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组织的竞争逻辑

从中世纪最初的人才培养职能发展到今天的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等功能，大学组织的成长过程就是其职能不断扩展的过程。大学职能的多元化扩展带来了大学组织的多重属性，在现代大学中逐渐形成了学术、政治和经济“三足鼎立”的力量格局：大学发展需要政府的资助，愿意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并接受政府指令或指导，导致其政治管理的色彩较浓厚；大学要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增强科研转化和财务管理能力，就必须尽可能运用经济组织的管理手段；大学还要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培养合格的人才，因此它还必须遵守教育组织的发展规律。现代大学正在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复杂、混合性质的组织。

大学首先是一种学术实体，研究和传授知识是大学产生伊始到现在的核心使命，这一使命把大学内部各个机构联结在一起，而且主导了大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在今天，不论是公办大学，还是私立院校，不论是综合型研究性大学，还是职业技术学院，都是以人类知识的创造、整理和传承活动为其主要的组织任务。不管大学如何发展，大学形式如何多样，学术属性永远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大学的学术属性要求大学遵从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还要求大学重视其专业功能的提升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大学也是一个经济实体，知识活动需要消耗资源，组织活动需要付出成本，即使在最封闭的时期，大学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外界的交流和交换。大学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但又盈利，在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又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大学独特的社会使命决定了大学是非营利机构，办学经费来自于政府拨款、学费、社会捐赠及其他收入，办学盈余只能用于学校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大学更像是一个行政实体，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中，大学更是被视为上层建筑并作为行政机关的下属进行管理，政府始终不肯放弃对大学的直接的、全面的和强力的控制，大学以事业单位的面目而存在，成为科层化的行政组织。大学内部组织施行的是一种严格等级制结构，决策及利益分配都集中于行政权力系统，大学里的各类行政人员成为管理的主体，他们倾向于从学校资源有效配置、调动教师积极性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主张一个理性的、程序化和稳定的环境，追求部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学术人员在很大程度上被这种体制客体化了，他们成了学校行政系统的“棋子”，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更缺少参与制度创新的机会。

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组织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利益独立的竞争主体。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大学不能按需获取对自己有用的资源，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和其他大学争夺这些必要的办学资源。今天大学之间的竞争可以说是为了大学的生存而进行的资源竞争。在访谈中，一位大学校长如是说：

办大学需要大量的资源，发展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永远是一对矛盾。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战略的制定去争夺资源，学校能否良性发展取决于有效资源占有的多少，比如办学经费、课题、博士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如果争夺不到这些资源就必然影响到学校的发展。比如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竞争上，我们争到一个院士或者一个博导，争到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领军人物，会带来很多课题，会带来很多资源。相反，如果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他的课题可能就带走了，团队就带走了。从校领导一直到每一个教职员工，我们都有一种竞争意识。我们时刻在思考我们的竞争对手在想什么，观察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事情，有什么举措，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所有战略管理的原则都蕴含着竞争的信条，比较和竞争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大学竞争导致不同实力的大学在这些稀缺资源的获取能力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而资源获取能力的大小决定了大学能否进行拓展性和持续性发展。”^[11]伯顿·克拉克指出：“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之初，有许多自发组织起来的教育机构，它们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和州政府的支持，质量也难以保证，是竞争迫使它们提高质量，改善办学条件，提供社区所需要的服务，迫使那些质量低下的机构关闭。”^[12]大学必须不断寻找方式来衡量自己，不断寻找方式来给自己追求卓越的压力。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领域中，有一种现成的方式来衡量他们是否是一流的，这就是账本底线。而大学却没有这样的衡量标准。因此，大学需要寻找其他的方式来确保自己总是朝一流大学的方向去努力，对于大学竞争机制的引入已没有任何疑义，需要讨论的是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竞争机制。“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是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对稀缺资源的攫取和对自身实力提升的追求会导致各个主体之间的竞赛，这便是竞争的基本原型。西方大学竞争机制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实力主义导向，大学在经营管理中追逐实力，以实力衡量自己和其他主体的行为关系，以实力作为自己战略行动的出发点。“竞争能够促进有益的革新和整个系统的质量提高。但是在中央控制下是不会产生竞争的，竞争要求高等院校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并允许它们利用自己的力量，克服自身的弱点。”^[13]自治的传统为美国大学校际间竞争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大学间的良性竞争又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大学所享有的自治权利。然而，中国大学生存的环境和所处的社会地位十分独特，作为国家单位的大学处于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大学的办学行为需要从整体的“关系”出发去考虑。这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中国大学的管理者在办学过程中清楚地知道：对资源的竞争必须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把握，只有对大学的关系网络稳定地、有效地把握才是真正的实力。这种与西方大学迥异的竞争行动观念反映了中国大学现实生存环境的复杂特点。

