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教育病》作者赵健伟
访谈
记者：我知道您为了写这本书花费了很多时间，前前后后修改了很多次。让人读后很受震动，能不能谈一下您写这本书的初衷。
赵健伟：可以这么说，写作本书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就我能涉及到的视线范围内，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在为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而苦恼甚至家庭悲剧屡屡发生，而大多数被我们认为“过着幸福生活”的孩子们也同样忍受着牢狱般的精神折磨。物质的日渐丰腴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日益愉悦，同时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也并没有使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两代人在精神上的同时受难及对未来越来越迷茫的趋同性似乎告示着我们：我们一定是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出在教育上，因为人的一切行为和信念都与教育有关，如果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么我们就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要改变这一切，就首先要从教育入手，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
记者：我在您的书里看到了很多案例，有的甚至触目惊心。书中也谈到了这么多年中国教育存在的很多“病”，那您能不能概括一下这些病？
赵健伟：我认为，中国目前教育的首要问题主要是教育理念出现了严重偏差。也就是说我们误读了教育的本质，我们切割了教育的整体内涵而只注重其某一功能。比方说，我们只注重了教育对知识培育的功能而大大忽视了教育更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教育首先是要从心灵及行为上育人，这里面包涵着道德育人、诚信育人、生存能力育人等等，而知识只是作为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工具，而这个“人”的概念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一个具备一个社会之人的最起码的“道德之人”、“诚信之人”以及独立的生存能力的人，否则即便拥有再多的知识也毫无意义。就像我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缺乏诚信的人，所有的成功都是一场骗局。
我们一直有一个深重的误区，我们总以为只要读书好文凭高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可以获得成功，这是大错特错的。我认为如果教育仅视作一种知识的掌握和积累，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任何知识只有被应用的时候才有价值，而应用知识则需要另外多种能力，首先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德性”，然后包括一个人必备的生存能力、吃苦能力、创造能力、忍耐能力、应变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等等。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定义“教育”概念的时候，第一位要数就是培育一个人的社会生存能力，而传授知识只被排在三位。
但我们当下教育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严重忽视了教育的基本“教义”而仅仅并且病态地把知识的培育视为教育的全部功能。同时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教育理念的顽固执著。美国迈阿密大学的一位中
记者：其实许多人都在思考教育问题，我们多数都扮演着家长的角色，或迟早得扮演这个角色，教育自己的孩子义不容辞。在中国当代的境况中，这无疑是项困难的工作，就算职业的教师，也不一定能真正教育好自己的子女。那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您认为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逐渐解决这些问题？也给我们很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提些建议。
赵健伟：中国教育的问题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因为一种教育理念的确立和实施一定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和需要。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在很大意义上说是由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所造成的。正因为我们社会对所谓成功“强盗般的独裁解释”，正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对文凭的要求高于一个人实际能力的要求，正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至今仍然维持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恶念，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就围绕着这一切在给每一个受教育者上刑。家长逼迫孩子玩命去努力学习，为的是要成为被这个社会所推崇的成功者，而这个成功者的概念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拥有多少财富，而且还必须是一个类似总经理、ｃｅｏ、明星之类的“劳心者”。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基于一种病态的社会价值观。
记者：您理想中的中国教育应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能给读者们描述一下吗？
赵健伟：我理想中最好的教育首先是一种发掘人性中善性的教育，因为一个理想社会的最终目的是由一群“善性”和“德行”充裕的人所共同来营造的。一个尔虞我诈而犯罪率高的社会永远不会比一个诚信守德而平和的社会更具有人性的意义。如果一种社会现象以及教育已经使大多数人为之疲惫甚至厌恶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进行认真的反思并进行修正。有一位瑞典的建筑工人有一次告诉我，他们国家从小就给人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任何劳动都是光荣的，任何职业都没有高低之分，只要你遵守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任何人都是成功者。说真的，我非常羡慕这种教育理念，这也是我理想中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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