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人

佚名 1976年6月，我毕业于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那天，当叫到我名字时，我迅速起身穿过前台去领取我的学位证书。但医学院院长在把证书发给我之前，他请我的母亲安娜和父亲卡罗·米歇洛蒂先站起来。我父亲和母亲很惊奇，然后从观众席座位上站起身，四目对视，似乎有些困惑。

院长向台下的观众介绍，说他们是一对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的夫妇，来自芝加哥郊外的一个农场，他们已设法把自己的六个孩子都送进了最好的大学和研究生院。（我们之中的三个将成为医生，两个已经做了律师，还有一个是物理学家。）“这是多么了不起啊！”院长说完，台下一片欢呼。

母亲脸上泛出自豪的光芒。我知道我们现在所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一切，我的父母功不可没，尤其是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直到我长大后才认识到母亲是多么不平凡。

母亲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镇出生。1926年3岁的她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她们住在芝加哥南区，当时外祖父在那儿做冰淇淋买卖。

母亲就在这样喧嚣的都市环境中成长起来。16岁的时候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中学毕业，后来她在一所秘书学校就学，最后在一家铁路公司担任行政秘书。

母亲长得也很美。那时当地有位摄影师把她的照片放在一月一换的橱窗里展览，她心里美滋滋的。有一张照片是她坐在密歇根湖畔照的，那是母亲最心爱的照片，照片上，风吹起她的头发，她的眼睛眺望着远方。母亲总说，一个人死后，上帝会归还他“他最美好的形象”。她会给我们看这张照片并说；“这就是日后我在天堂里的样子。”

父亲和母亲是在1944年结婚的。父亲人很聪明，但寡言少语，17岁离开意大利。此后不久，发生了一起车祸，肇事者逃了，而父亲的腿却落下了残疾，成了跛足了。父亲当时的工作是向工间休息的芝加哥办公楼的工作人员兜售糖果，他工作很勤奋。父亲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的英语是自学的。然而最终他开起了一家小型的糖果批发店，生意很红火。父亲是一个为人慷慨、相貌英俊的人，他还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母亲非常的爱他。

他们婚后，母亲辞去工作，一门心思放在了照顾家庭上。1950年，父亲带着3个孩子把家搬到了离芝加哥40英里的一家农场。他一面在农场干活，一面往返芝加哥做他的糖果批发生意。母亲也告别了父母和朋友及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过起了离群索居的日子，但从未见她有过怨言。到1958年，我们这座简朴的农场白色小屋里有了六个孩子，这可让母亲乐坏了。

母亲从没看过生儿育女方面的书籍，然而她懂得该如何教育子女。她激发我们的自尊心，并帮助我们发挥自己的潜能。

秋季的一天，我坐在厨房桌子旁边，母亲在削土豆皮。她透过窗子看到父亲坐在拖拉机上，笑了。“你爸爸已卓有成就了，”她自豪地说，“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母亲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将来都有所作为。她总是说：“对你们的要求就是将来要大有作为。而我则是帮你们去实现。”

她每天给我们读书，还用自制的卡片教我们学语音。她常常激励我们，即使我们做成的只是一般的小事，也会得到她的赞扬。在10岁那年，我把一些板条木箱漆成白色，然后用它们钉成了一个摇摇晃晃的书柜。“棒极了！”母亲赞叹道。“我们正好用得着。”这书柜她一用就是好多年。

在我们家餐厅里挂着两张按数字涂颜色的画，那是姐姐格罗丽亚和哥哥利欧小时候的作品。几年前，利欧说这两张画不怎么样，主动要求将它们给取下来。可母亲不同意。她说：“把画挂在那里可以让你们记得，你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非常能干了！”

从小母亲就教导我们要胸怀大志。一天，在看望了住在芝加哥南区的外祖父母后，回家的途中，母亲让父亲绕道带我们从普鲁登希尔大厦的施工场地经过。妈妈说，这座41层高的大厦建成后将是芝加哥市最高的。她对我们说：“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们中有个人也能设计出这样的高楼呢。”

她对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深受感染。姐姐卡拉在12岁时，便雄心勃勃地宣布她将来要当律师。

“你行的！”妈妈说。“只要你用心去做，你什么都能干好！”在妈妈看来，她描绘的蓝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教育。我们兄妹四个在附近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上学。母亲就给我们找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玩具，跟我们谈历史、政治和时事，并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以弥补学校的不足。我们取得了优异成绩她便大加赞扬。

