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道德心理的系统性影响因素

三、医学生道德心理的系统性影响因素

由前面进行的医学生道德心理的实际调查结果和显征不难看出:医学生医德心理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因素、群体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影响医学生医德心理发展的主要因素。医学生个体因素是医德心理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基础，医学生自身的人格特征、心理承受能力及个人心理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医德心理的初期发展。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变革时代，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青少年时期受父母不良教养方式、家庭变故、社会不良风气及网络不良信息等影响，在人格塑造中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生理与心理发展不平衡。他们自我及自主意识空前高涨，渴求社会认同，而现实生活却不能一一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趋于网络中寻求虚拟自我的满足，长此以往在现实社会中导致社会交往能力的减弱及道德情感的淡漠，严重影响到医学生社会化的进程，不利于其良性医德心理的形成。良好的群体气氛对医学生的医德心理的形成有正确的引导作用，反之亦然。研究发现在医学生医德心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存在“小群体”现象，往往具有良性的医德医风的现象集中在一个宿舍或一个班级，究其原因可能与医学生渴望被群体认同的心理需求有很大关系，为了在群体中不被孤立起来而顺从群体意志。影响医学生医德心理形成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背景。当代医科大学生正处于社会变革、科技迅速发展及多元文化交汇的关键时期，趋利的价值观念和时尚的道德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医学生道德观念的发展，这对良好医德心理的形成起了巨大阻碍作用。以下我们就从客观(宏观和微观)和主观两个大的方面来分析医学生道德心理的系统性影响因素。

(一)客观宏观因素

1.生产力水平因素

道德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它属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物质基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社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道德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引起道德进步的原始动因，同时对人们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改变，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生产力对道德的决定作用表现在它要求道德的存在和发展要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为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由于生产力对道德的作用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包括道德)发生的，所以总的说，道德对生产力的适应是间接的。因此，道德的进步有时是与生产力发展同步的，有时是不同步的。道德对生产力的作用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德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性。这种进步性就表现为，当生产力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个人与他人、社会，以及人类与自然等之间的利益冲突时，道德调节这些利益关系，使之和谐发展，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适应或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道德就是不合理的，必须对其变革。由此可以看出，从根本上讲，生产力标准是评判道德历史进步性的标准，即道德评价的历史标准。道德的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就是以是否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这是符合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医疗卫生行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水准总体上大幅度提升。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医德教育体系还不完善，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的道德心理的构建、优化还需伴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另一方面，由于道德的滞后性特点，当前仍有部分医务人员的道德心理状态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进行调整变革。新时期医德教育的过程中，应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着力构建医学生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医德心理，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医德心理，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医德心理，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追求美好生活的医德心理。同时，又要从实际出发，防止超越医学生的思想觉悟水平而任意拔高的教育方式。

2.经济体制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市场经济社会是价值交换的社会，交换价值支配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容易导致原来道德关系的虚无和危机。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体系又尚未健全，传统的道德体系受到强烈的冲击，造成了新旧道德原则转换的“空场”，各种道德价值观念的碰撞、冲突，一些领域产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医疗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卫生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导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波及到医疗行业，部分医务人员价值取向扭曲，出现了医德医风滑坡现象，滋长起收受红包、术前术后吃请等行业不正之风。近年来，医患纠纷及医疗事故投诉不时见诸报端。据有关部门统计，这其中40%以上与医护人员敬业精神和同情心缺失、服务态度差有关。而现代医学生，大多未经历过艰苦的环境和社会生活的磨练，单一的学校生活使他们对社会缺乏了解和认识，致使他们极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道德认识出现偏差，道德行为出现异常。现代医学生自身的不成熟也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观因素。一方面他们呼唤现代道德的建立和传统美德的回归;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摆脱现实社会的负面影响。在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医学生接触环境以及学习方式同以往纯理论课学习有较大变化，大都存在新鲜感和好奇心，亦有较强尝试、盲从心理等相对不稳定因素。社会上“拜金主义，行业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对实习医生思想产生冲击，作为以培养医学人才为己任的医学院校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医德教育，引导医学生塑造高尚的医德品质，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是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

