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是汉代成就最卓著的经学家,汉代经学集大成者。汉代经学研究和传授的成就,包括教育思想在内,全面而集中地体现在郑玄的经注和其他著述中,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学风及个人治学风格,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一、教育思想的学术基础
郑玄自幼好学,八九岁时已通四则运算。母亲娘家富贵,每逢年节贺日,宾客均美服盛饰,夸夸其谈,他却漠然待之,表示:“此非吾志,不在所愿也。”[106]可见他从小就已立定志向潜心治学,对富贵荣华不感兴趣。13岁开始学习五经,同时对天文、历法、气象等方面的知识也感兴趣,并善于文辞。十六岁时已有“神童”之称。县令让他担任乡啬夫的职务,这在他的年龄可谓相当好的美差了,然而郑玄“常诣学官,不乐为吏”。[107]21岁时即已“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书,兼精算术”。[108]后到洛阳太学深造,先随博士第五元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和《九章算术》,又从名儒张恭祖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和《古文尚书》,遍通今古文各派经学。后又西行投奔关西大儒马融(公元79—166年)的门下,苦学七年,日夜寻诵,未尝怠倦。马融曾指着郑玄对他的高足弟子卢植说:“吾与汝皆弗如也。”[109]郑玄学成,辞别马融东归,计在外游学将近20年,加上少年时居家学习的经历,则郑玄一生中集中学习阶段达40年之久。这是他成为博大精深的学者的主要原因。
郑玄游学东归后,正遇上第二次“党锢”之祸,因与党人牵连受禁锢不得为官,于是他一面收徒讲学,一面从事经学研究。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东汉统治者不得不取消“党锢”,笼络士人以对付农民起义。此后征辟、聘任郑玄的事络绎不绝,据《抱朴子·逸民》记载:“献帝时,郑康成州辟贤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车征左中郎、赵相、侍中、大司农,皆不起。”郑玄始终不愿为官,固然是因为他洞悉当时朝政黑暗、奸雄当道、天下动乱的局势,感到在政治上已不可能有所建树,更主要的原因如他所述:“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110]郑玄一生实际上没做过官,他立定志向,将毕生精力付诸经学研究和传授活动中。
郑玄从事经学教育30余年,弟子最多时达数千人:“求学者不远千里,嬴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111]郑玄教学平易近人,具有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风格。例如:
张逸年十三,为县小吏,玄谓之曰:“尔有赞道之质,玉虽美,须雕琢而成器,能为书生,以成尔志否?”对曰:“愿之。”遂拔于其辈。[112]
从《郑志》中有关郑玄教学答问的记载看,他对弟子的请教都能不厌其烦地详尽解答,既反映他的教态认真,也反映他的学识渊博。
郑玄堪称师道楷模。他毕生潜心治学,安贫乐道,不为官禄所诱,不为名利所趋,不为权势所迫,不为困厄所窘。袁宏说:“郑玄造次颠沛,非礼不动。”[113]当时人孙崧更是赞叹:“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114]这正是郑玄能吸引弟子后学归宗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因“党锢”而客耕东莱之时,还是避战乱而隐居不其山之际,弟子都以身相随,同甘共苦,心无二志。郑玄在长期教育活动中培养出许多人才。“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璞著名于世。”[115]他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的成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
郑玄的著述极多。清代王鸣盛《蛾术篇》中列郑氏群书表,总计著书64种、282卷,但多数已失传或散佚。他的经注完整保存至今的只有《毛诗笺》和《周礼》《仅礼》《礼记》注,著作保存至今的仅有《戒子书》《诗谱序》《三礼目录》等几篇。清代学者做了大量辑佚工作,以袁钧的《郑氏佚书》较为完备。
郑玄在学术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著述丰富上,更重要的是他打破了汉代经学派系林立、门户森严的藩篱,开创了荟萃集成、简约精要的经学研究新局面。范晔在《后汉书·郑玄传论》中指出:
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坛,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郑玄积长久的学习生涯,对今古文各家经学都有深入研究,而且精通天文、律历、算学、图谶等学术,这使他的学术造诣远高于“皆以一经宏圣人之道”的“汉时贤俊”。他可以驾轻就熟地采用其他经文作解释,或对照各家经说进行取舍,还可以利用天文、数学知识理论来研究经学。虽广采群言,又不是东拼西凑的杂糅,具有严谨的体系和个人见地,经过周密而精要的取舍。他的经注常是一句话甚至一两个词而点明要旨,与那些洋洋数十万言而不得要领的章句之学相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正是由于郑玄的经学广博、精确、求实、简约的特点,在传授和研究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因而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推崇,苦于浩繁的章句之学和森严的门户之分的学者纷纷改宗郑学,以致原有的各家经学逐渐湮灭。皮锡瑞说:
