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西曼 20年前，我开出租车为生，这是一种适合我这种不想有一个老板管着的人过的生活。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其实那也是一种责任。
我开夜班车，于是我的出租车成了一个流动的忏悔室。那些不知姓名的乘客们坐上车，坐在我身后，对我讲述他们的人生。我遭遇过各式各样的乘客，但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8月的深夜搭我便车的一个女人。
凌晨2：30，我开车到一座大楼下，那座大楼一片漆黑，只有一楼的一间窗户射出一点微弱的灯光。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司机都只是按一两下喇叭，等待片刻，便开车离开。但我曾见过太多疲惫无力的人，坐出租是他们唯一能依靠的交通工具。除非我确实感到了危险的气息，否则我都要去敲敲门。我告诉自己，那个乘客可能是个需要我帮助的人。
“等一下。”门里传来一个虚弱、苍老的声音。经过了好一阵等待，门开了，一个80多岁的瘦小女人站在我面前，身着一件印花裙，头戴一顶帽子，帽子别着一层面纱，活像20世纪40年代电影中的人物。
她身旁放着一个很小的尼龙手提箱。那间公寓看上去像是多年没有人住过了。所有的家具都用布盖着。墙上没有挂钟，橱柜里也空无一物。墙角有一个纸盒子，盒子里堆满了照片和玻璃器皿。
“你能够帮我把箱子搬到车里去吗？”她说。我把箱子放到车里，然后返回去扶那位老人。她挽住我的手，慢慢走向车子，嘴里一直不停地感谢我肯帮助她。
“这没什么，”我告诉她，“我只是希望别人也能这样对待我的母亲。”
“噢，你真是一个好男孩。”她说。
我们坐进车后，她给了我一个地址。然后问道：“你能够开车经过市中心到那里吗？”
“那不是最近的路线。”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噢，我不介意。”她说，“我不着急，我要去一个养老院。”我看了看后视镜，她的眼里有什么在闪烁。“我在这个世上没有亲人了，”她继续说道，“医生说我的日子不长了。”
我平静地伸出手，关掉了计价器，问她：“你想走哪条路线？”后面的两个小时里，我们驱车穿过整个城市。她指给我看一座大楼，她曾经做过那里的电梯管理员。我们经过了一个社区，她和丈夫新婚时就住在那里。她还让我在一个家具仓库前停了会儿车，那里曾经是一个跳舞场，当她还是个女孩子时，曾在那里翩翩起舞。
有时她会叫我在某栋楼房或者某个街角减速，然后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盯着窗外的一片黑暗。当太阳的第一缕光芒刚穿过地平线时，她突然说：“我累了，我们走吧。”
我们沉默地驶向她给我的那个地址，那是家养老院。“我应该付你多少钱？”她一边问，一边伸手去掏钱包。“一分钱都不用付。”我说。
“你也得过日子呀。”她回答我。
“我还会碰到其他的乘客。”我告诉他。
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我拥抱了她，她也紧紧抱着我。“你为一个衰老的女人带来了片刻的欢乐。”她对我说，“谢谢。”我握了握她的手，走向了那柔柔的黎明阳光。在我身后，门“嘭”地关上了。那是一个代表生命结束的声音。
那天，我没有再载别的乘客。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大街上，陷入深深的思索。在那一天里，我几乎一言不发。假如那个女人碰到了一个脾气糟糕的司机，或者一个因为夜班即将结束而显得不耐烦的司机呢？如果我拒绝载她，或者当时只是鸣了一次喇叭就扬长而去呢？
我的思绪飞快地回到了过去，我想这一生里还没发生过比这个夜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习惯于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那些精彩的时刻。但精彩的时刻总是带着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外表，不知不觉来到我们身边。人们可能已经记不得你曾经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了……可是他们会记得你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感觉。
稍微停下你的脚步，品味那些你已拥有的回忆，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小事，虽然是一件小事，却让别人的那一天与众不同，并且拥有了一份特别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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