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把学校办好，就是“鸡毛飞上了天”

吴佩芳，1930年8月出生。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街道居委会工作，白手起家创办建襄民办小学。历任上海市徐汇区建襄民办小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伦理学会会长。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两次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儿童教育工作者”、“新中国60年上海百位杰出女教师”等称号。曾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她的办学事迹被改编成沪剧《鸡毛飞上天》和电影《春催桃李》、《人民教师吴佩芳》后，享誉大江南北。

口述：吴佩芳

采访：孙雯静　黄中元　冯玉丽

整理：黄中元　孙雯静

时间：2011年1月19日

地点：上海市建襄小学

创办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小学

1958年，国家调整了上学儿童的年龄，学生6岁半就可以上学了。一下子，有许多孩子进不了学校。当时党宣传要两条腿走路，我觉得公立学校不够，需要民办学校来补充。我是搞里弄工作的，就下定决心办一个民办学校。当时我只有20多岁，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因为我在旧社会里受过没有文化的苦。我当时的工作是在里弄里卖电影票。2毛钱一张电影票，数一张两张对我来说还行，但数量一多我就犯愁了。要加多少，买多少，送多少，这个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特别是肇家浜地区，当时这里的文化比较落后。所以我想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书念，要办一所学校。

吴佩芳与青年教师一起学习

当时办学校非常艰难，一个是没有校址，一个是学校没有资金，一个是没有师资，还有一个是没有家长愿意让孩子来我们这个学校，所以当时是“四个没有”。在“四个没有”的情况下，我想办法总是有的，就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当时我们来到房管所，在房管所的协助下找了个18平方米空关的汽车间，在襄阳南路578号。对于资金困难的问题，江镜容老师、殷祖懿老师和我每个人捐了30块钱。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当时30元很值钱的。另外，办学校孩子要喝水，茶桶是我们的另一位胡老师花10块钱买的。一共是100块钱，都是我们自己掏的，没花国家一分钱。办学校的资金凑好了，资金里面包括课桌椅子。课桌椅子是我们把在南昌路学校旧的课桌椅子拿过来，请退休木工帮忙修理的。这样设备有了，钱有了，房子有了，还有就是老师。老师是要聘请的，这个有一定的困难。老师要有一定的素质，一定要有为大众服务的思想。但我们的学校老师当时没有工资，所以没有老师愿意到我们民办小学来。我们3个搞里弄工作的决心自己来，因为我们三个人当时就是不要工资。我为什么要当老师？就是因为自己在旧社会吃了没有文化的苦。当时，我们联系了徐汇区教育局的一位胡老师。他说，你们还是克服困难，自己去当老师吧。就这样，我们3个人一起就当了老师。

当老师就要学习。我们去第五师范学校培训了3个月，特别是1958年那个时候，拼音aoe，还有平上去入四声都要学。最后一个困难，就是生源问题。招生的时候，一部分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民办学校是3块钱的学费，公办学校也是3块钱的学费，那为什么要到我们民办小学？当时有个笑话，说我是苏州人，殷老师是无锡人，江老师是宁波人，做老师的一定要讲普通话，你们怎么做老师啊？家长的意见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说，我们可以认真地去学。又有人问，你们只去师范学校学了3个月，能当好老师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于是，白天我们去公立学校学，晚上在教室学。一个人做老师，另两个人做学生，边教边学。我当时就想到了，我们不但要备课，还要备人，要把孩子的心理特点备下来。我们对家长保证，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好学校的孩子。为了办好学校，我们一个星期开一次家长会，有什么情况都向家长汇报。最后家长被感动了，从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到主动将孩子送进我们学校，并热心地关心我们这个学校。就这样，我们在几个月里边教边学，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就把这个学校办起来了。

