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放波阳的日子里

在下放波阳的日子里

李文成

1968年11月3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原江西师院革命委员会，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把师院近300名教职工下放至玉山、弋阳、贵溪、波阳等县。加上前些时候下放至宜黄和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些教职工，江西师院在编的教职工，几乎是“扫地出门”。这是江西历史上罕见的“创举”。空巢的江西师院，留下来的仅是少数“响当当”的造反派和他们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个别保守派干部。对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大多数被驱赶到白马山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我虽够不上“牛鬼蛇神”，但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强加于我的所谓“铁杆老保”，被勒令送白马山农场劳动。时任农场场长的吴金水同志，对我们这些人在劳动项目上有所照顾。多数人被安排拔花生、摘花生。此时解放军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已进驻学校，随即把我们从白马山农场调回学校参加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我是9月中旬去农场劳动，10月初调回学校的。在农场劳动不到一个月。从农场回来后，即忙着写“斗私批修”材料——自我检查。我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把自我检查写完。当天学习班的小组会上我作了自我检查，大家进行批评帮助后，检查被顺利通过。小组中的其他同志，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的，轮流作了自我检查后，经过大家批评帮助，也逐个通过。

时间已到10月下旬，师院革委会向全院教职工宣布下放名单和下放地点。下放波阳油墩街公社的有:李文成、彭济巧、熊和鸣、易光宏、邹范明、蒋钧铭、谢其龙、李希复、万东元、刘和理、华观澜、占义康、陈春娥、蔡鼎文、张健、傅平国、邓剑青、胡音员、马巨贤、陈之浩、李时务、张永芬、胡志英、罗秀枝、刘梅花、吴金水、周庆积和喻光华等28人，分布在13个大队(莲北、北沅、潼莲、柘港、便民、莲西、东风、湖滨、西湖、胜利、卫东、漳田、银宝)；张越瑞、汪大钧、欧阳侃、徐衍凡、占武美、袁兰华、黄美珍、余丽华、陈洪濂、席香根、劳绍华、施谓澄、刘灼、李清敏和陈经常等14人，下放在响水滩公社，分布在6个大队(红旗、永红、红卫、英豪、河北、陈港)。

大家经过一番准备后，多数人临时从学校买下床架和铺板，将行李装箱打包待运。我与数学系熊和鸣老师共用一辆货车装载家具行李。临走时，母亲怀抱刚满一岁的小孙女，被安排坐上行李车驾驶室，我和妻子则带着老大、老二和其他下放教职工乘坐客车。装载家具行李的货车在主干道上排成一条长龙，而后和客车一起浩浩荡荡驶出学校大门，从景德镇方向向波阳进发。临近傍晚抵达景德镇。在那里住宿一晚。下放的教职工和他们的家属，指定住宿景德镇饭店。住宿费记不清是国家统一支付，还是自付后报销。第二天行李货车和载人客车直抵波阳油墩街公社。各个大队均派人守候迎接分配给他们的下放人员。下放在响水滩公社的下放人员则直奔他们的下放地点。

我下放在波北莲花山脚下的莲北大队，行李和我同装一车的熊和鸣老师，则下放在相邻的北沅大队。我们到达公社后，行李车直开到我们的下放地点卸车，然后空车返回。我们和家属则乘客车过来。熊和鸣一家中途在北沅大队下车，我们则带车直奔莲北大队。

我全家到达莲北大队时，大队书记程家球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身背宝书袋，同三四名大队干部站在村头鼓掌欢迎我们，并把我们安顿在大队所在地的楼下生产队一栋四扇三间的生产队队屋的一边，另一边则安排晚些时候到达的省副食品公司下放干部熊栩夫妇。厅堂两家共用。后屋则是我们两家的厨房，各有一灶，生产队早已把灶砌好。下放到这里的南昌十六中4名学生(3男1女)和2名社会女青年不久也相继到达。生产队也妥善作了安排。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由下放干部熊栩负责，当时熊栩同志由公社指定为下放知青的班长。我们和知青一样，由生产队安排劳动。

我们被安顿好后，生产队给我们送来了生活必需品——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和板凳、饭桌，我们很受感动，很快便安下心来了。但老母亲则常唠叨要回上高老家去，生怕一把老骨头流落他乡。

在生产队呆了个把星期。每天都忙着为家里储备柴草。生产队照顾我们在临近山上分给一堆垦山砍下来的松树枝桠，我和妻子分两天从山上搬挑回来；生产队还分给我们一块茅柴，我用镰刀砍割两天，捆挑回家。

春节后，我接公社通知，自挑行李到邻近的潼莲大队参加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1969年2月23日进驻，至3月9日结束。接着又调往邻近的便民大队，3月25日便民大队工作结束。休整几天后，4月1日随公社贫宣队进驻湖滨大队，因这里比较复杂，问题较多，直到5月10日工作才告一段落。6月初参加公社“五七大军”代表会(当时下放干部和下放知青统称“五七大军”)。6月28日参加波阳县“五七大军”政工会议，至6月30日结束。我在会上作了大会发言，简要介绍了自己在下放后的一些情况和感受。发言稿摘要登了大会简报。