3.价值观念因素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由于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我们教育的滞后影响，我国医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倾斜。1997年原国家教委组织的“全国八省市医学生状况滚动调查”的统计资料显示:医学生对自身评价中，否定因素前三位分别是“组织纪律”(占25.5%)，“奉献精神”(占24.2%)，“协作意识”(占20.8%)。赞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比例达20.1%;赞成“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比例为18.04%;认为传统“重义轻利”观念不合潮流的比例达31.9%，对“以德为优而不为贫所忧”的价值取向更是采取否认态度，反对者高达54.45%;对于自己的未来，47.1%的医学生向往“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33%的医学生认为应“考虑个人利益，追求实惠”，仅有21.1%的医学生认为应“无私奉献”。以上数字表明，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确已在我国一些医学生的思想观念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今天的医学生将是明天救死扶伤的医生，他们所面对的对象是具有思想的人，而不是没有生命的机器，因此，对一个医务工作者来说，责任感、同情心、奉献意识、协作精神等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医学院校中，一部分医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不感兴趣，认为不必要搞政治理论学习之类的课程及活动，平时也不看新闻、不读报。许多医学生存在着“拿好手术刀、管他谁领导”的心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医学书。因而，虽然他们是21世纪的医学生，但缺乏时代的气息和朝气。他们的政治敏感性不强，难以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潮流及其对当代医学生的要求。相应的他们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相对较低，既缺乏高远的理想，也没有宽阔的胸怀，既无智者的机智，也无仁者的儒雅，但功利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却相对较强，合作能力、协作能力相对缺乏，有的甚至行为孤僻。我国传统文化中某些阻碍创造力发展与发挥的消极思想对医学生价值观念有消极影响，如儒家的中庸之道，百姓中广为流传的“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催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不良思想，导致了人们错误的思想意识，普遍存在随大流的倾向，医学院校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也不例外。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不思进取、墨守成规和害怕变革，而这些心理正是创造力发展和创新意识形成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绊脚石。在我国，由于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和选拔制度，教育过程重理性知识传授而轻人文知识、表达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的培育与发展，教师和医学生都处于大量的题海之中，十分疲惫。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落实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思想道德教育、评价体系，加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步伐需要的新型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和评价体系的建设，确实引导医学生树立我国当前的核心价值观念，点燃医学生的创新激情，克服传统消极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4.教育机制因素

首先，学科设置缺乏完整的体系。从我国当前的医学教育来看，由国家硬性规定的医学人文学科课程，仅有医学伦理学一门是必修课，医学史、医学社会学等课程大多为选修，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等课程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也很少，而且大多选修课程是依据学校或教师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的整体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也大，而针对医学生道德心理教育方面的课程几乎没有。在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中，专业设置单一，校园文化氛围欠缺，人文素质教育不像综合性大学或师范院校可以院系互补、资源共享。因此单凭这几门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增加医学生的人文知识而已，而人文素质教育的本意是让人文知识内化在医学生的思想行为当中。另外，由于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有着各自的学术背景，大多数学者仍基于传统学科的模式，在如何打通医学人文学科各学科间的壁垒、实施跨学科研究、进行跨学科沟通以及开展跨学科交流等诸多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其次，教学内容呆板和方式单一。在医学院校中，思想政治教育占的课时多，这是必要的，但由于相当部分医学院校没能达到国家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以致思想政治教育缺乏专业特色，职业道德教育功能有限。当前，我国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以讲授课程的理论体系为主，未能有效地与医学教育有机地结合，教学方法也仍以单纯地讲授法为主，而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本意是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将人文方面的知识有机地整合到医学专业教育中，不是为医学增加“文化外衣”，而是使之加深对生命、死亡、生存意义等的理解，学习的不是文学、伦理、法律等学科知识的所谓理论体系，而是它们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使医学生学会从医学、思想道德、法律等不同维度去思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但现实学习中，医学生课程多，时间紧，学习任务重，心理压力大等现状，使得部分医学院校对人文素质的提高“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客观微观因素

