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一流的师资队伍

三、打造一流的师资队伍

（一）不拘一格“降”人才

一所学校有了明确的办学理念和目标，接下来就是“谋篇布局”了。

首先要“网罗众家”，就是组建高水准的教师队伍。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要辨识谁是“大家”？二是如何“网罗”？

蔡校长对此做了大量的功课，他向北京教育界的权威人士请教，加以阅读大量的刊物、文章，从中进一步辨识和确认。虽然蔡校长的学术专才不如其他许多学者，但像他学识广博，通晓古今中外，哪怕这些学问只是各专门知识的常识，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知识背景足以使他对各科人才具有相当的辨识能力。

蔡校长曾说，培养一个专才容易，培养一个通才不容易。他本人就是一个通才。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成为一名教育家，业务过硬是一条途径，成为一名通才也是一条途径。

蔡校长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这个造成了两千年中国学术文化的停滞落后。他反对用一己之学束缚他人，也不赞成以他人之学来束缚自己。他认为大学之大，就应该包容各种学术派别并存，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都可以存在，进而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蔡校长希望借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民主的学术氛围中质疑辩难，拓展视野。

所以，蔡校长聘请教师的主要标准在于学问知识，除此之外，他一概不问，不论教授的思想派别如何，都一视同仁。这一点，从我们现在来看，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总是特别强调“师德”。但如果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这是办一所大学，培养对象都已是成年人，有的已经有一定社会阅历，基本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有自己独立见解，教师的一般问题影响不到学生；另一方面，当时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各种流派、思想活跃而纷呈，如果非要划定一个统一标准，估计有不少高水平的人才就要被拒之门外了。而且当时真正通晓中西文化、有深厚造诣的人，本来就不多。因此，蔡校长对这一点也作了说明：“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当然，蔡校长眼中的教师学问也是大有讲究的，“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6]。

所以，蔡校长理想中的大学教师：一要自己有真才实学；二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三要有激发学生兴趣的水平；四是要能站在科学的最前沿，善于吸纳与创造。

相信这样的看法，会得到很多校长的赞同，尤其是第三点提得非常到位，估计会“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会发现能不能点燃学生的学习热忱，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有的老师很有才华，但是并不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做个学者是不错的，但是作为教师而言，是不合格的，因为教师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

（二）“三顾茅庐”请来学科带头人

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就是学校的学科带头人非常重要，可以带动整个学科团队发展的速度。蔡先生到了北大，就四处物色各科学长，这个职位类似于现在分院院长之职。

但既是高端人才，到哪儿都抢手，而且也一般自命甚高。所以即使能找得到，也不一定愿意被“网罗”。蔡校长求贤若渴，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他的真心诚意。

为了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蔡校长天天去看望陈独秀，有时去早了，就在房门口静静地等，求才的渴慕与急切可见一斑。也许就是因为蔡校长“三顾茅庐”的诚意吧，终于劝动了陈独秀留居北大，并把《新青年》编辑工作放在了北大，还由此聚集了一批锐意革新的文化勇士。蔡校长选了陈独秀做文科学长，李四光主持地质学等等，他们来了之后，又引进了很多教授。

陈独秀个性独特，处事不羁，算是狂人一个，以至引起校内外很多敌意，也算让蔡校长操够了心，替他挡了许多明枪暗箭，使得他能在北大工作三年多，也实在是蔡校长爱才心切所致。这是后话。

在办学过程中，蔡校长显示了他强大的人格魅力，不仅仰慕他的人继续仰慕他，连一些站在对立面的人都由衷信服。固守旧学的黄侃甚至对人表示：“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7]这口气够张狂，但这样的话让人着实感动，黄侃真是够坦荡，也说明蔡校长够了不起！

（三）“兼容并包”的教师队伍

“以学诣为主”，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其政治倾向和学术见解。在这样的要求下，北大的师资筛选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只论学问不论年龄；第二，只论学问不论资历；第三，只论贡献不论地位；第四，只论学问不论品行；第五，只论学问不论国籍。为此北大组建起一支独特的大学教师队伍，估计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效果。