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合此趋彼。[116]
郑玄的经学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起到了统一经学的作用,但这种统一不是靠官方的权势,而是以自身“闳通博大”的学术水平来赢得天下归宗。郑玄既是卓越的经学家,又是卓越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于对儒家经籍中的教育观点进行阐发及研究考据之中,也有不少个人见地,同时吸收了先秦两汉经学研究成果。
二、人之心皆有仁义,教之则进
汉代经学关于人性的思想,以思孟学派的观点占优势,又吸收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理论而得到发展,《白虎通》中对此已有系统的概括,郑玄基本上承袭了这种思想。在注释《中庸》中“天命之谓性”时,他解释说:
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度也。”[117]
这里将“性”释为人天生具有的本质,包括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要素,又是生于木、金、火、水、土这“五行”的自然界要素。五常之性是汉代经学的典型理论,它奠定了教育可能性的思想基础。郑玄指出:
天之生众民,其性有物象,谓五行,仁、义、礼、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谓喜、恕、哀、乐、好、恶也。然而民之所执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118]
正因为人均有向善好德的内在情感,所以都能接受教育。他认为:“人之心皆有仁义,教之则进。”[119]教育的作用就在于“进”,用以促使本有的良好素质得以发扬光大。但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各有善恶,并非“皆有仁义”,有的人甚至达到“教不能胜其情欲”[120]的地步,因此,郑玄也承认“凡人之性有异”[121],这种差异主要来自受“气”的不同,他说:“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122]强调要“兼气性之效”,[123]有学者认为这是后来理学家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先驱,如陈沣指出:“程子云论性不论气,不备。郑玄兼气性之说,可无不备之讥也。”[124]不过郑玄仅是提出了这一思路,并未系统论及气性之说。
郑玄将人的善性泯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不良环境的影响。他指出:“民始皆庶几于善道,后更化于恶俗。”[125]这和思孟学派的观点一致。创造总体良好的社会环境要靠统治者不渝地推行教化,而个人也要重视自身生活环境的选择。他在阐发孔子“里仁为美”的观点时说:“居于仁者之里,是为善也。求善而不处仁者之里,不得为有知也。”[126]可见环境的选择至关重要。
郑玄推崇圣人的天才,但更为提倡作“学以知之”的贤人。他在注释孔子“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时指出:“言此者,劝勉人于学也。”[127]《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郑注:“自,由也,由至诚而有明德,是圣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诚,是贤人学以知之也。有至诚则必有明德,有明德则必有至诚。”[128]圣人可以通过内在的“至诚”自然达到“明德”,而一般的贤人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明德”,进而也能达到“至诚”的境界,方式不同,效果则是一致的。“诚”是天性,但可以通过“学而诚之”“学诚其身”的途径达到,即以“小小之事”不断积累,“见其功”至显著的地步,就可以“动人心”,人自身也会发生变化:“变,改恶为善也,变之久则化而性善也。”[129]可见一般人的修养长进是一个由小至大、由外及内的过程,其中好学是关键。即使是“困而知之”的人,这种人早期虽未能主动求学。但“长而见礼义之事,已临之而有不足,乃始学而知之,此达道也”。[130]在郑玄看来,困而知之虽然被动,但仍能学以致知,这也是应该肯定的,只有困而不学,或半途而废的人,才是无望造就的。《礼记·礼运》中将人情比做农田,将教育比作耨草:“讲学以耨之。”郑注:“存是去非类也。”[131]耨草和耕田、施肥、播种、收割等工序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选择性,既要除草,又要护苗。而“存是去非”正是要保存和发展原有的善性,消除后来滋生出来的不良品德和观念。《礼记》的这一比喻和郑玄的注释形象地阐明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从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出发,郑玄因袭了儒家重视德教的传统观点,同时又吸收了道家敦朴无为的思想方略。他引用《老子》中“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话,说明靠繁杂的政令治国,弊病在于“以违大道、敦朴之本也”[132]。但儒家只是在目的或结果上吸收了道家的无为思想,从过程来说,则主张通过必要的“有为”手段来达到“无为”。其主要措施就是尚贤才、行德教,尚贤才又是行德教的组成部分。《诗·大雅·卷阿》:“伴奂而游矣,优游尔休矣。”郑笺云:
伴奂,自纵弛之意也。贤者既来,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职,女则得伴奂而优,自休息也。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贤故逸也。[133]