1.学校教育因素

从我国历史上看，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选择了前苏联单科性医学院校办学模式，在当时为解决我国医疗人才的严重短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过分强化专业意识、专业教育的模式，导致了许多医学生知识面狭窄、思想道德素质较低以及人文素养不高等问题。虽然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高等院校都开始意识到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特别是1995年国家教委在50多所院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试点工作后，各试点院校在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开展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在医学院校，其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及教学设施等方面，都存在着与现代医学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制约了我国医学生道德心理的提高，从而也制约了我国医学生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目前，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的教育中，在省城的医学生一季度进入大脑的信息量，超过了地级学院一年的;而在北京一个月进入大脑的信息量，又超过了省城一季度的。城里几乎每周都有各类学术报告，而在一般的医学院校却很少有，这就缺少了多元性的文化教育。其实人人都有创造的潜能，只不过这种潜能如果在某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习环境中很容易被激发出来，而在不良的环境中则容易被受到压抑。多元性的文化环境、多样的生活方式、多样的习惯和兴趣以及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文化观点，可以从不同角度满足医学生的求新欲望，激发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思维。而这样的要求在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中很难实现，加之医学院校专业课程学习紧张，高校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实现就如纸上谈兵。更有甚者，许多医学院校在思想上还未意识到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对医学生的重要性，或者说虽然意识到，但在医学生的有关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中，课程设置较少，教学中只注重表面的学分完成，授课方式单调，难以将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内化为医学生日常行为的指南。这种单学科教育体制下，难以培养出适应新世纪、新形势的医学人才。

第一，重视思想道德理论知识的灌输，忽视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受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教师在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过程中仍以灌输现成的理论知识为主，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死记硬背思想道德理论条条框框，不仅缺乏主动思考和融会贯通的能力与习惯，更缺少道德实践来消化思想道德理论，这样，就造成医学生对道德行为缺少独立分析及综合应用的能力，出现“高分低德”的现象。这样的教学方式未能突出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培养，使医学生缺少了应有的精神品质和道德品质，缺少了终身为病人服务的专业思想和救死扶伤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二，重视医学生道德心理认知教育，忽视医学生道德心理情感培养。医学生道德心理情感是对医疗卫生事业及病人所产生的爱恨、喜恶态度及其履行医学生道德心理要求后的内心体验和自然流露。医学生道德心理情感是产生医学生道德心理行为的内在动力，也是培养高尚医学生道德心理的基础，因此，培养医务人员的医学生道德心理情感是医学生道德心理教育的重要环节。医学生道德心理情感根据来源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医学生道德心理理论的情感体验;二是与具体医学生道德心理形象医学生道德心理典范相联系的情感体验;三是在医疗过程中对某种情景的感知而引发的直接情绪体验。这三种类型共同构成了人的医学生道德心理情感体系。有些医务人员之所以在医风上存在一些问题，其原因有认识的问题，但其基本点是对病人缺乏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心。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在进行医学生道德心理教育中多注意医学生道德心理认知方面，多数是在课堂上讲授理论、概念，这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医学生道德心理情感的培养和陶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医生与患者的关系被物化，医生对患者的情感淡化，态度冷漠，患者呼唤情感的回归，医生的情感教育已刻不容缓。

第三，重视专业师资，忽视人文师资。目前在我国，医学专业师资充实，而缺少通晓医学史、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的医学人文教师，这与我国医学人文学科教育和研究人员培养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受传统学科划分的限制，医学人文学科人才培养主要依靠传统学科，如医学伦理、医学史、政治思想教育等学科。在传统学科范式的影响下，培养的医学生视野比较局限，不能完全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医学院校教师也大都来源于医学院校，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知识、艺术修养以及对国内外文化的理解，相对而言就薄弱得多，一些教师还缺乏应有的社会知识，因此，教师在相应的学科教育中难以渗透对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

2.知识结构因素

从医学生的生源来看，医学院校一般是归属于理工科类，我省医学生大部分也来自理科生，中学的文理科分班概念，使得入校的医学生，学习中自然出现重理轻文;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轻人文知识的储备;重医学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医学技术的学习，轻医学人文观、价值观、伦理观等人文精神的修养，甚至把医学科学基础理论中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生命本质、医学目的、医学价值等问题的思考都排斥在自己的专业学习范围之外。很多医学生的语言写作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比较差，而文史哲方面的知识更是匮乏。根据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对1992-1996级全体在校本、专科生的调查结果显示，有部分医学生社会人文知识相当贫乏，如历史知识缺乏，其中秦至清各朝代名称不能回答或回答不全者达48%;不懂或不能用简谱学唱新歌者高达76%;对现代科学的三大支柱(能源、材料和信息)有37%的同学不了解，至于道德观念等一些更深层次问题，观念模糊、是非不清的人有相当比例。