就在这年的9月6日，波阳县召开首届“五七大军”积代会，我自带行李作为下放干部中的积代会代表和学生中选出来的积代会代表，一同在县里参加会议。会后，学生回原大队，我和其他下放干部则留下参加县里举办的下放干部学习班。一些没有参加积代会的下放干部，则按时赶到县城参加学习班。大家都自带被子，同睡在一间垫了稻草的水泥地上。下放后很少见面的一些同志，晚上睡下后，总有说不完的话，影响别人休息，招来一些意见。会后，回大队参加整党学习。

1970年1月10日，参加县革委扩大会议后，留公社“五七大军”办公室工作。具体负责管理“五七大军”的一些事情，为“五七大军”服务。时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马主任分管“五七大军”工作，我们请示的一些问题，一般都能得到解决。原来也是江西师院下放的喻光华同志，一来就在“五七”办公室，我去后两人共事了一段时间，后调来省副食品公司吴连琨同志，喻光华同志离开“五七”办另作安排。

在公社“五七大军”办公室工作了一年。在这一年中，除家里烧柴由生产队负责送去，自己要安排一定时间给在山区的家里买米送米外，会经常徒步到全社有下放干部和学生的大队或生产队进行走访、看望，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同一个单位下放来的同志，在异地他乡相见，总有讲不完的话语。大家都有种亲切感，特别是原来比较熟悉的同志，在分开后又相见，更是高兴无比。到吃饭时，他们就留我吃饭。饭后，大多数同志还会带我去看下他们插队的村庄。被借往当地学校任教的同志会带去看看他们的任教学校。有些大学老师被借去教小学还有点不适应哩!

在这一年内，我先后两次参加县里召开的“五七大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一次是1970年7月，另一次是1970年9月，我联系实际，第一次讲的是如何克服困难，到山区插队落户；第二次讲的是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

1971年春，公社“五七”办公室调进了本地下放干部黄感恩，以后又轮换调进了江西师院下放教师李时务、省委党校下放干部郑文瑞同志。我离开公社“五七”办，被公社抽调去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又称“抓基层工作队”)，到我院下放干部万东元，下放教师刘和理、华观澜下放的便民大队进行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由波阳县下放干部徐笑林同志担任，我和我院下放干部万东元，下放教师蔡鼎文、蒋钧铭和省委党校的下放干部郑文瑞为工作人员。进村后，根据反映和我们掌握的情况，调查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张某某的问题。而后又调查了该大队汪家生产队队长汪某某的问题。最后，根据张某某所犯的错误事实及认错态度，提出处理意见，上报公社研究后，给予了相应的组织处理。事后，据说张某某不服，最后到底怎样?我们已经离开便民大队到别处去了。此后，我随工作队先后到湖滨大队、胜利大队、响水滩公社东风大队等地进行路线教育。工作队常安排我坐办公室搞秘书工作和后期的专案工作。有的大队的个别大队干部问题较多，我们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先听取意见，再调查取证，后作结论，再提出处理意见，上报公社。工作结束时，帮助工作组组长，写出工作总结，分别上报公社和县里。

路线教育由县里统抓统管统一部署。大体的步骤是:进入阵地，召开会议(大队干部会、生产队长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宣传政策，说明来意；听取意见，各找差距；封存账目，查证票据；发动群众，揭露问题；归纳整理，调查取证；作出结论，组织处理。从几个大队群众反映的情况来看，比较普遍的是吃喝开支和少数人挪用公款。真正贪污的人员和金额并不多。参与吃喝的，除开会用餐的以外，摊派要退赔的人不多。挪用公款的，不管是什么人，什么理由，一律限期归还。

时任波阳县委副书记的张洪福同志，分管路线教育工作，为了解路线教育情况，就地进行具体指导路线教育工作，他特地到油墩街公社，并深入大队了解路线教育，看望工作队同志和下放干部及学生，并同他们的代表座谈。我有幸被通知参加座谈会，受到教育。

1969年和1971年，我基本上是在搞路线教育中渡过的。在路线教育中，自己也受到了教育，经受了锻炼，很好地经受了阶级斗争的洗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2年春节过后，公社把我抽到相邻的响水滩公社搞路线教育，就在到达阵地后不久，突然接到波阳县革委政治部通知，要我即去县里报到。我赶到县里后，政治部负责同志找我谈话，称经组织研究，拟在县里安排我的工作，一是去县委党校任副校长，二是去地区航运局(工作地点在波阳)办公室负责。我答应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我怕就此在波阳生根，以后就难以变动了。特别是我年迈的母亲听我说要留在波阳，更吵着要回老家去，不愿跟着我留在这里。于是我借此机会向县里请假去了宜春和上高。在宜春我去看望我在上高工作时的老县委书记张亚翼同志(时任宜春地委副书记)和他的夫人田青同志(时任宜春专署人事处长)，我把下放情况和波阳县要安排我的工作问题，单独向田青同志作了汇报，并表示不愿意留在波阳。田青同志问我愿不愿意来宜春工作?我说跟着我下放的老母亲吵着要回老家，于是我想回上高去。田青同志立即向上高打电话。联系妥后，我被安排在上高县革委政治部办事组负责。这是我第二次回上高工作。第一次是1949年，参加工作后，在上高县人民政府，后调县委，随后调省。

我的工作安排妥当，随即就回波阳办理相关手续。5月初，上高县革委政治部给波阳发出函电，商调我妻子随我一同回上高，于是我们就一同办理了人事手续，户口迁移，东西打包装车。全家从波阳回上高。从此，下放波阳的日子(3年零5个月)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