君主只要任用贤才治国,自己就可安享太平,而不必躬亲操劳了。况且尚贤也给天下树立表率,激励人们仿效贤才并努力成才,这样又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所以郑玄指出:“人君为政,无强于得贤人,得贤人则天下教化,于其俗有大德行,则天下顺从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134]他还说:“教化之本,尊贤尚齿而已。”[135]都是将尚贤的意义提到推行教化的高度,而不仅限于使用得力人才治理国家的狭隘实用主义的考虑。
郑玄认为教化的本质就是上行下效。他在解释《中庸》“修道之谓教”时释“修”为“治”;“治而广之,人仿效之,是谓教”[136]。这与《白虎通》《说文解字》对“教”的解释大致相同,代表了儒家对教化性质的基本认识。要做到“上行”,首先应当是君主推行德教:“君上风教,能鼓动万物,如风之偃草也。”[137]郑玄在注释《诗·角弓》“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时指出,君主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学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138]。统治者应当遵循先王道德之教:“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渝于礼义,是乃君子所法效,言其贤也。”[139]要做到“下效”,则首先必须确立封建等级制度及其行为规范。郑玄认为必须“教以卑承尊”“上下相畏”,使“众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礼”[140]。这是实施教化的制度上和意识上的保证。郑玄特别推崇“礼”,他认为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141]故“民知礼而易教”[142]。可以说教化的根本在于实现礼制,而礼制的推广则离不开教学活动。
郑玄继承了儒家“以学为本”的社会政治主张,他指出:“本立而道生,言以学为本,则其德于民无不化,于俗无不成。”[143]一方面,他很重视积极施教,强调对下民“教诲不倦”是长上的职责,要求他们做到“事未至,则豫教之,临事则诲之”[144]。另一方面,郑玄又认为教化应该表现为自然而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是烦琐的说教和生硬的矫正。他指出:“言教不必家到户至,日见而语之。但行孝于内,其化自流于外。”[145]这仍是以身作则、上行下效之意。郑玄指出:“凡人之性有异,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协,乃成其德。”[146]即不能用划一的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而应该顺应人情。他指出:“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147]因此他强调:“圣人因人情而教民,民皆乐之,故不肃而成也。”[148]要做到“因人情而教民”,必须了解和尊重原有民俗。他说:“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149]他引郑众之语:“从俗所为,顺民之教,故君子治人不求变俗是也。”[150]这种观点更接近于黄老之学,与儒家的观点也不矛盾。只有因情、顺俗,才能使教化活动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可接受性,进而逐步达到移风易俗,这也反映了教化思想至汉代已逐步成熟和完善化。
三、设大学庠序之官,修德学道
郑玄在遍注各经的过程中,对经籍中有关古代教育制度的记载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归纳和阐发,形成了自己对理想学制系统的主张。在注释《礼记·学记》中“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时,他具体概括为:“谓内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大学庠序之官。”[151]以君主为核心,教育设施由内及外,“内”教指宫廷贵族教育,“外”教指在国都设置的大学,包括在王都设的辟雍和在诸侯国设的泮宫,以及在地方各级行政单位设的庠序,构成一个同心圆式的教育体系,也体现了尊卑等级不同的特点。
贵族教育的对象是所谓“国子”。郑玄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师氏教之。而世子亦齿焉,学君臣、父子、长幼之道。”[152]《周礼》中师氏教国子“三德”“三行”,保氏教国子“六艺”“六仪”,也就是说,师氏侧重于德行培养,保氏侧重于才能训练,所以郑玄概括说:“师也者,教之以事,而论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153]郑玄引用汉代经师杜子春的话:“虽贵犹学”[154],强调贵族子弟必须求学上进,而不能只凭门第的高贵坐享其成。在学校中不论学生的门第高低,一律按年龄长幼排列次序,即“入学以齿”,郑注:“皆以长幼受学,不用尊卑。”[155]即使是王太子,在学校也没有特殊地位,而必须按敬老尊长的原则处事,这本身就是对贵族子弟的一种教育。
地方各级行政单位所设置的学校,即《学记》中所记载的:“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郑玄认为地方学校主要是由退休还乡的官员主持。他说:“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名曰父师,士名曰少师,而教学焉。”[156]“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数于闾里。”[157]如果按教育内容分工的话,又可以分为“师”和“儒”两类:“师,诸侯之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之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158]与天子之学的师氏、保氏正相对应。这些人既承担教育工作,故“恒知乡人之贤者”,有协助地方官员选拔贤才的责任。
