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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刺目的两个字啊

时间:2022-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体罚对于学生心理上会发生什么影响,读过教育课程的人,谁都可以说上一大串,我不想说,我要说的,是你来信中所提及的“制服”这两个字,多刺目的两个字啊!你这一个不愿,一个宁愿,我都极端赞同,这是准备认真当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也有些人不甚赞同,因为这样太软性了,不足以锻炼学生强毅的意志。我不知在现在的教育界中,认定“学生第一”的究竟有多少人。

来信收读了,一个初出茅庐的教师,对于教育不免抱着些美妙的想象,听见在行的同事说,“这儿的学生非用责打不能制服,你得好好保持你的威严。”自然会不相信你的耳朵的,你的惊异是无怪其然,就是我,看了你的来信也有些怅怅,因为这儿的教育厅已经三令五申的告诫学校,说训育上不得再用体罚。而你的那个学校仍旧把体罚看作惟一的法宝,使我想得很远,想到人们的理解何以相差得这么多,想到我国教育到底有无改进的希望……结果就来了怅怅。

体罚对于学生心理上会发生什么影响,读过教育课程的人,谁都可以说上一大串,我不想说,我要说的,是你来信中所提及的“制服”这两个字,多刺目的两个字啊!站在利害不同的两边的人,势力较强的一边的人为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用种种方法来压倒对方,使对方没法动弹,这就叫做“制服”。工厂主对于劳工,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人民,手段或硬或软,各有巧妙不同,归根结底,都不离“制服”这个大题目。可是,教师跟学生,也是站在利害不同的两边,像工厂主跟劳工,帝国主义国家跟殖民地人民一样的吗?我用尽我的智力,无论如何找不出彼此的相同之点来,然而居然用得着“制服”这两个字,可见在说出这两个字的教师的心目中,他自认是跟学生“对立”的了,而且“对立”得那么凶,往极端说,竟与帝国主义国家跟殖民地人民不相上下,既然“对立”了,还有什么“教育”可说?“教育”能在教师跟学生“对立”的情状下进行吗?可惜他手中只有教鞭。只有戒尺,我想,如果他能向军械处领到一挺机关枪,他一定更觉得乐意,会经常的把那机关枪架在训育处门口——挺机关枪比起教鞭跟戒尺来,更可以把“对立”的学生“制服”得服服帖帖。

你说你不愿听从在行的同事的话,举起教鞭或戒尺来“打”学生。你说如果环境使然,非举起教鞭或戒尺来“打”学生不能耽下去的话,你宁愿卷铺盖走路。你这一个不愿,一个宁愿,我都极端赞同,这是准备认真当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为什么说起码?因为像你这样,至少表示你并不跟不学生“对立”,而教育的一切施为,必须不跟学生又“对立”才谈得上。你若一想到“制服”,一动手“打”,你就跟学生“对立”了,那时候,你的指导跟训诲就蒙上了压迫者跟侵略者的色彩,任你说的是金玉良言,对学生全无实益——他们凭什么要领受你的呢?你说宁愿卷铺盖走路,对,环境迫着你教你非照样做不可的时候,那就表明你不能在那个学校当教师了,自宜一走了事。专任的薪水跟几斗的米虽然可恋,但做事做得成个样儿尤其要紧,不成个样而勉强要做,是痛苦也是罪恶。

其实环境也决不会迫着你教你非“打”不可的。你的在行的同事惯用他们的办法,你不妨试用你自己的办法,像你当面朝我说的,你愿意做学生的同伴、哥哥,跟他们一块生活,尽力指点他们,帮助他们,这个话虽属于原则,依此推到实践方面,就有了你自己的办法。学生又不是天生的小流氓小强盗,你好好的做他们的同伴,开诚相与,情同手足,他们又何至于要跟你捣蛋?你自己正是当学生不久过来的人,教师对你怎样,你就对教师怎样,在你心中一定有数。一个随时随地为你着想替你帮忙的教师,你肯故意跟他捣蛋吗?即使他偶尔回答不出一个问题,偶尔说错一两句话,你肯就此瞧他不起吗?我相信,当教师的不必装作“万能博士”,也不必装作完全无过的“圣人”,这些虚伪的架子全无用处,只要你跟学生站在一边儿,不跟他们“对立”。你既已悟到了这一起码的可是基本的一点,你的办法必然行得通,你可以做一个成个样儿的教师。你不用担忧,恐怕同事们诽笑你,说你讨学生的好,或者说你害怕学生。学生知能方面由你的努力而得长进,就是你做得不错的真实凭据。万一同事们嫌你破坏他们的例规,跟你不合作,迫得你非离开不可,反正你已经下了决心,“宁愿卷铺盖走路”。那时候自有亲近你爱戴你的学生们抱着依依不舍之情欢送你,你的卷铺盖走路也就一无愧怍了。

在我的当教师的朋友中,有两位是最难忘怀的,他们都故世了。一位是吴宾若先生,与我同在一个高小,他当校长,学生犯了过失,或是早晨迟到,或是与人口角,他就把那学生招到面前,细细与他谈话,探问他犯过的原因,指导他补过的办法。有些学生为了害怕或惭愧,往往死不开口,吴先生就又换个端绪来谈,然后回到原旨,非到学生开了口,吴先生就又换个端绪来谈,然后回到原旨,非到学生开了口,而且面貌上现出了衷心领受的神色不休。这样一回谈话延长到两三个钟头是常事,吴先生宁愿任饭桶里的饭冷却了,泡些热汤下肚。还有一位是创办立达学园的匡互生先生,他把学生的过失看作他自己的过失,每逢跟犯过的学生谈话,他往往先掉下眼泪来,学生受了感动,有时就与匡先生相对流泪,甚至相对出声而哭。这两位先生的办法,近于“爱的教育”式,属于所谓感情教育。也有些人不甚赞同,因为这样太软性了,不足以锻炼学生强毅的意志。可是,模仿现在流行的说法,他们都是认定“学生第一”的,教育事业既是“为”学生的事业,在认定“学生第一”这一点上,他们总该受人敬佩。我不知在现在的教育界中,认定“学生第一”的究竟有多少人。此刻我写回信给你,提起吴匡两位,意思自然在希望你也认定“学生第一”。我记得你当面朝我说的话,我相信你不会辜负我的希望。

1944年2月16日

[1]原载1944年2月22日《华西晚报·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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