要教好每个学生，而不是要教好的学生

学校本来想招80个人，后来来了76个人。其中有个孩子叫胡海法，比较顽皮。他原来读了3年公校，没读好，后来进了我们学校。我们想多一个学生也是好的，所以把他请过来了。他来了以后，非常非常调皮，经常逃课。我们是肇家浜路，校舍是汽车间，地势很平的，一上课就跳出去跑掉了。我是上算术课的，一次他又逃出去了。我想一定要把他追回来。这天正巧是下雨天，他跑我追，他跑得比我快，跑啊跑啊，他看我摔倒后停下来了。他一停，我就起来一把抓住他，说：胡海法你怎么上上课逃掉了？回到学校以后，我没有批评他。我说你今天看到吴老师摔倒了，就停下来了，我知道你还是爱老师的。同时他衣服湿了，我就用电炉把他的衣服烘干，再给他穿起来。我跟他说，吴老师小的时候想读书没有书读，没有文化是苦的，希望你今后改掉不想读书的缺点，你要认真用心地念好书。你要出去玩，下课了出去玩，放学了出去玩。我就这么跟他说，他看了看我然后说：“吴老师，我错了。”他讲这句话时，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认为孩子还是可以教育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要爱护他，关心他，要指出他的缺点，同时肯定他的优点。他看到我摔下来，就来扶我起来，知道他还是爱老师的。做老师是要用爱和关心去呵护每个学生。要教好每个学生，而不是要教好的学生。

吴佩芳帮孩子辅导功课

我再举两个例子，一次我生病了，胡海法到学校，问今天吴老师怎么没来上课，有人说，人家吴老师生病了，他就到我家里来。我听到门口小孩子的声音，就开门出去，很惊讶地说：“咦，胡海法，你怎么来看吴老师啊？”他说你在生病我来看看你。我说你来看我，我首先感谢你。但是你现在是上课的时候，走掉是不对的。我妈妈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她就跟我说，这个孩子还是很有良心的，他能在你生病时看你，你要批评得少一点，表扬得多一点。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还是很爱老师的，只要老师爱他，他就能爱你，那我就更加用心地爱他。第二个例子，孩子总是反反复复的，又顽皮了。我忍不住了，说：“胡海法，你怎么又调皮了？”结果他吐了我一脸唾沫。我说：“胡海法，你怎么了？你怎么能这样对吴老师？”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我有缺点，没有很好地注意对他的教育方法。我就擦干了脸上的唾沫，说你吐了吴老师是不对的，今后你要注意，但是吴老师讲话也有问题，吴老师也要看到你好的地方，吴老师的方法也要注意。后来我又找他谈话，他又把小便撒在我身上。后来放学了，他在学校里扫地，我一看到他拿了扫把就表扬他，那他就会扫得很好。再比如他的学习分数，一点一点提高，我就一点一点表扬，我说你学习要认真，不是一认真学习就很好吗？胡海法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进步了。

当时我们三位教师都非常用心，爱学生，尽力教好每一个学生。我们受到了表扬，我也受邀去北京参加了全运会。回来以后，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学生教好，要让家长满意，要让学生听话，这是我的任务；把学校办好，也是我的任务。这个学校是我们的生命，越是得到荣誉越是要努力办好学校，越是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所以当时我们什么学校都去，去请很多学校来帮助我们。即使别人不理解，我也没有想过要放弃。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都觉得是能把这个学校办得很好的，因为让每个学生上学，是做得很对的。

教好的学生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教好每一个学生是很难的。我们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学生，这些孩子就会听你的。那个时候，要是孩子不舒服还坚持来学校的话，我就自己在学校里做饭给孩子们吃，让他们可以吃到热乎乎的东西；要是孩子碰到一些家里的困难，比如说父母之间有些问题的话，我都会送孩子回去，跟他的父母讲清楚，让孩子们安心。那时候有些家庭妇女去了闵行，我就把有困难的孩子都留在学校，陪他们睡在学校；有的家长没空带孩子理发，我就和老师们一起给孩子们理发，人家就问孩子们：“这个头发怎么样啊？”孩子们回答：“只要是我们老师给我们剪的都好。”所以我就觉得，只要你真心的爱护孩子，孩子是会懂的，家长也是会理解、支持的。