郑玄阐发了《礼记·王制》中关于培养和选择人才的程序:乡大夫“考有德行道艺者”,称为秀士,保送到司徒那里,称为选士。司徒从中选出“可使习礼者”,升入大学深造,称为俊士,又称“国之俊选”,对这些人免除徭役,和贵族子弟一起学习诗书礼乐,称为造士。大乐正再选拔其中的优秀分子,送到司马那里,称为进士,即“可进受爵禄也”。司马“辨其论,官其材,观其所长”,评出其中的贤者以告于王,然而“各署其所长”,委以官爵。[159]这一制度体现了人才培养与选拔的结合。选拔是逐级进行的,又与培养深造交融在一起,人才经过培养—选拔—再培养—再选拔的渐进过程,最后为统治者所任用。郑玄总结说:“人君教学国人,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进士,养之以渐,至于官之。”[160]《王制》中的这一制度是否真的存在于西周之前尚待考证,但它无疑是具有合理因素的,经过郑玄的解释阐发,更具有实用价值,后来历代的官学和选士制度,明显受这一模式的影响。
郑玄将教育的内容归纳为德行和道艺两大类。“德”与“行”为一体:“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161]即“德”是内在的道德情感和意识,而“行”则是外现的道德行为。“道”是一切合理的、正确有效的途径、方法、规律的总和,也包括作为经验、知识、技能概称的“艺”在内。郑玄指出:“学,修德学道。”[162]这一概括基本上体现了学习内容的基本范畴。
郑玄继承了儒家强调学习“圣人之道”的传统。他指出:“仍读先王之道,则为来事不惑。”[163]《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里本没有指出“学”的具体内容,而郑玄注:“所学者,圣人之道。”孔颖达对此解释说:“郑恐所学则小小才艺之事,故云所学者圣人之道。”[164]可见郑玄有意识强调以圣人之道为教育内容。他自称“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165]这些均不出儒家经学范围,况且有“博稽”、有“粗览”、有“时睹”,其中仍有鲜明的主次之分,而以“六艺”为主体。在注释《易·兑·象辞》“君子以朋友讲习”时,他再次强调:
君子乐之美者,莫过于尚《诗》《书》、习道义。教之盛者,乐在斯焉。[166]
他还进而主张:“非《诗》《书》则不言,非礼乐则不行。”[167]这本是《礼记》中的“四术”之教。《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王世子》:“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郑注:“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也。”[168]这样就将二者统一起来,明确了教学计划,即春学乐,夏学诗,秋学礼,冬读书。他认为:“春夏,阳也,诗、乐者声,声亦阳也。秋冬,阴也,书、礼者事,事亦阴也。互言之者,皆以其术相成。”[169]这里所说“互言”,是指《王制》中将春(阳)秋(阴)和冬(阴)夏(阳)交叉而言,以阴阳之说解释各种事物,本是汉儒的学风,不过春秋气候适宜,可以事习礼奏乐等活动量较大的教学,而夏季暑热,宜诵诗调节情性,冬季寒冷,宜静居读书,这样的解释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总的来看,郑玄虽然学术渊博,但均不脱离儒家经学领域,他的有关天文、历法、算学方面的知识也是为研究经籍服务的。例如“笺《毛诗》据《九章》粟米之率,注《易纬》用乾像斗分之数”[170]这是古代自然科学难以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郑玄也像正统儒家学者那样贬低和排斥非属“圣人之道”的所谓“小道”“末事”。《文王世子》中记载学中取贤才“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曲艺皆誓之”。郑注:“曲艺为小技能也。誓,谨也,皆使谨习其事。”这种人只能“俟事官之缺者以代之”,“不曰俊选,曰郊人,贱技艺”。[171]《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郑注:“小道,如今诸子书也。泥,谓滞陷不通”[172]。将诸子之学斥为“小道”,并只释为“滞陷不通”,不讲“可观”的一面。他还指出:“军旅,末事,本未立,则不可教以末事也。”[173]这样一来,各项专门技艺、诸子学说和军旅之事都属于末流,只有儒家的所谓圣贤之学才是根本,这是作为儒家经师的郑玄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四、行有常,明其要,求心解,以渐进
郑玄在注释经典和从事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对一些重要的教学与修身的原则进行了精辟的阐发,为后人研究和推行儒家经典中的教育原则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体现郑玄个人研究心得及见解的观点,更是充实和发展了儒家的教育理论。
(一)立志与实行
树立坚定的志向并付诸于行,在逆境和困境中也不动摇和退缩,在顺利之时或是微末之处,也不懈怠和轻视,这是儒家认为学有所成的前提条件。
郑玄十分重视立志,他指出:“善人君子,其执义当如一也。”[174]作为儒者就是“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175],达到“下学人事,上知天命”[176]的境界,这种志向应始终不渝地保持在身。他对孔子所言“未若贫而乐”的注释是:“乐谓志于道,不以贫贱为苦也。”[177]指出只有“志于道”者,才能不以贫贱为苦,才能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自得其乐,这是有意识强调立志。