我上三年级时，母亲力劝我们的老师组织一次到芝加哥各个博物馆的实地调查旅行。她帮老师租车和安排行程。她甚至当起了向导，指出一些重要的标志物，并介绍一些当地的历史。

到了该考虑是否继续上大学时，我们似乎无需考虑，因为毫无疑问的大学是我们都要上的。在父母自我牺牲精神的激励下，我们更加发奋学习以获取奖学金，并申请助学金和财政援助。我们还靠打工挣钱来上学。我曾经在一家杂货店打过工，体会到了一块钱都来之不易。“工作就是幸福。”母亲总是让我们记着这话。

母亲从不求回报。“你们不要为我买什么生日礼物，”她有一次说。“只要给我写封信讲讲你们自己就行了。告诉我你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烦心的事？是否快乐？”母亲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家的价值和为此骄傲。我在上高二时，一次学校上演一部叫《音乐人》的作品。我在里面的作用真是无足轻重，只是在乐队的低音部演奏。“你们不必去看我演出了，”我对母亲说，“我只是打打杂。”

她说：“瞎说，我们当然得去，因为演出有你你参加。”结果全家都到场了。

第二年，我当选了所在高中的国民荣誉协会会长，在举行仪式那天，母亲把弟弟迈克和妹妹玛丽亚从小学叫出来，带他们来到会场。其他学生的家长也来了，但只有我例外，因为除了父母外，到场的还有我的弟弟、妹妹。

“你们的所做所为会给全家带来影响，”妈妈解释说，“如果你们取得了成功，你们就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荣耀。”

同样，她要我们在厨房里围着桌子一起吃早餐和晚饭。她确保我们分担家务。她培养我们对宗教的信仰，这使全家亲密和睦。每个周日，我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每个晚上，我们一起跪在起居室里祷告。

母亲常提议玩一些大家都能玩的游戏，她自己也常加入。我记得，有天晚上，她让我们列队站好，并绕着餐桌齐步走，我哈哈大笑，而录音机里响着约翰·菲力昔·苏沙的进行曲。“跟上节奏，步伐要整齐，”她对行进中的我们喊道。“如果你们要齐步走，或者做其它任何事，你们一定要尽力干好。”

母亲总是说，成功并不就是赚钱，成功是做有益于他人的事。

1977年，利欧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妈妈给他写了一封充满温情的长信。她赞扬了他多年的刻苦努力，还特别提醒他要把所学的知识用来帮助他人。“要记住，你有知识，可以为改善人类的生活做出贡献！”她强调道。“有很多好事等着你去做。”妈妈总替别人分忧解愁。一个冷天，她看到邻居家的3个孩子在我们院子里玩耍。当时他们穿着很薄的破毛衣，冻得发抖。她把他们叫到门前，他们眼馋地盯着桌上母亲为晚饭准备的一锅热气腾腾的肉汤。母亲带他们进屋，给他们吃饱饭，还在衣柜里到处翻寻我们不穿的外衣让他们穿上。

从那天起直到一年后那家人家搬走的那段日子，母亲经常送些炖肉、汤和点心给他们。早晨她会用电话叫那些孩子起床去上学，送他们出小路，陪他们等车。到了圣诞节，她还给他们买礼物。

我决定做一名内科医生很大的原因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她总是说要“助人为乐”。我记起我在西北纪念医院做值班医生时度过的一个难熬的长夜。当时我已经有几天没有睡过好觉了。那天清晨大概4点钟左右，我终于睡着了，但睡得很不踏实。一小时后，我突然惊醒了。我梦见父亲死了。我不知所措，又精疲力竭，哭着给家里打电话。“一切平安，”母亲宽慰我说。“别担心。”

6点钟，我接到医院保卫处打来的电话，说有人找我。我急急忙忙上了电梯，心里纳闷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找我。啊，是父亲和母亲。他们天还没亮就起床，开车进城赶来看我。“我只想看看你是不是平安无事。”母亲说，那个时候她睡眼朦胧，满脸焦虑。

虽然妈妈的精神依然矍铄，但身体却差了。去年年初她动了大手术，术后出现并发症。八天后，也就在1990年1月31日，妈妈突然离开了我们，享年66岁。

有200多人来参加她的葬礼。利欧在悼词中说：“母亲把毕生都献给了我们，对自己毫无保留，心里总想着我们，唯独没有她自己。”

坐在教堂里，我能想象出母亲在天堂里的样子——看上去年轻、美丽，就像她那张心爱的照片上的样子一样。不过她不是在眺望密歇根湖，而是向下在注视着我们——她的六个孩子。她会一直为此自豪。

但应该感到自豪的是我们——为母亲及她的成就而自豪。母亲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了不起，她是真正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