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校容纳2000名学生多不多

教育和社会秩序135

（1939）

税款维持公共教育这一伟大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普遍经济危机时期有它强大的推动力，这是意义深长的。这个事实不完全是个巧合。工人领袖是在这个运动主要支持人的行列之中，这里不是回顾这个运动积极成就的地方，这个运动是众所周知的，并且经常受到赞扬，并不是没有公正理由的。在美国许多州，从幼儿园直到大学的赫胥黎阶梯（Huxley’s Ladder）是一个既成事实。但是现在，一个世纪以后，在一个更大的经济危机中，又有一个新的教育要求和不稳定的时期。这是一个估量和考虑现存教育制度，为什么和怎样不能适应现在和即将来临的未来的需要的时期。

部分原因就在教育传统的本身之中。过去每个地方的初等教育都致力于促进识字教育，也就是要获得读、写、算的技能。我们的祖先假如曾想到普通学校的目的有别于任何传统的术语，那将是有着出奇的见识和想象力了。高等教育几乎同样被关于符号的东西，即高等数学和外国语所控制。

再说，除了学校的传统之外，在这个国家里对初等识字教育的重视有着特别的理由。读、写、算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进入高级学习的入门工具；假使需要更进一步的传授，读、写、算必须精通。重视这些，在开拓时期的美国有一定的工业上和政治上的理由。成年男子选举权变得普遍，一大群不识字的选举人是个明显的威胁。工业化正在开始，工厂和工人比旧社会种田的农民有更大的文化需要。首先是寻找机会的想法，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孩子应该比他们的父母有更好的机会，这种雄心几乎是普遍的。掌握文化是敲门砖。人口稀少的开拓时期，社会文化设施很少，读物是缺乏的，然而是唯一接近世界文化的途径。亚伯拉罕·林肯利用炉火的亮光全神贯注地读书的传说，是普遍尊敬文化的可靠象征。

社会上和知识界的气候不可避免地加强旧式的学校教育。学校以外的生活，至少直到国内战争以后，为“实际的”教育提供丰富的机会。许多工业仍然是家庭工业，农村有它用手工兼用低级的机械制造的小工厂。此外，不像现代的大工厂，生产过程是可以看得到的，又简单，又易懂。年轻人成长起来是“从做中学”的。他们实际地参加正在进行的工作，也用观察和想象。现在所谓职业教育，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庭、农场和工厂的环境的力量自己进行的，这个事实加强了学校专重视文化的传统。

教育的方法和目的是与环境相适应的。这个方法主要是反复灌输——照字义讲，就是印进法。学习的主要材料是外来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为的。尽管多格贝里136的主张相反，人并非生来就会读、写。符号是遥远的和外来的，即使它所传达的材料就像“猫经常被斥责”一样熟悉。强迫接受，伴随着对不顺从的学生给予惩罚和对服从的给予奖励，总的说来，这是公认的方法。校外拓荒者的生活对自由活动和个人主动性有着足够的刺激，足以证实青年不喜欢学习的传统观念。这样，校外培养的习惯在校内造成一种情况，求助于外界的强制和强迫的接受，看来是需要的。传统的“纪律”观念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我们祖先所造的小的红色校舍是师生之间的机智而且往往是主要力量的斗争的结果。

无论如何，在比较能干的学生中，其动机明显地是要求在世界上生活，获得物质成就。在这方面，学校情况和校外情况是一致的，虽然在另外方面有许多不同。稀少的人口和似乎是无限的自然资源，吸引个人雄心几乎是无穷尽的。这儿永远有新的土地等待有事业心的人；机械的发明永久敞开新的机会。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化过程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工业化已成饱和状态的现在情况根本不同。

这样刺激起来的精力，也不完全是自私自利的。粗野的个人主义并不总是一个神话，进取心、创造力、坚强和个人的节俭，也并不总会使社会上的其他成员沮丧。国家需要资本以开发它的自然资源。个人主义者的精力对社会提供真正的服务，与懒惰和闲散、节省和没用的人对比起来，有着真正的道德上的意义。

但在教育上重要的一点是在学校中盛行这种观念：进取的精神和个人的上进心是“为社会服务”的最好的途径。它提供了共同的理想，作为主要的动力起作用。在流行的思想灌输方法下，这成了反复灌输的道德和经济信念中主要的题材。重复过去二十年前后的情况，并假设这种思想灌输一心想攫取自己的优势的是资产阶级的深思熟虑的行为，将是很大的错误。

共同的信念是对个人成功必须靠自己努力的崇拜。无意识地给予，又无意识地接受这种思想灌输，永远是最成功的。当思想灌输在一切学科里是流行的方法时，如果不求助于促进个人得救的福音，今世也好，来世也好，那将是惊奇的唯一原因。在这个道德领域里，这是和校外日常生活的影响相一致的，而在其他许多学科里却往往相反。学生早已被他们呼吸的空气所熏陶了。学校使幼苗茁壮成长，使理想成为自觉。