困境和逆境是对人的志向的严峻考验,而在一般情况下坚持不懈亦非易事。郑玄说:“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则成善人矣。”[178]他认为“养善”是“积小致高大”[179]的渐进过程,最忌讳的就是轻慢、懈怠的态度。他批评有些人“初时学其近者、小者,以从人事,自以为可,则侮狎之,至于先王大道,性与天命,则遂扞格不入,迷惑不闻”[180]。他认为这种小有成就便不再努力上进的人是不可能达到学问道德的顶峰的,而且像学会一点游泳技术便自鸣得意、掉以轻心的人一样,往往会遭到灭顶之灾。在道德修养上必须有畏慎、戒备、“如临深渊”的态度。
志向是内在的,其外在表现就是实行。郑玄说:“以行为验,虚言无益于善也。”[181]他强调脚踏实地的实行,培养“有常”的行为规范,只要能“统之于心”并“践而行之”[182],就可以掌握圣贤之道了。郑玄本人就是“志于道”并付诸实行的典范,他的志向就是“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183],为此,他不为高官厚禄所诱,不为艰难险阻所移,潜心治学一生。他在《戒子书》中谆谆告诫他唯一的儿子郑益思说:
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184]
这一告诫充满父子之情,同时包含严格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即立志追求君子之道,兢兢业业,始终不渝地完善个人品德。荣誉要靠他人给予,自己不必去追求;而良好的德行却要靠个人立志进行不懈的努力,他人无法代劳。学业上的成就也是这样取得的,这就是儒家一贯提倡的“自强”精神。郑玄注释为:“自强,修业不敢倦。”[185]这种孜孜不倦、矢志不渝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二)严谨与执要
郑玄的抱负是“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即改变汉代经学“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异端纷纭,互相诡激”的局面,使经学归于统一,要完成这一大业,博学是前提条件。郑玄说:“博学可以为政也。”[186]他自己就是博学的典范,他不仅对今古文各家经学都有深入研究,而且还精通天文、律历、算学、图谶。但仅有博学是不能疏通各家门户的,即使像许慎这样博学之人,也只是在《五经异义》中将不同学派的观点并列在一起,以供后学者去比较鉴别。郑玄则善于博采众家之言,而且能融会贯通,例如他注《诗》以《毛诗》为底本,同时多处采用齐、鲁、韩各家《诗》说的精辟内容,还能运用个人研究成果。他在《六艺论》中指出:“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这里所说的“己意”并非随心臆断,而是以扎实的基本功为前提。他更重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执要的治学方法。
郑玄强调文字的训诂是经学研究的基本功。他注经的宗旨是“就其原文字声类,考训诂,捃秘逸”,“存古字,发疑,正读”。[187]这本是古文经学家的学术传统,这种从经籍原文的读音和辞义入手进行考证研究的方式,增强了学术价值。他在教学中也提倡这种严谨笃实的作风。《礼记·玉藻》中有“教学临文不讳”的观点,郑注:“为惑未知者。”[188]虽然为君主和尊长避讳是必须遵守的礼制,但在教学中例外,因为这样会使学生产生疑惑甚至错误理解。郑玄说:“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也。”[189]准确地掌握文字概念的音义是一切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本功,在这一方面做到一丝不苟的确值得大力提倡。
要做到融会贯通,必须理清条理、抓住纲要。郑玄摒弃逐句逐字进行解说的旧章句形式,以“文义自解,故不言之,凡说不解者耳”[190]为注经宗旨,将笔墨只下在重点和难点上。他的经注虽博采众家,但简明扼要,从而深受后学者欢迎。郑玄在《诗谱序》中指出:
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
这里所说循其上下以明知源流,傍行观察以鉴别是非,不仅是学《诗》之大纲,也完全可以适用于一切学习研究。郑玄提出纲举目张的学习方法,讲究省力捷思的学习效率,必然受到后学者的欢迎。
(三)心解与启发
出于严谨笃实、举纲执要的治学要求,郑玄十分重视“思”的作用。他指出:“思而得之则深。”[191]只有经过个人的认真思考,才能深入理解学习内容,也只有从内心中真正理解了所学的内容,才能巩固地掌握它,否则,既使囫囵吞枣地学到一点东西,也难以长久保持,这就是他所说的:“学不心解,则亡之易。”[192]因此,积极思考是学习深入和巩固的基本条件。为使学生积极思考,教师必须实施启发式教学。郑玄指出:
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之说也,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也。[193]
这是对孔子关于启发和举一反三的教学原则进行阐发,指明启发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识思之深”,讲授要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地,使学生通过“思其类”,去自觉和主动地完成认识的全过程。在注释《易·蒙卦》中“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时,他再次联系列举一反三的观点。他说:
筮,问;渎,亵也。弟子初问则告之以事义,不思其三隅相况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师而功寡,学者之灾也。渎筮则不复告,欲令思而得之。[194]
