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后半生

罗素的后半生

1948年，罗素以76岁的高龄远赴芬兰特隆海姆(Trondheim)演讲。他所乘的从奥斯陆到特城的飞艇在降落时被暴风掀翻。禁烟舱的旅客全部遇难，罗素和吸烟舱的旅客则幸运地游上救生船而得救。在他下榻的旅馆客房里，新闻记者把他团团围住，争着采访这位名动天下的哲人的旷世奇遇。(早先已经有报刊报导了他遇难的消息，有的还发了悼文，罗素有幸生前拜读这些悼文，当然乐不可支。)有一位记者问他，当他在水中时，脑海里想的是什么?罗素回答说:“我想的是:水真冷。”

这里当然有着罗素一贯的幽默，但也确有一丝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峻。至少在新出版的《罗素生平》(Bertrand Russell: The Ghost of Madness，1921—1970)下卷中，作者蒙克(Ray Monk)笔下的主人翁是位在私生活中十分绝情的人物。(《卫报》的书评曾称蒙克的记述是“令人不快”的。《纽约书评》的Stuart Hampshire则作了比较中性的评介。)

1921年以后，罗素把主要精力投入公众活动。(虽然二次大战后一度回到剑桥，但只是昙花一现，他年事已高，也不太可能在数理逻辑方面再创新献。)他写了大量的通俗著作，到各地旅行演讲。他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写作和演讲的天才，他能以简洁的语言讨论最大最玄的问题。他的书纸贵一时，慕名而来听他演讲的人往往挤破讲堂。人们愿意倾听他纵谈人生的问题:幸福与爱情、和平与战争……当然，大半个世纪之后，时过境迁，关心明天的生活时间表更胜于关心生命意义的现代人，如果重读他那些被爱因斯坦称为是“读它们是一生中最大的享受”的书，恐怕最温和的反应也将是“不知所云”了。

盛誉之下，谤亦随之。他身边有些人颇不以他的“厥辞”为然。他自己的家庭和爱情生活一败涂地，因此有人认为，幸福与爱情出之于一个令人望而生厌的人之口，简直是匪夷所思。Gerald Brenan，一个以沉静和敏慧见重于时的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像弥尔顿一样，他(罗素)是个无法叫人爱的人，他在个人的感情中没有一丝温煦，只有过多的怨恨。”Brenan夫人在下面的一段话，书评者Hampshire(也是一位哲学家，曾任牛津Wadham学院院长)认为很能反映他自己的经验:

“很奇怪，我从不能从心里喜欢他，他太过虚荣而又野心勃勃，为了满足这份虚荣和野心，他不惜弃置他的过人的数学天才去写些谈幸福啦、婚姻啦……这类的书。但在有些事情上他确实识见过人，卓立不凡。我崇拜他，却不能真心喜欢他，我说不上为什么。”

D.H劳伦斯和凯恩斯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也都曾给他提过直率的、严肃的批评。劳伦斯在给他的信中说:“你太爱攻击。……你充满了被压抑的欲望，它们使得你冷酷、厌世。”又说:“激发你的不是对谬误的恨，而是对人的恨，是对血和肉的恨……你为什么会拥有它呢?”

对于罗氏的栖栖一代而略无匡济，凯恩斯曾这样评论:“伯弟(Bertrand的昵称)持有两个互不相容的信念，一个是，他相信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源于人类事务没有得到理性的引导;另一个是，解决这些问题简单得很，只要按理性行事就万事大吉了。”凯氏虽然以幽默出之，却不是无的放矢。蒙克进一步解释说，罗素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把理性的范围局限得太狭窄了。对他而言，理性似乎只止于从手段到目的的数学推导，舍此别无他物。他从不进一步推究良知如何运作，或一个政治情况需要如何从不同方面加以分析，等等。例如他所极力倡言的“世界政府”，只要多考虑一下世界上各个现实政府的处理日常事务的本质，就不难推断出一个世界政府的构想是多么脱离现实和多么违背理性。蒙克认为，对于涉及具体琐事的范围，罗素是太缺乏耐心了。Hampshire也认为，罗素是一念既定，就从不推敲。他的手稿往往数百页不易一字，可见其自信之强。