不用说，我讲的是学校在开拓时期的状况——在内战及其后果所刺激的工业发展以前的一段时期，那在19世纪90年代获得了一个势头，扫荡了它前面的一切障碍。近四十年是一个经常的教育变革时期。大多数教师当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被指控有保守主义或反动倾向时，老实说，都被弄得手足无措了。他们在反驳时能指出的是，在他们自己校园里的变化与前一代的课程和方法比较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缺少革命性。

在很大程度上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变得很有人情味了。旧的“训练”方法已经取消或者不用。校内为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设施来补偿校外强加的削减。学校科目中的思想灌输变得更有技巧，更有吸引力了。更重要的是新科目和新课程几乎用惊人的速度被采用。过去四十年里我们国家的中学和大学学生的增加是全世界罕见的。学校中学生修习的科目和课程的扩充，以及学生人数的增加，跟工业发展是齐步并进的。

可是，在精神和动机方面并没有基本变化。是的，由于工业和商业的扩大，为享受和权力所提供的财富和机会增长了。个人主义的成功的哲学和物质的进步也增长了。人们流行的心理都成了资本主义的，远远超出了资本家的范围。它不只渗透到农民而且也渗透到工人阶级。的确，尽管有些更为理想主义的移民到这里来，是为了期望自由的祝福，大批人来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就等于为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子孙孙获得物质增长的机会。

早期心理上和道德动机的持久性，给予我所谈到的很多彻底的教育改革只是表面的性质。离开了基本态度的改变，没有彻底的改组是可能的。真的，正是新科目的增加，继续不断地照老样进行，它本身就引起了教育问题。

通常都抱怨成倍增加的科目，达到混乱和拥塞的程度，结果是永远有流于肤浅和庞杂分散的危险，以致学生对很多科目只是一知半解而完全精通的一个也没有。这种情况是社会无目的和散乱的反映。一个社会大部分由以个人生活为目的的很多个人结合在一起，就全然不是真正结合在一起。变化顷刻之间就会发生，他们很少组织，也几乎没有中心和联合的倾向。学校的课程反映着那种情况。

辩论，也就是历史本身的辩论，指出现在的进退两难，指出当前必须作出的选择和当前的机会。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脱离现存的教育混乱和放任自流的倾向，那方法就是明确地以社会的目的控制教学的方法、训练和学习材料代替传统的个人主义的目的。而且在学校里如同通常在社会上一样，那样的变革意味着为广大的个人有更加名副其实的个性发展。首先因为它以调查、互相商量和讨论的方法代替强制和灌输。我不愿意暗示这种方法仍然以它所有的古老势力存在着。事实上，教师已经有能力制定出代替那需要代替的方法。

但是新方法并没有被广泛地应用，即使应用，也只限于一定范围之内。这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把重点放在解决讨论中的事情上，或者用教师的词汇来说，放在保证学生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上。我想不可能夸大在学校教学中已经形成了这种态度。提出了问题，但是仅仅可能解决，就把问题束之高阁。流行的意见是，代替这个进程的唯一办法是让学生的头脑陷于混乱。在某种程度上结果就是如此。但这主要地是因为通过课文与教师早已浸透了这种见解，认为对每一个提出的问题都有着现成的“正确”答案。

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代替办法不是头脑的混乱，而是好奇心的发展，使学生有一种探究和寻求新见解的态度。如果结果只是让学生有这样的意见，问题有两方面，双方都有很多意见可说，结果可能只是对正确答案有了新的看法。现在问题有了两方面，不仅有一方面。但是假如头脑开放仅仅是消极地在开放以后让任何事物得以进入一个空虚的头脑，那是讨厌的事情。只有当它作为一个活跃的探索的头脑的标志，警觉地寻求较深远的知识和理解时，那才是有意义的。很多的教学在某些方面是优秀的，其基本问题在于它不在头脑里制造要求，而是能自己主动地持续地起作用的一种欲望意义上的要求。

这个事实引我找到另一个为什么外来强制的方法只是受到阻止而没有被扼杀的原因。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变化着而不是安稳和固定的世界中。即使是最好地建立了的自然科学，物理学也充满未解决的问题，充满急剧的变化。但是明显的事实是社会是处在一个变动状态中，而我们进行的教学却好像宪法和我们的祖先早已最后决定了一切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一种让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成为宣传的牺牲品的方法。方法是与教材有关的，而很多有关实际经济和社会的事实与势力的教材却不能进入，即使是进入普通中学。

总之，我们教授过去的活动，传递过去的技能，严重地不去理会现在的势力，这些势力正在创造未来，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将会在某天在那里生活。我们为一个并不存在的静止的社会秩序进行教育。我们为现状进行教育，但当学生前进时，他们却没有找到任何安置好了可以称为静止的东西。我所说的关于学习过去不是单指或主要指历史。通常，学生们学习的是过去的成就，不论是在历史、地理、算术、科学或公民学方面的成就，他们既不学这些成就是怎样产生的，也不学这些成就和现在的关系。

（顾岳中译　王承绪校）

135　译自约瑟夫·拉特纳编著:《现代世界的智慧——约翰·杜威的哲学》,1939年英文版,第683～690页。——译者

136　 多格贝里（Dogberry）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烦恼》中一个愚蠢的警官的名字，他认为人生来就会读写。——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