从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府对大学发展资源的绝对控制和大学自我发展能力的不足使中国大学的竞争内容发生变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所有的大学都进行了行政级别、办学层次的划分，并根据级别、层次的高低来分配资源和赋予权力。作为事业单位的大学，是在国家的再分配体制中获取资源供给的，大学在高等教育序列中的地位越高，也越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单位本身的经营质量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家的资源输入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于是单位不是通过内部的制度创新和管理质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而是以单位与国家的关系作为他们思考的轴心。”^[14]这种院校资源配置方式导致了中国大学通过各种方式对行政级别和办学层次的追求，行政级别的提升和办学层次的升级自然就成了大学领导人努力的方向。访谈中一位大学校长道出了大学的苦衷：“如果政府有钱，对大学的支持大，那我们的日子才能好过，才能好好发展。前一段时间国家对大学的直接投资虽然少，但是有经济政策，允许高校自主贷款，融通社会资金，推动了学校的建设。但是现在不给钱又不给政策了，那我们是没办法做的。”质言之，当大学发展所需的资源不是通过大学自身不断地制度创新、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提高而获得，而是通过行政等级的高低和按学生人头的多少去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时，大学竞争的重点便不再是通过提升组织的生命力来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是通过规模的扩大和“升级”的路径从国家资源再分配中获取更多的资源。

从大学和市场的关系来看，市场经济的巨大诱惑和大学精神的日益式微致使大学竞争过度。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大学从经济社会边缘走向了经济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物质利益的直接竞争者，日渐透露出一种急躁的情绪和急功近利的态度。一些大学不再把心智发展和高深学问视为首要目标，不再将关心科学理性与精神良心作为第一要务，而是热衷于提供市场需要的实用课程，研究能够提供充足经费的攻关课题，埋头于追求各种短期效益。应当说大学追求效率和效益是没有问题的，有利于激发大学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个别大学出现了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办学行为和过分追求短期效应的现象：为了竞争资源不惜弄虚作假和进行“寻租”，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大规模招生严重超出大学教育生态的承载能力……大学毕竟与政府和企业存在本质的不同，经济规律不能代替教育规律，特别是某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对大学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荷兰学者瓦格纳认为，如果只讲适应，“大学被社会所包围，就像陷入一个充满汗臭的软枕头之中，大学将被慢慢地窒息……我们应该试图摆脱这个枕头，根据我们自己的意愿保持大学的基本功能”^[15]。因此，大学的发展不仅要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且要能实现大学的价值、教师和学生的价值，如果大学只是以办学效率和效益为导向，很容易因丧失大学存在的本真价值而陷入过度竞争的危险困境。

从大学与大学的关系来看，我国大学之间的竞争是一种政府垄断与钳制下的竞争，相互竞争的不是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更多的是一些非教育因素。在大学发展战略上，各高校相互模仿而缺少创新，宁可依靠合并建新校也不愿下工夫提高学科水平，宁可花巨资引进“海归”也不愿意用心去培养自己的学科带头人；各大学将目光集聚在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上而不是主动地去创造市场机会，使得大学发展空间无法拓展，自主发展能力逐渐萎缩。在大学组织内部，行政人员掌管着学术资源的分配大权，学术人员依附于行政人员，眼睛盯住本单位那一点儿有限的资源不放，而不是精诚合作、发挥学术团队优势在社会大舞台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竞争对于大学发展是有利的，它能促使大学不断地进化，但是，如果竞争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使大学之间、大学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对学校和教师的发展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大学生态系统就会出现紊乱。中国大学独特的生存环境已经让很多大学管理者们认识到了：真正可以使大学产生优势和生命力的是对大学战略生态关系网络的牢牢把握，只有透过这个网络，各种资源才能进入大学的视野范围，而关系网络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资源”。在这样的网络之中，如果仅仅以拥有资源为目的，而不顾及整体关系中的平衡、相互的作用和一些特殊的情景，那么并不能获得竞争力。因此，对每个大学来讲，建立起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系统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大学战略行动的方向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