这里进而指明,“不复告”是为了给学生留有“思而得之”的余地,而并非放弃教导责任。郑玄提倡学生发问,将“学者所未能问”视为失败的教学,而教师应该“必待其问乃说之”,[195]看起来似乎有被动之弊,实际上正是强调学生必须有求知欲,而且开动脑筋思考,这样才能产生疑问,此时教师再作启发讲解,可收到点拨即通的功效。所以他指出:“学者即开其端,进而复问,乃极说之,如撞钟之成声矣。”[196]他认为对学生应“使之悱悱愤愤,然后启发也”。[197]这与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相同,但强调要使学生达到“愤”和“悱”的状态,而不是一味等待,因而更富于积极色彩。郑玄提倡“言少而解藏”,反对那种“务其所诵多,不惟其未晓”的注入式教学,也不主张教师“多其难问”,[198]因为在学生未能“心解”,甚至尚未产生求知欲的情况下,教师讲诵再多,提问再勤,也难以使学生有所通悟,结果是劳而寡功。郑玄将启发教学与学生积极思考联系起来,使教与学在统一的原则之下合为一体,这是他的一个贡献。
(四)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
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都是要求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安排适宜的教育活动,前者是纵向的,即随着学生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增长使教学逐步深化;后者是横向的,即根据不同学生的才能和个性差异而进行相应的教育。
郑玄认为掌握知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主张“先易后难以渐入”。[199]他指出:“小者不达,大者难识”,[200]赞同《学记》中“不陵节而施”的主张,并进一步阐发为“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钝者以大也”。[201]从整个学习过程而言,郑玄赞同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的传统分级。他指出:“幼者教之于小学,长者教之于大学。《尚书传》曰:‘年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202]他欣赏《内则》中关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内容安排。例如:“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郑注:“成童,年十五以上。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203]在注释《周礼》乐师“教国子小舞”时,他引用《内则》中这句话,以强调循序渐进的教育内容。
孔子的教学活动体现了因材施教的特点。《论语·先进》:“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郑注:“言冉有性谦退,子路务在胜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204]将孔子的教育方法归纳到“正其失”的理论层次。在注释《学记》中“学者有四失”的论述时,郑玄作了具体解释和发挥。他说:
失于多谓才少者,失于寡谓才多者,失于易谓好问不识者,失于止谓好思不问者。救其失者,多与易则抑之,寡与止则进之。[205]
《学记》中只是列举了“四失”的现象,而郑玄则将其归结为人的才能和学风不同所形成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抑”与“进”的救失原则,使其理论深度得以提高。
五、尊师重道,以正教之
郑玄遵循儒家经典的一贯思想,力主尊师。他指出:“顺时以养财,尊师以教民,而以治政则无过差矣。”[206]将尊师施教与顺应农时发展经济并列,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言,我也。”郑笺:“重言我者,尊重师教也。”[207]都是汉代高度推崇教师地位的社会风尚的反映。他在注释《学记》“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时指出:“尊师重道焉,不使处臣位也。”[208]并详细叙述了周武王拜吕尚为师请教问题时的整个礼仪程序:
武王践阼,召师尚父,而问曰:“昔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问之,则斋矣。”王斋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209]
该注长达一百多字,一反郑玄绝大多数经注简要的风格,由此可见他对尊师重道的高度推崇,希望统治者能带头推行。
郑玄总是将尊师与重道联系在一起。例如《礼记·曲礼》:“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注:“尊师重道也。”[210]又如“礼闻来学,不闻往教”,郑注:“尊道艺。”[211]这本是尊师之礼,郑玄均引申出重道来,可见郑玄认为尊师的实质在于重道,因为教师是道德和学术的代表。他指出:“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212]这个定义阐明教师不仅是“教人”者,还必须是“教人以道者”,尊师不仅是形式上尊重教师的身份和地位,目的还在于重道。学生也应以“不违失师道”[213]为准则。另外,郑玄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他强调“师善则善。”“师说之明,则弟子好述之”,“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214]。这也是尊师重道的原因。
