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于我有大恩

母校于我有大恩

易剑东

从1992年毕业离开母校至今，眨眼间已近20年了。

1988年到1992年在江西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我家境贫寒，有时连吃饭的费用都要向同学筹借才能维持学业。幸运的是，那时我多次获得每年最高级别的贷款，三年贷款总额达700元。这700元对于当时我每月19元的生活补贴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令我无限感恩的是，当我考取研究生以后，母校把免除我全部的贷款作为奖励，这在当时是一项惠及全校所有考研成功学子的政策。坦率地说，就在准备考研的过程中，我还曾发愁上学后怎么去还那700元贷款呢。

说到考研，我的心里始终清晰地记着这么一件事情。1992年的硕士研究生全国统考日期是2月15日到17日，那时是农历正月初十到十二(此后的全国硕士研究生统考均安排在春节前)，这种对于考生的不便利恰恰让我体验了母校对考研学子的深切关爱和精心照顾。

当时，母校特意腾出用来对外服务并赢利的培训楼，免费供我们考研的毕业生住宿和学习。我在丰城老家过完除夕后，又回到学校备考。听除夕在校的同学说，学校专门为留校备考的同学们安排了丰盛的年夜饭，校长王仲才还陪同学们一起过除夕。

参加研究生的面试，学校又为我们提供了全部往返费用，这笔费用对于家境优越的同学也许不算什么，但对当时为买一本好书就不得不吃两个月豆芽菜(0.2元一份)以节省费用的我来说，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当时我去成都参加面试，往返路费足以花掉我半年的生活费。

在母校学习的四年，我的收获巨大，成长也很快。这绝不是一种虚妄和空泛的说辞，而是我切实地感受到历经风霜之后的领悟。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历史系的每一位专业课老师的讲课风格，他们布置的作业我写的是什么内容:两晋南北朝史课的作业，我写的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三国归晋的必然性;中国近代史课程的作业，我思考的是袁世凯为什么关键时刻不帮光绪皇帝;中国现代史作业，我写了关于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抗战正面战场中的作用的文章……那时，每位老师的教学风格都很鲜明，顾兴斌老师爱讲一些书本以外的趣闻，冷辑林老师喜欢告诉我们学术界的师承关系，旷天伟老师老让我们在黑板上写繁体字，黄细嘉老师上课热情饱满，梁淼泰和李铁匠老师讲课细腻严谨……总之，每一位老师的教学风范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并指引我如何做一位优秀的教师。

当我硕士毕业参加北京体育大学招聘体育史教师的面试时，对于体育学术人物的师承关系的熟悉让我赢得了老教师的青睐。当我写作博士论文时，严谨细致的学风熏陶使我丝毫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我到各地进行学术讲座时，从母校教师那里传承而来的激情和理性的教风使我深受欢迎。

令我和我们班同学难忘的事还有很多。我们大二和大三期间的班主任郑享清老师那时单身，在我和杨跃英等同学考研复习期间，他无私地请我们到他的房间去学习，有时还要陪我们一起熬到深夜。当然他自己也在执著地进行学术研究，以他的勤奋感染着我们这些考研者。

我们大四的班主任邵鸿老师是江西第一个回家乡工作的文科博士，他有着在中山大学读硕士和在南开大学读博士的经历，具有浓厚的学术情怀，他不仅帮助我们同学联系考研的单位，介绍导师，还多次在考研方法和治学理念等方面给我们具体的指导。1992年我们历史系88级考取硕士的同学中就有进入中山大学(俞勇摈)和南开大学(罗丽群)深造的;而进入北京大学深造的杨跃英，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吴忠伟、罗嗣炬，转行进入成都体育学院攻读体育史硕士学位的我，无不得到邵鸿老师的热情鼓励、精心指点和大力帮助。

(易剑东，88级校友，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