他的遭人物议的野心主要来自于他对政治的热衷。他又是英国左翼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员，他的思想每多过激之处，而他自己又苦于无法确定自己的绝对伦理观的普遍性和理性与感情的二分法在人类判断事物过程中的适用性。因此他的政治态度所依恃的只能是他的伦理直觉和信念。如果果真为此，那么他也许真有众人所不及的得天独厚之处。1920年他以观察员的身份随同工党代表团访苏，见到了斯大林。他独具慧眼，看到了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赤裸裸的暴政，完全凭借暴力和恐怖维持，是一个新的蛮化而非文明。因此他从未动念像某些社会主义者，包括他的第二任妻子多娜，那样为苏联政权开脱或寻求借口。这使得大多数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之外找到了一个道德上的避难港，不像以萨特马首是瞻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到最后落得满盘皆输。

罗素的一种想法也许稍稍缓和了他的伦理主观主义带给他的不安。他认为，虽然没有一些东西好到值得所有社会的男男女女一致企求，却肯定有一些坏的东西使所有年代所有地区的人都渴望避免，例如饥荒、失去亲人和朋友、伤残、监禁、恐怖行为等等。这个想法给他提供了倡导和平主义的理论基础。然而正是他的和平主义把他和群众拉开得更远。

综观罗素的一生，在学术上可说春风得意，而那是他前半生的事。他的漫长的近五十年的后半生却充满了爱情和家庭生活的失败以及政治上的失意。当我们读他的下面这段话时，我们很难相信这不是他真正的心声:“有三种简单但又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悲悯。”看来只有在第二点上，他可以说是成功的。他的人际关系的僵冷，或许与他的幼失怙恃有关。他的政治思想的脱离现实与人群却很难说责任在他，也许天道不仁，只有愚蠢才能在政治上得行其道吧。

［补记］

AC Grayling在001028的《卫报》上说，蒙克对罗素一味诋毁和攻击，不但有失公允，也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他对罗素的指责集中在两点上:一是罗素后期的通俗写作生涯，讽刺罗氏写的那些大众化的作品肤浅、庸俗。二是三度离婚的罗素在感情生活上的冷漠无情，致使他的妻子(们)和儿孙辈深受伤害。

关于第一点Grayling认为不应抹杀罗素投身于世界和平运动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罗氏认为塑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世界的唯一希望是改善教育，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维特根斯坦也和他所见略同。罗氏为此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多娜(Dora)新建了一所学校，维特根斯坦也曾在这所学校任教。罗氏在美国巡回演说并写了大量的通俗读物来为这所学校筹集资金，其中艰辛可以想见。这所学校维持了12年，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和多娜的离婚是一个直接的因素，这时多娜已经怀了第二个婚外的孩子)终于夭折了。有识之士，为此当有扼腕之叹。但蒙克计不出此，及而据为加罪之辞，还进一步讥刺罗素只顾应用最新的心理学理论来教育儿童，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但对家庭幸福却弃而不顾。

对于罗素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蒙克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他在传记中备述罗素给了儿孙们一个家庭，为他们提供教育，也为他们而挣扎着维持他的不幸的婚姻，以及他对孩子的挚爱等等细节，也记述了他深苦于第二位和第三位妻子的怪异行径和儿子约翰的精神分裂(以及他妻子的同样不稳定性格)。但罗素所有的挣扎和努力最终仍然归于失败，对蒙克来说，这一切似乎全是罗素一人之咎。蒙克刻意要把罗素描绘成一个不通人性的怪物，但即使按照蒙克自己的叙述，罗素的某些表现，例如他对三位妻子的爱情的始终不渝，以及对女儿凯蒂和她的孩子们的疼爱，都并不符合一个怪物的形象。

罗素年轻时曾把自己得到的全部遗产捐赠给韦伯夫妇创办的伦敦经济学院，后来不得不靠卖文来支持他的家庭和教育事业。当碧翠丝·韦伯批评罗素写通俗文章是在浪费他的哲学上的天赋时，她是难免轻率之讥的。(哲学论文能值几何?)而蒙克抓住碧翠丝的话大做文章，就更近乎罗织了。(对于罗素的一些在促人深思的俏皮话和故作惊人之言，蒙克一概斥之为轻率、不负责任。这也凸现了蒙克的缺乏幽默感。)

1945年之后，核危机日益迫近，罗素不断写信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呼吁和平和裁军。蒙克认为是罗素自以为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的幻想在作怪。事实上，赫鲁晓夫、肯尼迪、恩克鲁玛(加纳第一任总统)、尼赫鲁、周恩来和其他政府首脑都给他回了信，而且都曾就他们回信的内容来进行彼此间的商谈。罗素的做法，很难说有非分之嫌。

Grayling最后说，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写得非常出色，(因为他有逻辑学的素养。)他也确有写传记的才能，可惜他写的罗素传却把这才能全盘用于发泄对罗素的憎恨，未免使人有找错对象之憾。

维特根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