教师既然是道德和学术的体现者,因此对教师本身的要求也是很高的。郑玄强调教师必须为人正直,躬行正道,做到“以正教之”。同时必须精通学业,自己首先要做到“心解”,还要能够通过教学活动“见己道之所未达”[215],从而不断深造。教师在教诲别人的同时要能“自反”,即“求诸已”,在促进别人学业提高的同时要能“自强”,即自己也要“修业不敢倦”[216]。郑玄对《学记》中“学学半”的解释是:“言学人乃益己之学半。”[217]即学习别人的学问可以增长自己的学问,他对“教学相长”的解释完全是从教师不断提高的角度出发的。他批评那种“自不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其发言出说不首其义”[218]的教师,认为这种教师难以得到学生尊重。郑玄虽推崇尊师,但不主张盲从师说。他对待其师马融的经说就敢于提出不同观点。例如,《尚书·尧典》“教胄子”,马融注为:“胄,长也,教长天下之子弟。”郑玄则注为:“胄子,国子也。”可见追求学术真谛是第一位的。郑玄成为名师大儒后仍不放松学习,直到他七十岁时,还向并无名望但有所长的刘洪学习乾象历,以自己的行为体现了“以正教之”的原则。
郑玄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集汉代经学大成,他的经注是后代经学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教育的影响尤为巨大。他对经籍中记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观点作了大量阐发,其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也是一般思想家的专题论述所不能相比的。尽管他的教育思想有依附于经籍,失于支离的弱点,但总的看还是有个人的特点和独到之见,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研究。
【注释】
[1]《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庄子·天下》:“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厘“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备梯》)。
[2]《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3]《春秋繁露·玉杯》。
[4]《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春秋繁露·实性》。
[6]《论衡·率性》。
[7]《申鉴·政体》。
[8]《论语·为政》。
[9]《孟子·告子上》。
[10]《荀子·劝学》。
[11]《新书·修政语上》。
[12]《说苑·建本》。
[13]《中论·治学》。
[14]《春秋繁露·天道论》。
[15]《说苑·建本》。
[16]《潜夫论·慎微》。
[17]《韩诗外传》卷八。⑫《汉书·贾谊传》。
[18]⑪《韩诗外传》卷八。⑫《汉书·贾谊传》。
[19]《毛诗序》。
[20]《新书·傅职》。
[21]《春秋繁露·玉杯》。
[22]《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
[23]《荀子·劝学》。
[24]《春秋繁露·玉杯》。
[25]《法言·问明》。
[26]《汉书·儒林传》。
[27]《汉书·鲍宣传》。
[28]《史记·太史公自序》。
[29]汉代以后,《易》的占卜功能仍然保存。如汉宣帝祭祖庙,先令《易》学大师梁丘贺筮之,以定行止。光武帝卜雨,由沛王刘辅(通《京氏易》)以卦象释之。
[30]《史记·太史公自序》。
[31]《春秋繁露·玉杯》。
[32]《法官·问明》。
[33]《汉书·儒林传》。
[34]《汉书·杨雄传下》。
[35]周麟之《<孙觉>春秋经解跋》。
[36]《全后汉文》卷九十一。
[37]《孟子·滕文公下》。
[38]《新书·傅职》。
[39]《春秋繁露·玉杯》。
[40]《史记·太史公自序》。
[41]司马迁曾举例:“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史记·孔子世家》)。
[42]《春秋繁露·精华》。
[43]《新论·正经》。
[44]《汉书·翼奉传》。
[45]《新书·道德说》。
[46]《孟子·尽心上》。
[47]《荀子·儒效》。
[48]《春秋繁露·重政》。
[49]《汉书·宣元六王传》。王凤建议成帝告诫东平王之言。
[50]《汉书·匡衡传》。
[51]《汉书·元帝纪》。
[52]《论衡·量知》。
[53]《通典》卷十六。《后汉书·蔡邕传》亦有此语。
[54]《汉书·儒林传赞》。
[55]《汉书·韦贤传》。
[56]《汉书·夏侯胜传》。
[57]《汉书·儒林传》。
[58]《汉书·夏侯胜传》。
[59]《儒学概论》,第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60]《论语·先进》。孔子也只是训斥一句:“是故恶夫佞(巧辩)者。”
[61]《论语·学而》。
[62]《荀子·劝学》。
[63]《春秋繁露·楚庄王》。
[64]《潜夫论·赞学》。
[65]魏征等:《群书治要》卷四五引。
[66]《西京杂记》卷一。
[67]《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68]《新书·修政语上》。
[69]《说苑·建本》。
[70]《汉书·成帝纪》。
[71]《汉书·萧望之传》。
[72]《后汉书·鲁丕传》。
[73]《论语·先进》。不过他同时又声明“予不得视犹子也”。
[74]《法官·问明》。
[75]《汉书·京房传》。
[76]《汉书·元帝纪》。
[77]《法官·学行》。
[78]《新论·启寤》。
[79]《论衡·量知》。
[80]《全后汉文》卷三十七。
[81]《史记·太史公自序》。
[82]《汉书·王莽传下》。
[83]《后汉书·范升传》。
[84]《汉书·楚元王传》。
[85]《后汉书·徐防传》。
[86]《白虎通·三纲六纪》,下引《白虎通》仅注篇名。
[87]《白虎通·三纲六纪》,下引《白虎通》仅注篇名。
[88]《朝聘》。
[89]《五行》。
[90]《诛伐》。
[91]《天地》。三从的规定本自《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92]《三纲六纪》。
[93]同上。
[94]《圣人》。
[95]古人出生即算一岁,过一个年分即长一岁,故古人的年岁,比现代周岁制计算大1～2岁。
[96]《孟子·离娄上》。
[97]《王者不臣》。
[98]《五刑》。
