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抵达此等境地

我认为，我们需要探寻社会抵达此种古怪境地的过程，在那里我们是如此地惧怕独处，以至于会去攻击、甚至公然去憎恶那些想要独处的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拒绝给予他们那在其他时刻会让我们引以为豪的面对差异时常表现出的宽容。我们污蔑他们。我们不承认他们有能力辨别自身情感。如果不能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地与他人保持社会联系，我们便会烦恼；我们竭尽全力去寻求伴侣（尽管随后就抛弃他们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已经说过，我认为这种恐惧的根源在于，许多人对独处怀有深深的不安，甚至是惧怕。现在我想更深入一些，探讨这种恐惧的源头其实是因为一种很深的文化混乱。美好人生将会是什么样，或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个问题，至少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尝试着在两种完全矛盾、对立的思维模式下生存。

/葛丽泰·嘉宝，一位著名的独身者。

从文化层面来讲，有这样一种稍显圆滑的倾向，我们会将所有的悲痛，尤其是社会困难，归咎为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要么归咎于定义不明、笼统称谓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有范式”或“传统”。为什么我们对性（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有如此之大的分歧；为什么女性地位仍然未获平等；为什么我们会致力于统治世界、破坏生态；为什么不能获得应有的完美幸福，等等其他的事情，原因显然就在于此。以我为例，我并不相信这一点——但我确实认为，让我们深受其害的，是努力要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价值观同古典文明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的行为（尽我们所能理解的最大程度），而这些价值观实在并不能胜任。

罗马帝国在图拉真大帝统治的公元98年至117年期间，疆域面积达到最大。这段时间，其领土范围囊括了现今西欧的绝大多数地区、东欧的一部分和整个地中海盆地。罗马帝国以极高的效率，将文化和技术影响，以及军事组织扩展到被征服的领土。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罗马帝国拥有异常的文化凝聚力，这种文化以其原创的爱国主义的共和国精神、公民身份和公民责任为基础。即使在共和国于公元前27年瓦解，奥古斯都·恺撒称帝之后，这些价值观念仍然占据中心地位。

这一价值体系有法律作支持，律法禁止贵族（上层阶级）参商——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少有精力涉足“商业”，或是通过私人或商业活动积累个人财富。罗马年轻男性贵族所接受的教育几乎全部是为担任官职做准备，课程包括修辞（公共演讲）、罗马传统和公共事务。这样的年轻人长大后就会信奉，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于公共生活，要经历cursus honorum（字面意思即为“一系列官职的晋升体系”），当选为一系列官职或“工作”，从成为军队官员开始，继而通过各种法律和正式官职，晋升为行省长官。虽然（有些类似美国总统）拥有大量资金助你当选，但你仍然必须靠个人魅力打动选民。因此成功的罗马公民必须得是一个公共或社会人物：这是最理想的情况。（honorum一词原意仅指“公职”，但很容易看出它与荣誉之间的联系。这一关联在当代英国仍很明显，例如在“新年荣誉列表”上，被授予公众认可和地位的都是那些被认为履行了公共职责的人。）

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个人道德、内在和个人“价值实现”是相当不被重视的。荣誉意味着为国家服务，持续当选官职。一个人是否值得尊敬——不过在罗马社会，这一点只对男性适用——是根据他人看法判断。他最重要的道德职责就是，个人在公众面前的适当“表现”——慷慨，克己，守法，善于演讲，这些都是必备资质。公民同胞的判断就是衡量你价值的标准。就连沐浴也是一件社会事务。你私下里也许不爱干净，但在同胞眼中必须整洁；或许会出人意料，但裸体在罗马文化中似乎很少被视作羞耻或引发尴尬。

“男人最高尚的品格和最尊贵的精神就是对荣誉、权势、力量和荣耀的不知疲倦的追求，”西塞罗曾如此写道，而且他本人就是罗马帝国这些最崇高理想追求的代表。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是一位政治家、律师、演说家、政治理论家、执政官和立宪论者。他同时也是位重要的智者，他将古希腊哲学引入罗马帝国，而这种哲学也更加强调社会美德。