我这双腿就是为了学生、为了教师、为了学校跑的

在教学中，我们碰到了许多困难。我们教室在汽车间，有许多家长过来听课。我们上课的时候，一是我们讲普通话有困难，第二个是家长来了，总会有点害怕。第一堂课我们应该是上40分钟，我们之前也备了40分钟的课，但我们上了20分钟就上完了，大家没有东西上了。孩子就吵了，闹了，跳了，真是哭笑不得。于是我们就对家长说，你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等我们上完这节课再给我们提，我们会努力改正的。后来我们白天去公立学校学习、听课，无论是下雪天还是下雨天我们都去听课，边教边学，多年积累，慢慢地提高了。

家校联欢会

当时教师的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有一个姓贝的老师，是从外地来的，一家三口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我去家访的时候看到他在外面的路灯下备课，很辛苦。那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提高教师待遇的。我就拿了这段报道到房管所找局长说：“这是《人民日报》登的，你要想办法解决我们这个老师的问题。”局长回答我说：“我来看看情况再讲吧。”看了之后说，贝老师家是42号，要开窗就要开42家人家。我就说，不是每家人家都是老师，都要备课的。于是我到派出所去看，小学老师就只有一家。我又拿着派出所开的证明跑到房管所，前前后后跑了100次，终于房管所破例为他开了一扇窗。他家是朝北的，朝南开了窗后，贝老师就再也不需要到路灯下备课了，干劲足得不得了。其实，只要是与教育有关的，对孩子有益处的，我都会尽力去做。我这双腿就是为了学生、为了教师、为了学校跑的，一点也不觉得累。有时为了请局长给我批个条，我等到晚上11点都愿意的。我觉得我这样做对得起老师，对得起学生。

即使在“文革”中我也没有后悔

我在做老师之前，我爱人的工厂月薪34元，我可以去当工人，可是我当老师没有一分钱，我没有后悔。即使在“文革”中我也没有后悔。“文革”时我们学校被迫拆掉了，因为刘少奇同志肯定了我们的办学和接见了我。这次接见之后，我有了使不完的干劲，哪怕是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我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别人说我“鸡毛想飞上天”的时候我也没有退缩，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只要把学校办好，就是“鸡毛飞上了天”。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建襄小学，我很努力地重新办校，我心想，我要是“红”的，我就是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要是说我这样是“黑”的，那就一直“黑”下去。我一定要比一比，我到底是红标兵还是黑标兵？这些不是大话，我真的用实际行动这样做的。我是党员，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批斗了四年半。当时上海有36个批吴联络站，每天都要批斗我，但越是被批斗我越是觉得自己没有错，觉得我是为党做了一件好事。我只是尽力教好每一个孩子，我是对的。我没有向造反派屈服，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批斗的过程中我几乎死了三次，但都没有死掉，活了下来。所以我下定决心，拼了命也要把学校办好。我觉得是党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我不能忘记党。

我现在有一个心愿，希望这个学校越办越好，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成材。希望这个学校的老师不要忘记过去爱孩子的传统，要把关心、爱护孩子的传统延续下去。这样我作为名誉校长也能够越来越光荣。

采访札记

鸡毛能够飞上天

吴佩芳老师虽然已是80多岁高龄，但是依然非常健谈。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静静地端详着她饱经风霜的脸庞，听着她娓娓讲述当年的种种经历，感受着她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对学生的爱，同时也被深深地感动着。

吴佩芳老师在艰苦的条件下，在自己家庭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依旧全心全意地为学生、为学校、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付出自己的心血，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学习。但是，更令我钦佩的是她的教育理念。“教好每一个学生”，是吴老师提出的教育理念。她激动地对我说道，“其实学生们都是很懂事的，他们是会关心老师、爱护老师的，只要当老师的用自己的爱去关心他们、感化他们，每一个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不禁勾起了我对从小到大每位老师的思念，同时也对教师这份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

通过与吴老师的交流，我明白了“鸡毛飞上天”的意义就是平凡的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情。只要我们有明确的目标，并为之不断努力、奋斗下去，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没有什么目标是不能实现的。鸡毛能够飞上天，平凡的人也能够干出辉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