3.家庭环境因素

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单位，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作用决不可忽视。医学生的启蒙教育首先来自于家长，家长的言行举止无形中为孩子提供了模仿的榜样。家长不能认为把孩子交给学校，自己就不必肩负任何教育的使命了。事实上，医学生仍然从家长那里接受道德评价标准和为人处世原则，因此，要医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修养，配合学校的宣传教育，使医学生在学校和家庭所受教育口径一致，巩固学校医德教育的成果。然而，不少家长教育医学生方向却与学校教育明显不一致，甚至相抵触。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处理公与私、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学校教育医学生应认同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而家长却教育孩子“公私兼容，奉献与索取平衡”或“先己后人，尽量兼顾”，奉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道德信条，导致个别医学生以自我为中心，集体观念淡薄。二是在道德修养方面，学校教育医学生认识到修身养性，良好的品德是安身立命之本。而不良家庭环境的影响却使他们常常表现为缺乏内省自讼的精神，甚至无视社会公德。如有些医学生衣着讲究，但不注意公共卫生;有的医学生爱惜个人物品，但对社会公物却不爱惜。三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学校教育医学生应谦逊礼让，和睦相处。而一些父母却教导子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处事态度。四是在人生观方面，学校教育医学生应注重人生价值的实现，推崇开拓进取、成就事业、造福人类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而家庭的溺爱却使部分医学生陷入矛盾之中:他们渴望成就一番事业，但又往往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意志;渴望学有所成，却不愿意刻苦用功;期望事业成功，却不愿意做平凡小事;盼望有所作为，却疏于基本训练。

4.课外活动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和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各大高校都在扩大招生，加上社会办学力量的逐步增多，一方面，虽然大家都是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生，但由于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医学生本身素质存在着差异，使得广大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处于不同层次;另一方面，由于医学教学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现在虽然医院的教学资源如床位数、卫技人员数等也有扩大，但却不能在数量和质量上有相应的增长，临床教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明显，很多医院实习生几乎人满为患，加之部分卫校和临床实习医院的实习管理制度不健全，对实习检查督导不够，医学生的临床实践学习效果可想而知;第三，临床实践中缺少对医学生道德心理的考核，不重视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临床技能应用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导致部分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不高的重要原因。医疗实践活动的数量不足，层次偏低将医学生的主要精力渐渐转移到其他课外活动上去，如网络、恋爱等等。由于医学生缺乏生活经验，道德认知水平较低，道德情感不稳定、道德意志薄弱，很容易沉迷网络、为情所困，以致误入歧途。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医学生文化底蕴薄弱，医学生道德心理素质不高，部分医务工作者对医生这个神圣职业认识不到位等问题，与当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体制、价值观念、教育机制和医学院校以及家庭的教育方式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21世纪，我国医学教育将面临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发展与人才竞争的挑战、面临现阶段卫生事业发展与严重的社会问题矛盾、面临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医学生就业方式的转变等问题，这些都要求我国医学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迅速做出重大的调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加强医学生的素质教育，尤其是要加强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三)主观因素

1.医德接受因子

医学生医德素质的提高可通过外在的医德教育与内在的医德修养两条途径达到。而无论是外在的医德教育还是内在的医德修养，其关键之处都是要促使医德主体接受外在的医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主体的医德信念，进而外化为医德行为。如果医德主体不接受外在的医德规范，就难以使医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医德品质，医学生医德素质也就难以提高。所以，在谈到医德素质时，不能不谈到医德接受。医德素质与医德接受是密切相连的，所谓医德接受，是指发生在医德领域中的特殊的接受活动，是医德接受主体出于医德需要，对医德文化信息传递者利用各种媒介传递的医德文化信息的反应与择取、理解与解释、整合与内化以及外化践行的过程。医德接受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医德需要是医德接受的动力，医德选择是医德接受的前提，医德内化是医德接受的关键，医德环境是医德接受的外部条件。

2.医德选择因子

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给社会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为医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社会转型时期对医学生医德变化的消极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在认识医学生医德变化时，需要分析清楚这是多数人所思还是少数人所思，是普遍的行为还是个别的行为，其发展趋势如何。同样的医德表现，在不同的人面前具有不同的意义，有些是理性思考和选择的结果，有些则是稀里糊涂所为。目前中国医学生所遇到的医德冲突和困惑既是医学生的医德危机，也是医学生医德发展的契机，是现代医学生形成有助于促进21世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加速发展的医德素质乃至人格品质的机会。在这里，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将起着重要的作用，青年工作者更要积极探索，把理论付诸实践。在同一医德价值体系中发生的冲突，人们的选择有更大的随意性，但要做出最有价值的选择，仍需要对医德价值进行量的比较，确定医德价值的等级次序。这是在确定了医德价值体系之后，所面临的更具体、更实际的选择，和选择其他价值一样，医德价值的等级次序的确定需要依据一些原则。