大部分教授都只有20岁到30多岁，像胡适只有20多岁；梁漱溟只是个中学毕业生，投考北大落选，却因对印度哲学的研究深度而引起学术界注意，而被聘为北大讲师；做过国务院总理的王宠惠也就做个讲师；兼课教师就只能做个讲师，鲁迅也不例外；说什么“中国女儿裹小脚是国宝”之类、留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如果用现在的词汇讲，似乎很“Out”的人，但因其精通多种外语，擅长英国文学，照样被聘为北大的教授。

在这种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北大教师队伍流派纷呈，北大真的很快成为百家争鸣，盛极一时的高等学府，令世人瞩目。当年北大教师戏称蔡校长为“古今中外派”，颇为贴切地说明了其“兼容并包”的风格。

当然，北大虽以学识为重，个人品行该由自己负责，学校没有多加干涉，但是学校处事当然有底线，对于那些即使有学术声誉，但素行不检、带坏学生的教师，也予以坚决解聘。蔡校长再三“敲警钟”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他希望学生能明辨是非，懂得“为我所用”，他对学生表明态度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但这些人是真有水平，谁都承认，尤其后来的人看得更清楚。蔡校长所请的这些教授，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辉煌业绩的名人。其中一些人后来还做了其他大学的校长，北大也算是大学校长的“黄埔军校”了。

就从这一点来讲，蔡先生的“伯乐”水平，那是相当了得！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8]

国内各方面的名流硕学及后起之秀逐步汇集北大，不仅带来本学科最新的资讯，更带来一批同道高手，一下子把北大带到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学风日新。

（四）坚决清退不合格外籍教师

师资队伍建设既包括引进人才，当然也要劝退庸人。引进优秀教师不容易，清退一些不合格的教师更是有难度。

我们不难发现，当一名校长调任到一所学校，满怀激情准备大干一场时，会发现来自学校内部的阻挠有多大。它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明，但确确实实使你的改革质量大打折扣。如果改革改到把别人的“饭碗”打破了，那引发的后续问题就更大了。

蔡校长也同样面临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譬如当时北大各科都有外籍教师，资格老，学问实在不怎么样，加上当时国力衰弱，外籍教师更有些趾高气扬。蔡校长发现，“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处理”^[9]。

显然，在蔡校长眼里，能否成为北大教师，其中只有“学问”这一属性，不带其他附加物。所以，这些“阑珊”的外国教员，自然成为被清退的一部分。

这一点显然勇气非凡。因为面对外国人，我们总是怀有一种不恰当的谦卑之心，譬如现在学校聘个外国人当英语教师，就能成为招生的招牌，仿佛办学的层次就一下子得到提升；有个把外国人参会，这会就变成“世界大会”一样。而当时中国一贯受欺压的背景，导致洋人更是“高人一等”。蔡校长的这一番举动，其压力可想而知。

英国驻华公使自然感觉非常没面子，他亲自出马，对蔡校长软硬兼施，一看没效果，就扬言要对簿公堂。“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10]而这个结果是，连教育部也顶不住这个外交压力，来指责他处置失当。

但这个老外显然对蔡校长的“能量”估计不足，蔡校长既然不是为做校长而来，这样的威胁自然对他不起作用的。何况，在走向教育理想的过程中，蔡校长从来就不是容易受屈之人。譬如他在浙江、上海等地做过中学校长，就被国民党警告，甚至还杀了他的助手来威胁他，他还是置之不顾而斗争到最后。如果不能按照已定的蓝图和构想来做，他是宁愿离开也不愿屈从的。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蔡校长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革，说明当时高等教育还是有相当办学自主权的。但无论如何，北大能够脱胎换骨，蔡校长的坚定决心与不可动摇的意志力是起了很大作用。

而蔡校长辞退外籍教员，纯是从其学问水平而定，并非出于狭隘的爱国或者民族精神而产生的敌对或者偏激情绪。所以后来，蔡校长又请了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印度诗人泰戈尔等著名学者来北大讲学，也曾赴欧考察时拜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邀请他们来中国讲学。在他眼里，学问高才是“硬道理”。

为了对得起来到北大的初衷，蔡校长刚柔相济的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