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剧变化的转型环境下，改革往往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匮乏。为了尽快取得突破，领导者倾向于采取“政策试点”的方式来实施改革。小范围、小领域的探索和尝试，成为争论各方唯一能够接受的方案。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深刻指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5]此后，重视运用试验策略这一改革思路，接连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和各类重要文件中。特别是从1978年至2000年，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关键性政策调整中，进行“政策试点”几乎成为实施改革的必经阶段，“每改必试”、以点带面成为治国理政的秘密武器。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谋划和推动改革中，一贯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尤其注重“点”上的突破。这实际上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把精力、人力、物力、财力，先聚焦到一个“点”上去。通过在“点”上突破，进而由点及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最终成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1975年，邓小平大刀阔斧领导的“全面整顿”，就是对这一方法的娴熟运用。这次整顿，时间不长却影响深远，加速了“文革”的结束和新时期伟大转折的到来，孕育着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改革开放的先声。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权衡再三，首先选择将交通运输作为全面整顿的突破点。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基本上以铁路为主，而且铁路运输系统问题丛生：生产下降、事故惊人、纪律松弛、堵塞严重，各地的铁路大多已连续几个月没有完成运输任务。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篇讲话中，严肃地指出：“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铁路系统的整顿，从哪个“点”突破呢？着重抓好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太原）。其中，徐州铁路局又是重中之重。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工业书记会议说：“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哪？”由此可见，邓小平之所以选择从整顿徐州铁路局入手，有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其一，徐州铁路局是全国铁路运输最为重要的枢纽之一；其二，徐州铁路局派性问题最严重，是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其三，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全国舆论，对整顿徐州铁路局都已达成了广泛共识。
3月9日，铁道部部长万里坐镇徐州，紧锣密鼓地工作了11天。3月20日，列车通过对数由11天前的38对增加到72对，机车出车台数由70台上升到90台，日平均装车由200多辆增加到1400多辆，整顿取得了重大突破。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汇报，推广徐州经验。其后不久，整顿工作迅速扩展到其他部门，先是煤炭和钢铁行业，接着是商业、财贸和农业，最后转向教科文卫部门和地方政府。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体，邓小平有力掌控全面整顿的先后顺序和节奏进展，在极度困难时期形成了比较良好的崭新局面。
当然，在“点”上取得突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邓小平向来主张敢字当头、敢作敢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又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全面整顿期间，邓小平大胆起用万里、张爱萍、胡耀邦等一大批改革促进派，放手让他们整顿铁道部、国防科技、科学院等部门。后来，邓小平回忆说：“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此外，关键在于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性”问题。这就需要立足全局、从大看小，从宏观形势和当前任务出发，找准最具爆破价值的突破“点”，从而对打开新局面发挥决定性的牵引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