第一，内在价值优于外在价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具有外在价值的东西，说他们好是对另外的东西而言的，其本身的存在并没有价值。如大多数的书籍、钢笔、台灯、房屋等就是如此，它们只不过是人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另一些东西的价值在于其自身，而不在于产生别的什么东西的能力，它们具有内在价值。例如，一般认为美丽、真理、爱情、友谊等就是内在价值。为了保全内在价值，对外在价值我们可以作必要的牺牲;热衷于外在价值而无视内在价值，往往导致恶果。如果我们把医德价值完全看成是外在的，就会把人与人之间的评价标准归结为个人的能力，而不是个人本身。如果人们忘记了内在价值标准，一个人只要“有门子”、能“拉关系”就成为非常令人羡慕的有本事的人，那么社会医德就会堕落到像诗人北岛说的那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第二，长远的或永久的价值优于短期的或暂时的价值。在这个节奏逐步加快的社会里，人们可能认为立即或很快提供所求结果的东西很有价值。例如，许多人为了能在一生中尽可能早地获得奢侈品，而自愿举债。虽然及时行乐，但很可能给他们以后的生活带来无法估量的压力和损害。快餐式的音乐、影视作品的价值永远无法与那些经过时代锤炼的杰出艺术家的呕心沥血之作相比较。一个家庭如因暂时困难让孩子辍学务农或经商而选择了短期价值，就永远放弃了一个学有所成的人所能创造的长期价值。有很多人做了令人遗憾的选择。

第三，经过思考而选择的价值优于那些被动接受的价值。现在的医学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们不但有根据自己的医德意识进行选择的能力，而且这也应当是人的基本权利。许多自以为有主见的人可能事实上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受到别人价值观的影响和左右。充斥于电视广告的，用各种华丽词藻宣扬的商品在极力地膨胀人们的消费欲望。性暴露的书刊、影视也会叫一些人神魂颠倒。面对这些，如果有慎重地思考，而不是脚步越来越轻地“跟着感觉走”的话，我们的社会也许就不会有近年来惊人滋长的医德堕落现象。作为价值基础的社会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也是必然的，但当代医学生需要的不是彻底改变或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论对有强烈时代感的价值观的认同，还是对传统医德价值的重新审视都是富有意义的。在自觉的选择之前，应严肃的审查价值的内在或外在特征、审查价值的单纯性和价值可能具有的实践意义。

3.医德内化因子

目前心理学界已经对内化的基本过程做了深入的研究。美国心理学家克拉斯诺尔·布鲁姆等在研究价值(或行为规范)内化中，提出了内化的五种水平，即接受、反应、评价、价值概念化、价值性格化。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则把价值内化过程划分为顺从、认同、内化等三个阶段。鲁洁教授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又把内化过程概括为感受、分析、选择等三个阶段。燕国材则把这个基本过程划分为几个环节:定向环节、认识环节、评价环节、顺从环节、认同环节、良心化环节。冯忠良认为可以遵循社会规范的接受和迁移的过程顺序，将品德的内化分为依从、认同和信奉。综合上述医德内化过程可以看出，品德的内化基本上是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顺从、认同、信奉。这三个阶段是顺序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医德教育过程中就需要尊重科学，不能粗暴的分离和忽略某一阶段而要求医学生的德行修养一步到位，即达到信奉社会医德的这一阶段。如果忽视了医学生的主体性因素，将医德教育变成医德知识的灌输和对医学生做医德单向而简单的要求，这样的教育当然是没有成效的。但是如果大致按照内化的三个阶段进行医德教育，其成效就一定显著吗?难道医学生们就一定会按部就班的将医德内化为品德吗?尽管我们遵循科学医德教育的规律进行教育，但在医德教育的实践中，医学生仍然会在医德内化过程中出现障碍，并且明显地影响着医德教育的成效。因此，对内化过程中出现的障碍进行归纳、分析，对医德教育的顺利实施有明显的实践意义。

