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哲学观与进步教育思想

约翰·杜威1859年出生于佛蒙特州帕灵顿市。父亲是种植烟草的农民，后来经营杂货，母亲是地方法官的女儿。佛蒙特州虽然地处经济繁荣的新英格兰地区，但地势偏远，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他8岁时进入当地的一所学校，接受传统的以记诵和读写为主的教育。由于这里的教学方法陈旧，据他本人的说法，他只能在课堂以外的广大乡村生活活动中，获得一些重要的教育而已——无疑，这也为他日后对传统教育模式进行革新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思想基础。

15岁时，他进入当地的中学，这所学校开设为培养普通公民所设的课程和为大学升学作准备的课程。杜威选择了后者。他16岁时进入佛蒙特州大学，这是一所当时规模很小、水平较差的学校。当然，在这里，他也接触了解了一些新知识，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孔德的社会学说，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和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等等。和中小学时代一样，他仍然是从广泛的课外阅读和社会实践当中获取宝贵的知识，不断丰富并完善自己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似乎反复无常，有点像变色龙，屈从于一个接一个不相同甚至不相容的影响，多方设法从中吸取一些东西，而又力图把它在某种程度上推向前进，使它在逻辑上和先前学过的东西融贯起来。”^[22]

在大学的所有课程中，最令他获益的是三年级的生物学课程，学的是赫胥黎的《生理学基础》。这门课宣讲了自然界生物有机体及其各组成部分相依共存的原理，使得他提高了辨别能力，有可能去观察和认识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实在”，即客观事物，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1879年，杜威大学毕业，在宾夕法尼亚州南方石油城的一所中学教了两年书。在这里，他恪尽职守，但教学之余却潜心向学，从事他早年起就深感兴趣的哲学研究。1881年，他回到故乡帕灵顿，在查罗特附近的一所乡村学校教书。同时，在佛蒙特大学哲学教授指导下研读黑格尔及德国古典哲学，开始了系统的哲学研究。他最初撰写的几篇哲学论文，如“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假设”、“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等，先后发表在著名黑格尔主义者哈里斯(William Torrey Harris,1835—1909)博士主编的《思辨哲学杂志》(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上。哈里斯的肯定和鼓励，对杜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下定决心毕生从事哲学研究。

南北战争以后重建时期的美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大力向教育发达的普鲁士学习。受着这一风气影响，杜威于1882年进入了效仿普邦而创办的美国第一所学术性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这一所“设在巴尔第摩的德国大学”的哲学研究生。

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课程采用研讨会和实验室的方法，鼓励创新，它的定期出版的学术刊物也为未来的哲学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杜威在这里不仅研读了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的数理逻辑、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实验心理学，还选修了莫里斯(George Sylvester Morris,1840—1889)的新黑格尔主义，并在他的影响下走向了黑格尔。正如杜威本人所说，这一影响至为重大：“黑格尔的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神和人的综合……起着一种巨大的调节和解放的作用。黑格尔关于人类的文化、制度和艺术的论述，包括种种僵硬的界限的消除，对于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23]

研究生毕业后，杜威执教于密执安大学，后来逐渐对美国实用主义者学创始人之一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的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詹姆斯的名著《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引导杜威把经验的意义归于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与相互适应，也就是说，生物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才能生存下去，反之一旦丧失适应能力，则必然遭到淘汰。这种新观念对于旧大陆传统的永恒不易而超越现实的真理论起了颠覆作用。因为美国的发展需要开疆拓殖，需要变革创新，而故步自封无异于自取灭亡。正是这种不同于欧洲的特殊的客观历史条件和背景，才使得美国人意识到不仅是真理性的认识，连宇宙万物也不是亘古长存、完美无缺的，而是变动不居的。一旦世易时移，从前的真理就要让位于新近获得的真理，并需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一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哲学观，表明杜威已从早期的思辨哲学玄想转移到了急剧变化的社会主义现实当中，他后来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和主张的提出，也可以说是为当时突出的社会矛盾所提供的济世良方。教育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在他看来，既是情势所迫，势所必然，也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