[99]同上。
[100]同上。
[101]《三教》。
[102]《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引。
[103]《三教》。
[104]《汉书·平帝纪》。
[105]《汉书·食货志》:“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又云:“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
[106]《世说新语·文学》注。
[107]同上。
[108]同上。
[109]同上。
[110]《后汉书·郑玄传》。
[111]王嘉:《拾遗记》卷一。
[112]《太平御览》卷五四一引《郑玄别传》。
[113]《后汉纪》卷二十九。
[114]《三国志·邴原传》注。
[115]《后汉书·郑玄传》。
[116]《经学历史》,第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7]《礼记正义》卷五十二。按“信”与“知”位置颠倒,据《孝经纬·勾命决》应为“水性则知,土性则信”。《白虎通》亦持此说。
[118]《毛诗正义》卷十八。
[119]《毛诗正义》卷十五。
[120]《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121]《郑氏佚书·尚书注》卷二。
[122]《郑氏佚书·论语注》卷三。
[123]《礼记正义》卷二十二。
[124]《东塾读书记》卷十五。
[125]《毛诗正义》卷十八。
[126]《郑氏佚书·论语注》卷二。
[127]《郑氏佚书·论语注》卷四。
[128]《礼记正义》卷五十三。
[129]《礼记正义》卷五十三。
[130]《礼记正义》卷五十二。
[131]《礼记正义》卷二十二。
[132]《礼记正义》卷二十一。
[133]《毛诗正义》卷十七。
[134]《毛诗正义》卷十八。
[135]《礼记正义》卷六十一。
[136]《礼记正义》卷五十二。
[137]《毛诗正义》卷一。
[138]《毛诗正义》卷十五。
[139]《毛诗正义》卷九。
[140]《毛诗正义》卷十二。
[141]《周礼注疏》卷十。
[142]《礼记正义》卷二十一。
[143]《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144]《毛诗正义》卷十五。
[145]《郑氏佚书·孝经注》。
[146]《郑氏佚书·尚书注》卷二。
[147]《郑氏佚书·易注》卷二。
[148]《郑氏佚书·孝经注》。
[149]《礼记正义》卷五十。
[150]《郑氏佚书·易·观卦注》。
[151]《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152]《周礼注疏》卷十四。
[153]同上。
[154]同上。
[155]《礼记正义》卷十三。
[156]《仪礼注疏》卷八。
[157]《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158]《礼记正义》卷二十。
[159]《礼记正义》卷十三。
[160]《毛诗正义》卷十。
[161]《周礼注疏》卷十四。
[162]《周礼注疏》卷三十三。
[163]《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164]《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165]《后汉书·郑玄传》。
[166]《郑氏佚书·易注》卷六。
[167]《郑氏佚书·孝经注》。
[168]《礼记正义》卷二十。
[169]《礼记正义》卷十三。
[170]《畴人传》卷四。
[171]《礼记正义》卷二十。
[172]《郑氏佚书·论语注》卷十。
[173]《郑氏佚书·论语注》卷八。
[174]《毛诗正义》卷七。
[175]《郑氏佚书·三礼目录》
[176]《郑氏佚书·论语注》卷七。
[177]《郑氏佚书·论语注》卷一。
[178]《郑氏佚书·尚书注》卷二。
[179]《毛诗正义》卷十六。
[180]《礼记正义》卷五十五。
[181]同上。
[182]《郑氏佚书·三礼目录》。
[183]《后汉书·郑玄传》。
[184]同上。
[185]《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186]《郑氏佚书·三礼目录》。
[187]同上。
[188]《礼记正义》卷三十。
[189]《郑氏佚书·论语注》卷四。
[190]《毛诗正义》卷一。
[191]《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192]同上。
[193]《郑氏佚书·论语注》卷四。
[194]《郑氏佚书·易注》卷一。
[195]《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196]同上。
[197]同上。
[198]同上。
[199]《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200]同上。
[201]同上。
[202]《礼记正义》卷十三。
[203]《礼记正义》卷二十八。
[204]《郑氏佚书·论语注》卷六。
[205]《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206]《礼记正义》卷二十二。
[207]《毛诗正义》卷一。
[208]《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209]同上。
[210]《礼记正义》卷二。
[211]《礼记正义》卷一。
[212]《周礼注疏》卷九。
[213]《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214]《礼记正义》卷一。
[215]同上。
[216]《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217]同上。
[21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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