4.医德外化因子

在医德外化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的因素、表征程度的差异，最后形成两个不同层次的道德表征态势:一般(Y)的“道德意念表征”与高级(G)的“道德信念表征”。也由于主客观的因素、表征程度的差异，最后形成两种不同性质(好与差)的道德表征结果——正面(Z)的“道德准则表征”和负面(F)的“道德准则表征”。这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道德表征又组合成为“各种基本表征形式”:①一般正面道德表征(YZ);②一般负面道德表征(YF);③高级正面道德表征(GZ);④高级负面道德表征(GF)。医德外化的结果——医德表象外显，就是“四种基本表征形式”相对应的“四种基本道德类型”——即YZ型道德，YF型道德，GZ型道德，GF型道德。YZ型道德，其道德品质准则是正面的、道德意念程度一般、道德行为表现较好，属循规蹈矩的人;YF型道德，其道德品质准则是负面的、道德意念程度一般、道德行为表现稍差，这种人会出现违反道德准则规范的行为，但行为的层次低、违反的强度不大，危害性一般不大;GZ型道德，其道德品质准则是正面的、道德信念高、道德行为表现优良，属道德高尚、道德信仰坚定、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维护社会道德的主动行为、且道德稳定性强的人;GF型道德，其道德品质准则是负面的、道德行为表现恶劣反动，这种人有反社会反道德倾向，一旦付诸行为，其危害性极大，且道德信念相当顽固不易改变。青少年儿童道德表征外显往往还受其个性、性格特征因素所影响，个性一般分为内向的和外向的，反映到道德表现则为“隐型的”或“显型的”道德行为，性格一般分为温柔的和暴烈的，反映到道德表现则为“柔性的”或“爆性的”道德行为。如果将个性、性格因素考虑进来，并与4种道德类型进行组合，就构成多种不同组合的泛类型道德。青少年的个性是不稳定的、其道德表现也是不稳定的，这就构成青少年道德表征外显类型的多样性和社会道德行为的复杂性。

5.医德升华因子

医德升华因子，就是指对医德人格塑造的需求因子。医德人格要求个体对做人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精神进行价值判断，形成人的价值观。具体表现在生存意义的确立、是非善恶的判断、人际态度的选择和民族意识的生成等方面。塑造优秀的医德人格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医德信仰。目前医学生在医德人格上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医德信仰的迷失。他们不能明确医德目标和坚定医德信念，不去为医德理想而奋斗，而大多数的人却将医德定位在趋利避害的功利层面上，甚至出现唯我、逐利、逆反、虚无的不良人格倾向。从总体上看，他们在医德信仰上处于“多元”状态。因此，医德人格培育——医德升华因子是医学生道德心理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

第一，医德人格塑造是医务工作的特定要求。医务工作是一项特殊的社会分工，它以整个人群为服务对象，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世代繁衍，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特殊的服务性。另一方面，医务工作者既能给人带来幸福，又能带来不幸，既能给以生命的希望，又能给人以可怕的失望，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无不与医学紧紧相连。因此医务工作又具有特殊的责任性。医务工作的特殊性，要求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员，既要有高超的医疗技术，又要有高尚的医德人格，能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把病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第二，医德人格塑造是医德医风建设的基础工程。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和医德滑坡现象，原因固然很多，但从医务工作者的主观因素来说，主要是其医德人格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法则扭曲了，“行医德为本”的传统道德准则，受到了“一切向钱看”等思潮的严重冲击。为了追求金钱，一些医务工作者甚至连人格尊严都不顾，收受“红包”，随意开“大处方”，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事实表明医德人格是医务工作者严守医务道德的最后堤坝，它一旦溃口，医务工作者的良心和人格尊严就会被淹没在“金钱至上”的浊流之中。因此对医学生进行医德人格的培养和教育，对医德医风建设来说，是一项具有长效作用的基础工程。

第三，医德人格塑造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需求。新的世纪，知识经济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知识经济的巨大驱动力，将促使医学科学取得巨大进步和改观，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将迈入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新时代。医学科技发展的史实表明，医学科学愈发展，治疗技术手段愈进步，对医务工作者的医德人格要求就愈高。无论何种先进的诊断治疗设备，都是人来操作的，应该使用哪种设备和技术诊疗患者疾病，是以医护人员的判断为前提的，越是科技含量高的医疗设备，其费用就越高。如果医护人员的医德人格被金钱所扭曲，高科技的医疗设备就会由造福患者的现代化医疗手段变为盘剥患者的“榨油机”。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医学科研走向集成化，疾病的防治走向群体化，医务工作者只有具备良好的协作精神和甘于奉献的职业道德，才能胜任本职工作，这无疑对医德人格提出了更高要求。从上可知医德心理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本身也是个体心理机能及其特征变化及个体在反映客观事物时不断构造的心理结构的过程。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现有的心理需要与原有的心理发展水平出现的矛盾，是心理发展的内部矛盾，是心理发展的始动力。按照这一原理，要促进医德心理的不断发展，就需要高等医学院校的德育工作者按照医学生实际生理和心理发展水平设计合适的场景，进行适当的医德引导，从而使学生能主动思考、主动探索，产生新的道德需求，继而付诸新的医德行为。

