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主权的演进历程

1.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主权

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的西方人除了商人、军人和外交官以外，最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的最根本目标就是使中国人皈依上帝，用基督教征服这个东方大国，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1899年在中国4.5亿总人口中，大约有2800个传教士导引着近10万中国基督教徒。那么为什么会有教会大学呢？贝德士认为，教会大学是跨文化互动的产物。^[1]他们一来到中国就面临传统儒学教育和强烈的反帝高潮的强大阻力。但传教士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国需要西方先进科技，缺乏现代的教育制度，因此形成了通过开办学校接触中国人，并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思想和现实的设想。由此形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成立的几所初步的学院和初级学院。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使西方传教士普遍认识到：要根除老百姓反洋排外的情绪就必须争取中国的文人学者、知识阶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高等教育，培养有文化、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中国教会领导人。山东地区的美国长老会、英国浸礼会首先在1902年6月13日达成了协议，共同办理分别设在登州的文会馆和青州的广德书院。1917年，学校各部统一集中到济南，校名也正式定为“山东基督教大学”（后来改为齐鲁大学），由英、美、加等十几个差会共同参与管理。^[2]由此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大学成立。在中国建立教会大学，基督教内部始终存在很大分歧。有些人认为，宗教教育应是绝大多数教会学校的重要功能，只有口头布道和宗教仪式才能福音化中国。但另一部分人深信可以通过介绍新知识、基督教理念、道德规范，合之植根于人心，从而减少社会猜疑并改善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特别是对于那些徒有其表的基督徒。^[3]这一“正业”与“副业”之争，使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对传教功能有了新的理解。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它为独立、国家统一和社会福利，奋斗了一百多年。因此，基督教的教会和学校必须深切关心中国的命运，这样才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同。自20世纪初始，一批传教士把教育作为真正的职业，而不再作为传教可有可无的工具。至此，教会真正是具有了双重目标，教会大学的世俗化也成了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在教会大学中也形成强烈的对照：一方面，专业教育、学术水准与社会工作得到提升；而另一方面，校园内的宗教教育与宗教生活则逐渐下降。世俗化带来了教学水准、学术品质的提高，密切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为学校发展赢得了社会与政府更多的支持。这种世俗化的特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必将对教会学校产生冲击，明智的办法是顺应历史潮流，在政策上做出相应调整。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一些教会学校，一方面尽力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提高学术水平，增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改革宗教活动内容和方式，加强中国人的参与程度，尽可能减少与学生和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情绪的矛盾与冲突。

正因如此，教会教育在中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统计，在中国的基督教学校数为7382所，学生总数为214252人^[4]。据《新教育》1922年11月公布的数字，自1876年至1920年间，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历年增进，1876年学生数为5975人，1920年增至245049人^[5]。对教会大学来说，自齐鲁大学建立以后，相继成立了13所中国基督教大学和另外3所天主教大学，共计16所。这16所教会大学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许多国内知名大学的前身就是源自当初的教会大学，其中产生深远影响的有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堂、三江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辅仁大学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逐步收回教育主权，从20世纪50年代起各教会大学被分别并入各公立大学，教会大学从此在中国大陆消失。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但它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却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2.教会大学所产生的影响及问题

（1）教会大学为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培养了不少人才。

毕业生是评价教会大学所产生影响的重要标志。1890年以前，所有基督教大学每年入学总人数不到200人，直到1926年，入学总人数超过3500人。1930年后，有几所东部的大学迅速发展；到1936年，基督教大学生人数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相当于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2%。1947年，教会大学有学生12000人，在几年内，教会学校培养了中国大学生的15%～20%。^[6]因此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教会大学对扩大中国大学生的总人数作出了贡献。在早期，传教士成功地引导绝大多数毕业生从事宗教工作。到19世纪末，教会大学又吸收一些学生，教会学校还为一些政府部门提供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运用英语能力的人。1905年，中国全国教育制度制订出来了，科举制度被废除，于是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人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教会大学又开始担负起另一项职能：为赴英美留学做好准备。1917年，清华出版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一书，列举了401名学生，其中132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的高等教育。^[7]作为列举中国领导人或对中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人名录》，虽然此书重点记录政府官员，记录的军队领导人也很多，但研究一下1925年和1931年的版本，可以发现1925年所列的人名中几乎有12%，而1931年则有16%的人上过教会大学。更令人惊讶的是，教会大学出来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人也曾留过学，少数完全在中国受教育的人中，大部分成了商界巨子。^[8]教会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新型知识分子和实业家。如最杰出的新型知识分子代表孙中山，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老舍、冰心、许地山、梁宗岱、程千帆、萧乾等。著名的历史学家，史念海毕业于辅仁大学，吴于廑毕业于东吴大学，章开沅毕业于金陵大学。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汝信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方东美毕业于金陵大学。在社会学方面，燕京大学法学院的社会学系最著名，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如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杨庆堃、张鸿钧等。^[9]此外，教会大学所培养的一批又一批理工农医方面的人才，更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教会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端，拉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教会大学影响最显著的领域是教育。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但问题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10]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某种程度上，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示范与导向的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中国教会大学大多办出了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11]首先教会大学为我国近代医学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西医是中国近代之后的引进品，它与传统的中国医学属于完全不同的体系。西医教育也是如此。在进行医学教育的西方人中，传教士医师是最早的事业开创者，他们所开办的教会医学院是西医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最早渠道。^[12]协和医院是中国最早的医学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医学教育机构，协和最早是在1904年立脚后由英美教会开办的。与协和成立同时期，各地进行西医教育的医学院大约有24所，其中，外国人和中国人各开办11所，中外合作开办2所。其次是对我国近代应用科学教育影响深远。教会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一部分，在开设应用型专业，培养专业性、应用型人才方面进行了多方努力，并取得一定成绩。客观上对改变中国传统高等教育重道德伦理、轻实用技艺，重人文经典、轻应用专业等弱点具有积极意义。最后，教会大学对中国近代社会科学教育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由于中国长时期的教育传统是重文史、轻理工，重修养、轻技艺，因此中国发展起一套相当成熟的文史考据、诗书伦理型课程体系。教会大学在这一领域中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和取得的成果却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