虽然我们现在认为希腊哲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脱离实体和现实，但它也断定，人类究其本质就是社会的、团体的。亚里士多德曾写下：“说人类的至上幸福即孤独是很奇怪的，因为人是种政治生物，其本质就是要与他人共居。”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起源于拉丁文civis，意为“公民”，而“礼貌（polite）”和“政治（political）”则起源于希腊语polis，意为“城市”。

这种文化发展到全盛之时，地中海地区见证了一种“新”宗教，即基督教的急速崛起，基督教突破其起源的犹太人界限，扩展至整个帝国。基督教所倡导的价值体系几乎与罗马文明完全背离。他们显然不赞同西塞罗的“对荣誉，权势，力量和荣耀的不知疲倦的追求”。事实上，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政治持完全冷漠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很快将毁灭，重要的是个人要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归来的主耶稣以及末日审判。他们的核心价值观聚焦于个人（内在）与上帝和神圣，个人（内在）与谦卑、服从和贫乏的关系。他们崇尚个人品行的完整性，这一定同罗马文明中的社会道德完全不同。

举例来说，基督教拒绝履行传统所要求的献祭。实际上，许多罗马人并不信奉国家的神性，但他们认为宗教仪式是对国家的社会职责中的一部分。他们重视的是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基督徒关注的是民众持续不断的反抗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冲突。沉默而非世俗化（甚至是反世俗化）的基督徒，重视社会、公众和政治美德的罗马社会——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价值体系比这两者差异更大。这种迅速取得成功的新兴宗教一定对罗马传统感到极度的恐惧。

不等这种紧张局面自己解开，找到适应彼此的方式，形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410年，罗马城被阿拉里克国王率领的西哥特大军攻陷。罗马的沦陷对整个地中海地区造成沉痛打击。人们深切感受到，有些事情已经永远改变了。历史学家至今仍将公元410年作为古典时期结束、中世纪开端的节点。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解体，发生了一件古怪而令人困惑的事情。欧洲于极度骚乱动荡之中，分解成一个个零散的小王国，同时还要应对从东北方向源源不绝侵入国境的新型文化，在这种形式下，教会，尤其是修士——独居传统的继承者——成为维护社会凝聚力、延续性和文化的主要力量之一。公平说来，在后罗马时代互相竞争的两种意识观念中（公对私；世俗对独居），基督教思想胜出了，但它也放弃了自身的核心价值——接受了“世界”，承认了政治、力量甚至尚武精神。西欧通过将社会与个人的价值观紧密融合而迈入近代早期阶段；同时虽未公开承认但却根深蒂固地认为，“对面”的人们信奉的文明令人恐惧，因此让人害怕。

而这种局势本身内在就是不稳定的。在过去的一千年来，社会历史一直在这两套价值观念之间来回变动——因此该如何平衡社会公共美德和个人内心自由之间的关系呢，问题一直让人困扰不安。

直至14世纪，独居一直备受推崇。这一时代伟大的“媒体明星”都是圣人——他们之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独居：苦行僧或隐士；自我放逐且退出文明世界的人；选择不进入婚姻这一唯一社会传统生活方式选项的女性。最崇高的美德就是“拯救自身灵魂”，与超越者建立起亲密关系。那些怀有更大政治抱负之人（一般是国王和王储）可以通过资助修士、建造教堂的方式让自己获得超越——这样，他们的灵魂便能获得他人的祈祷。

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则以相当迥异的方式挑战了这一支配性范式。而18世纪则经历了一次巨大转变。启蒙运动（或称理性时代）有意识地发起彻底转变，希望回归到更接近罗马时代的人类社会模式。