(四)系统性影响因素的协调

任何一种道德接受心理要素都不是完全独立地发挥作用的，而且单靠任何一种心理要素也都不能完成接受道德文化信息的任务，道德接受活动是在各种心理因素的共同参与下实现的。医德心理亦是如此。心理调节系统:由道德情感和情绪状态组成，这是道德接受的调节助推器。动力系统:由需要、动机、兴趣、爱好等组成，其中道德需要为道德接受的基本动力。认知系统:由智力以及相应认知图式组成，其中以智力为道德接受的能力基础。制导系统:由道德信念、价值观组成，这是道德接受的内在尺度和方向标。保障系统:由道德意志组成，这是道德接受的保障力量。道德接受心理系统是由诸多子系统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差异协同体。这种协同体不仅是一种系统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些作为子系统的心理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合力，最终影响着道德接受的过程及其结果。当一种道德文化信息触动了接受主体的任何一种心理要素，其他要素都会随之发生连锁反应，共同参与对信息的识别和处理，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协调而动的效应。无论接受主体是否愿意，是否有明确的体验，这种连动效应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道德接受活动中，接受主体的各种心理要素彼此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的变化发展在方向、强度、速度等方面常常是不同步的，这种不同步的现象意味着各种心理要素之间发生了不协调、不和谐，甚至出现混乱、矛盾和冲突。这使道德接受主体感到不快、焦虑、不安和苦恼，于是人们自然会产生消除各种不愉快的体验的愿望，做出一定的努力，重新恢复心理的平衡与和谐。这种寻求和谐一致性的倾向已经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所证实。F.海德等人的结构平衡理论、C.E.奥斯古德等人提出的和谐理论和L.费斯廷格提出的认知不协调理论，都有着基本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和谐的，当有不一致存在时，就有一种走向更一致结构的倾向。“对于人来说，在他们的认知中有一种寻求一致性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是态度形成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认知和谐理论认为，接受者总是回避同自己原有认知要素对立的信息，而积极地接触与之协调的信息，一旦接触到不协调的信息，减少不协调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减弱不协调要素的重要性;增加一致性要素;或者改变一种不协调要素，使之不再与另一要素不一致。这里的任何一种方法都会减少不协调的程度。尽管认知和谐理论涉及的仅仅是主体寻求各种认知成分之间和谐一致的倾向，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所说:“一致性方法一个重要的深远意义就在于人们同样试图使他们的认识与他们的情感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事实真相的信念、知识和确信部分地是由我们表达感情的偏爱决定的……换句话说，他改变他的认识使之去符合他表达感情的偏爱。”在道德接受活动中，接受主体不仅力图保持各种认知成分之间和谐一致，而且还努力使自己的认识、情感、信念、需要等等也相互和谐一致。如果新的道德文化信息与自己原来的观念态度不相符，进而造成了认识、情感、信念、需要等各要素之间的冲突，接受主体就会采取相应的策略，设法恢复心理平衡与和谐。由于道德接受活动的发生，不是由某一种心理要素决定的，而是借助于多种心理要素形成的合力实现的，对此，弗里德曼也持相似的观点:“态度或多或少是由积极肯定或消极否定成分的总量决定的”。因此，各种心理要素之间是否和谐一致就显得关系重大。具体来讲，道德接受心理的各种要素之间，彼此和谐的程度越高，产生的合力就越强大，被这种合力所拒斥的道德文化信息就很难进入接受主体的思想意识，相反被这种合力所接纳的道德文化信息就能比较顺利地成为接受主体思想意识的组成部分。人们为寻求和谐一致性所做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各种心理要素在相互作用中的彼此消耗和抵消，自觉或不自觉地提高了道德接受心理各要素之间的合力的强度。这种合力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决定着道德接受主体对特定的道德文化信息的态度倾向，即拒绝还是接受;而这种合力的强度大小，决定着接受主体拒绝或接受的力度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