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改进学校教学工作

第五节　加强和改进学校教学工作

1953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是年1月1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此相应，在1953—1957年这段时间内，教育面临着如何向社会主义教育过渡，以及如何加速、搞好学校教育工作的问题。

时宁波贯彻中共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方针，认真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在中小学教学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初步构建起凯洛夫教学模式，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一、改进中小学教学工作

这一阶段教学改革的突出倾向便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模式，这不仅因为苏联和新中国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而且苏联的教育模式在当时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苏联的卫星于1957年上天之后。就宁波而言，其改革力度尤以中学为甚。

（一）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

1953年始，宁波各中小学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和普希金^[45]教授法，突出“使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习和推广课堂教学5个环节，即组织教学、复习旧课、教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作业，加强课堂教学计划性。

凯洛夫教育学体系最有特色的便是其课堂教学的计划性，因此，在经验学习中首先引进课堂教学的5个环节。1953年，市文教局强调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倡集体备课、相互听课和观摩评议，授课时注意根据不同课型安排教学环节，使得以往授课中随意性较大的情况得到纠正。

（2）废除百分制，采用五级记分法，强调对学生的定性评价。

（3）教学方法强调“直观法”。

在教学方法上，比较强调直观教学。改革中要求教师根据学生实际确定直观性的教学方法，提倡自制教具。1954年，在宁波市中小学自制教具展览会上中学展品计有321件。^[46]

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也出现不少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做法。例如，教学“牛”这一字，教师为了使学生对“牛”有深刻的理解，就把真牛搬到课堂上，引起课堂秩序的混乱。

（4）调整教学内容。

另外一个较大的改变就是中小学教学内容的调整，调整的总体趋势是削减内容，放慢进度，减少习题、作业。例如，小学数学课，原本与新中国成立初程度相近，但学习苏联后，程度就大幅度降低。1953年部颁的小学数学教学大纲规定：主要学算术中的整数；分数、百分数都学得很少；繁分数、比例、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学；分数加减法部分，只学同分母和分母有倍数关系的部分，异分母的加减不学。1953—1958年，小学数学程度大体上比以前降低了一年的水平。^[47]

中学数学课的教学内容也是如此。在初中阶段，代数仅学到一次方程，平面几何仅学一半，只到相似形为止，其余延迟到高中学习。而高中的代数也减少了行列式、概率论、级数以及速分式等内容；平面解析几何全部取消，改学立体几何、平面三角。1953—1958年，初中、高中数学程度大体上比新中国成立初降低了一年的水平。^[48]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的水平。

又如，中学英语课，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至1954年，初中一律停授英语课；而高中则于1953年停授英语，改授俄语。

再如，1956—1957年，学习苏联俄语和文学分科的教学经验，分别开设汉语、文学。

（二）课外活动丰富多彩

新中国成立初，老市区各小学广泛开展课外学科活动，内容之一是联系各项政治运动组织故事会、演讲比赛、作文比赛，把优秀作文选登在各班的习作园地或学校墙报上。1953年，在青年团浙江省委的倡导下，老市区和慈溪等县一批小学开展“小五年计划”活动，内容有农作物和花卉栽培、饲养小动物等，少数城镇小学组织工艺、科技等兴趣小组。

1956年，配合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实施，广泛开展种植、养殖课外活动。例如，江北区慈城一小、鄞县百梁小学、建江小学，种出了大南瓜、蓖麻王、多穗玉米、向日葵王等。有些小学还成立米丘林小组，进行无性杂交、有性杂交试验。时科技、航模等兴趣小组活动也开展得热热闹闹，1956年10月，老市区举行第一次航模比赛，第二中心小学（原镇明中心小学）获小学组第一名，该校学生周康信以5.9秒成绩获个人弹射类第一名。^[49]

中学的课外活动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与小学大同小异，有区别的只是因年龄特征而产生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初期，宁波中学、三一中学等学校的文娱活动十分活跃，跳秧歌舞、演活报剧、唱《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宁波中学排练的歌剧《刘胡兰》还在全市公演，颇受好评。浙东中学还每隔两周举行一次学术讲演。另外，各中学还举行写作比赛、讲演比赛等活动。1952年，中学普遍组织学生阅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等进步文艺书籍，举办文艺讲座。在英雄形象的熏陶下，时涌现出不少先进班级和先进人物。

二、组织教师学习苏联教学理论和经验

在进行教学改革的同时，宁波各学校掀起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热潮，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宁波市、地教育行政部门于寒暑假期间多次组织中学教师集中备课或搞教学活动，学习苏联教学理论和经验，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育学》、《心理学》、《儿童年龄特征》、《班主任》等书籍成为教师重要的学习资料。小学则由市、县先培训骨干，再分区、乡进行教研活动。

这一时期的教学改革主要是模仿苏联的教学模式。这对于新中国迅速构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使教育、教学工作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教育规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不问国情差异，盲目模仿带来的却是教育措施的不通行、某些学科教学质量的下降等问题。宁波小学学制在“四・二”分段制取消后不久，因五年一贯制在实践中行不通，马上又恢复“四・二”分段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学的混乱；数学课内容的删减、汉语和文学的分设、对英语课的忽视等等，带来了一系列教学质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苏联模式中强调统一、正规、教师主导等思想影响下，普通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缺乏创造性和独立工作能力。这一切对宁波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总之，从1949年宁波解放到1957年年底，宁波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对旧教育的改造，各级各类的教育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教师队伍发展壮大，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统计，1956年全市已有幼儿园教职员254人，小学教职员8777人，中学教职员1717人，中等专业学校教职员343人。^[50]其次，扫盲工作取得重大胜利。到1958年年底，老市区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22%。其三，各级学校和学生数迅速增长。据统计，1957年的全市小学数达2652所，小学生计332445人^[51]；中学数至1957年年底，达68所，学生32658人^[52]；中等技术学校至1957年发展到3所，学生1454人^[53]；师范教育则由中级发展到大专，成立了宁波师专。这一阶段不失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是，这段时间的教育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事业发展由国家统包，超越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却也存在机械照搬的弊病，产生了形式主义的办学现象。

【注释】

[1]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2]老市区是指海曙、江东、江北三区。

[3]此外，还包括后来经过改造的宁波女中。

[4]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5]转引自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1页。

[6]转引自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1页。

[7]转引自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1页。

[8]转引自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1页。

[9]转引自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1页。

[10]转引自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1页。

[11]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1页。

[1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3页。

[1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1页。

[14]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1页。

[15]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4页。

[16]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6页。

[17]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4页。

[18]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4页。

[19]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20]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21]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2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23]宁波市干部学校在1951年5月、1953年6月两次分别予以重建，教育对象也由工农积极分子向基层干部转变，之后发展为中共宁波地、市委党校。

[24]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25]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3页。

[26]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4页。

[27]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

[28]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4页。

[29]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

[30]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31]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3—234页。

[3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3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4页。

[34]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35]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

[36]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37]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38]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39]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40]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41]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

[4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

[4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44]“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45]时为苏联的一位教育专家。

[46]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47]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

[48]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

[49]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50]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6页。

[51]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52]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53]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