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政府对所有公立学校的管理仅是对一般公立学校的管理模式。实际上，中国现有的优质学校，大多数难以适应这种一般的管理方法，于是，他们就想出了千奇百怪的招生考试替代方法。其实，一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精英教育体系，体制改革应该给这些学校以选择权，允许他们申请招生考试权，但是必须说明招生考试的设计思想和改革间的关系，必须保证精英的筛选标准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也许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最后进入这些精英学校的还是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社会地位高的学生，但是，从机会上说，所有的学生都应有相同机会的可能性。
在私立学校群体中，中国现有法律意义上的民办非营利学校，本质上属于民办营利性学校。混淆制度界限的结果是，将社会责任与学校自主权平衡得较好的真正的非营利学校，反而失去了存在的制度土壤。实际上，中国过去曾经有过的“转制”学校，以及现在各名校举办的“国际部”，在产权性质上都符合民办非营利的制度特征，如果能够规范其行为，帮助它们不断清除身上的“逐利性”，这些学校能够很好地利用改革的自由权，向社会展示，当去掉了权力的干预和市场的利诱后，社会办的教育机构可以办成人类理想的承载地。
中国现有的私立学校大多产权不清晰，它们具有以教育创新和办学为使命的特征，但是，又希望用中国特色混淆制度，不交税、拿政府优惠待遇，同时，又有民办的优势，这才会出现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过程中，煞有介事地讨论是否可以取得合理回报的问题。
应该说，不管是现有民办还是公办学校，由于制度界限不清，游戏规则不明，各类机构在办学过程中，都有“浑水摸鱼”的现象。对此，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好的制度可以让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总体上说，中国政府对于公立学校的管理正在逐步完善，对私立学校的管理也正在走向正确的道路，但是，对于中间路线，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希望教育行政部门和政府能够启动深化体制的改革，用改革分离社会偏好，用阳光透明换得社会的平静和有序选择。
培育好一个丰富多样的教育市场，除了深化体制改革，还一件事必须要做，就是让学区房成为真正的学区划片入学。实际上，中国也算是模仿学区模式，但是总有特权阶层绕过公开的制度。我们要治理的是透明，要引入社会参与学校管理的新理念。凡是在北京具有高的社会声誉的学校，应该建立社会监察会或是理事会。要用到民主开放的社会管理要素，不能指望用行政体系内部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行政体系内部总有寻租的空间，还是要引入社会力量才能打破教育的权力绝对主义，不让学校成为权力的奴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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