略之一，并努力予以实践。这就要求在国家建设中所进行的中华文化的更新、创造与积累，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历史与文化限制，必须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巧妙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使不同民族在对革新的中华传统文化感知中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命运以及自我约束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国家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尊重、保护、研究、开发、转换和提升，则是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创造新的价值基础、提升国家认同的必要行动。因此从以上的逻辑关系来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构成了国家认同的传统价值所在。

第三，国家认同的现实性。对于任何现代国家来讲，其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决定了国家认同能否有效实现的可能性。实践已经证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能够为国家认同提供可持续的能量，相反，则会导致国家认同的能量流逝和凝聚力降低。所以，实践中所创造的政治发展道路对于国家认同的构建至关重要。在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上，外部入侵的威胁和民众对半殖民地经历的痛苦记忆，成为促使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在政治进程中得以合作的强大的因素，而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实现国家整合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使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道路，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接受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同时，客观上也赋予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中国规定性”^[50] 。如何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寻找既有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性，又有现实的外在可操作性道路，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经过建国以后六十多年的探索，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初步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的国家建设格局。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随着全球化的出现以及利益的多元化、成员的个体化和价值的分散化，在增强社会活力的同时，也给原有国家认同体系提出了挑战。“如何找到某种新的社会整合原则，它们能以某种适当标准化的方式把新兴的工业国家与文化秩序联系起来。”^[51]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在包括不同民族在内的社会成员与国家认同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就可能会对政治结构和社会治理带来很大的风险。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只有通过发展来解决，在发展中通过国家、社会和大众沟通而凝聚起基本共识和共同信仰，在发展中通过国家治理和社会参与的互动合作来聚集起协调能力和配合机制，在发展中转化成不同民族成员的日常理念和实际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比较现实地夯实少数民族成员对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内容。而这一切的实现，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框架下才能变为现实，因为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创造社会和人更好发展的历史使命，又包含了中国现实可行的道路选择。除了这条道路，没有其他任何道路可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以上问题。所以，在当前中国国家认同现实性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体现这种明显的价值选择。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国家认同的价值体系来讲，不论是规范性、传统性以及现实性，都已经紧密融为一个价值整体，也就是说，规范奠定基础，传统赋予意义，现实创造道路，共同通过推动国家认同建设。而“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52] 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整体性表达，为整个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重构指明了进一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