（3）收回教育权运动——民族主义对教会学校的反映。

教会学校自诞生之日起，就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教育传统的教育形式体现出来。它以独特的管理组织方式、课程设置、教育理念等特点，与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强化中国文化以及针对中国实情研究和制定中西结合法律等愿望不能实现时，人们的民族意识骤然上升，加之，中国对洋教的斗争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就始终没有间断过，这些都奠定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基础。国人对教育权的认识自19世纪中后期教会教育在中国开办就已经存在，但这种不满发展到20世纪初已成为一种无奈的认可。1906年清政府通过“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昏庸的统治者采取鸵鸟政策，自以为不予教会学校立案，不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保住了自己的教育权。结果是不被中国政府官方认可的教会学校却在实际上得到了许多方便。此后外国人在中国设学更加肆无忌惮。新文化运动提高了国民的民族意识，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增加了人们对教育主权的认识，国人，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1922年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已提到对托庇于治外法权之下的教会学校“教育权之收回”，实为一紧急问题。^[13]1924年，收回教育权已成为各地反对教会学校的一致舆论，要求教会学校进行改革并向政府立案注册也被公认为当务之急。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25年11月16日民国政府顺应民意，颁布法令，对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做了六条规定：①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种学校令规程办理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部行政官厅请求认可；②学校名称应冠以私立字样；③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④学校设立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过半数；⑤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⑥学校的课程，须遵照教育部制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1926年10月又颁布《私立学校规程》和《私立学校校董事会设立规程》，进一步规定“私立学校须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外国人不得为校董；如有特别情形者，得酌量充任，惟本国人董事名额占多数；外国人不得为董事长，或董事会主席”。^[14]民国政府的这些规定的核心就是将教会教育纳入主权国家的管理之下，使教会教育作为中国私立教育的一部分由国家统一领导与管理。

3.实事求是地评价教会大学

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一种观点在中国大陆史学界被奉为金科玉律，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等，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极端，甚至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一些论著仍把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等等统统看作是“文化侵略”，是“愚弄”和“毒害”中国人民的工具。

这种观点，无论是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去看，还是从民主主义的观点去看，抑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都是片面的，狭隘的。在志在“救亡”的爱国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兴医还是兴学，都对中国人民有利；在致力于“启蒙”的民主主义者看来，兴医、兴学、办报等等都是启蒙，即使是传教，亦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愚弄”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义创始人看来，以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取代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乃是历史的进步，何况现代化的“世界文化”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因而必须反对“任何民族的狭隘性和片面性”^[15]。只有根据历史史实的真实验证才能得出对教会教育以及教会大学的客观公正的评判。从办学方针来说，教会大学完全体现着现代文化的精神。例如：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教会大学无论是院系学科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教学工具、参考书等，都是直接从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直接移植到中国来的。就教会大学的行政体制来说，亦坚持了欧美大学学校自治的原则，校长由校董会选任，校董会由教会代表、教授代表组成，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从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来看，教会大学乃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驱，是培养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摇篮。那么，对中国教会大学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究竟如何评价？

章开沅先生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明确提出了“两个区别说”。他认为，把教会大学单纯看成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是以政治评价尺度取代了学术评价尺度，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义愤化代替了对教会大学这一历史事物的较为冷静、全面和客观的思考与评价。为此，必须将作为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与西方殖民主义本身区别开来，不能简单等同。其次，还应将早期的教会大学与成熟时期的教会大学相区别，以正确评价其宗教功能、政治功能与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变化。章先生认为，一些早期的教会和教会大学的确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不无事实依据但过于笼统而且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政党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他主张，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16]。另有学者指出要从“联系和区别”中评价教会大学，即基督教传教与办教会大学的联系与根本区别，以及教会大学中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联系和根本区别。也有学者从教会学校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从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演变中寻求答案，认为：第一，教会大学是西方列强在华侵略扩张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教育模式在我国萌生和成长的结果；第二，兴办教会大学固然出自西方列强侵华需要，但在客观上也适应了我国维新变法和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要求；第三，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是引进了近代西方新兴的教育模式并将其根植于东方最大的文明古国，为我国教育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提供了样板和新篇章^[17]。

总之，对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评价，我国教育史学者们已经改变了原来“极左”思想的轨迹，越来越能用比较客观的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历史事物。通过对教会大学的历史背景、办学初衷、发展及结局的考察，我们认为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办学，从出发点来看并非完全是为我国带来文明的福音，确有侵犯教育主权之举。教会大学办学之初由于政府软弱，没有向当时的政府提出办学申请，更没有纳入中国办学规程管理之中，确实有侵犯中国教育主权之举，后来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下，曾一度纳入过政府的管理之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能顾及，因此我们能够深切理解非基督教运动以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尽管如此，教会大学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拉动作用，对中国今天主动开放教育市场，开展跨国教育，实现中外合作办学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