启蒙运动力图重建古典时代的伦理道德模式。这一主张不仅仅表现在思想领域，同时也反映在其他许多方面：一种被昵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审美风格逐渐形成，影响覆盖到文学（尤其是诗歌）、时装（男性开始穿着朴素的暗色服饰，佩戴纯色亚麻领巾，以表明自己的高雅和整洁；女性开始穿着采用纤弱的棉和精细丝绸面料制作的款式更简洁素净的连衣裙），尤其是建筑、园林和“城镇规划”。

自称为“北方雅典”的爱丁堡相当有意地营建了新城，以期体现出城市所具有的文明范本的特质，用古典风格建筑体现社会的理性和文明程度、民主和自由风貌。

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也影响了私人道德。评价公民的标准在于其社会行为而非内心的圣洁。在《诺桑觉寺》中，简·奥斯丁让女主人公凯瑟琳·莫兰在同她那些违背启蒙运动标准的亲密朋友们发生争吵后，衡量了自己行为的正确性：

她拒绝他们并非仅仅出自个人考虑，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愿望……不，她考虑的是别人，是别人对她人格的看法。1

（第13章，斜体部分为我标注）

因为这一时代注重的是礼仪、宽容和自由，因此启蒙运动时期的绝大多数作家都蔑视独居，认为这种行为令人厌恶、有失道德。曾写下著名作品《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年）的爱德华·吉本这样写道：

对禁欲主义的热衷程度达到如此深刻而痛切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出其右。这些疯子面目可憎、精神扭曲、形容枯槁，既无学问，也不具备爱国之心，更勿论自然情感，一味将人生虚掷于例行的无用且残暴的自我折磨之中……却成为这些国家的理想，而他们曾经熟读柏拉图和西塞罗的著作，深谙苏格拉底和加图2的生平事迹。

/爱丁堡新城采用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来证明城市的理性、文明、民主和自由。

詹姆士·威尔森甚至更直率：

所谓苦行僧或“隐士”，很可能是阴郁的自负之徒，自身无法适应同类的习俗。这些人十分擅长十四行诗，会在其中写些纵使他们俱已身死埋葬（正如我们真诚所信），但读者仍会确信之类的鬼话，真是一群卑鄙的货色。

实际上却是悲哀，疯狂又糟糕！

然而到了18世纪末，一种新思潮打断了新古典主义启蒙的优雅精致。自由与“权利”的思想开始同公民意识、社会责任产生冲突；小心翼翼的公共礼仪让人感觉到约束，一种反启蒙运动的思潮出人意料地发展为浪漫主义运动。同新古典主义思潮一样，它也带来了哲学和审美主张。部分原则理念如下：

情感高于理智，理智高于知识。

自省，实现自我是合理的；提高对自我情绪和思想的意识。

艺术家是自由创造精神的体现。

强调想象与自发性是实现精神真谛的方式。

高度推崇自然之美，尤其是其庄严和令人敬畏的一面。

有这样的一套理念作支持，想要成为艺术家就必须想方设法摆脱社会习俗的缠绕，退回到最初的纯真，这样的想法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触碰最深处的情感，听到独属于自己的“声音”。突然之间，涌现出大量作家赞美独处的价值所在。关于这一点，威廉·华兹华斯在长诗《序曲》中的表述最为明确：

当我们从久已为忙碌世界所隔绝

然后凋萎的更好的自我中，

厌倦了俗世杂务，以及那令人疲惫的娱乐，

会发现，孤独是多么优雅，多么和蔼啊。

从某种程度来看，浪漫主义的这种观点几乎可算是对早期基督教范式的一种回归：内心真实的自我或真实的灵魂被太多的世俗缠碍和腐败的物质主义所蒙蔽和削弱。人若欲求完善，就必须逃往荒僻之地，于孤寂中滋养内在灵魂。当然，其不同之处在于，上帝的观念被自我所取代，自我即类似神圣。

在整个19和20世纪，这种思想达到鼎盛。一开始，人们认为这是成为“天才”的一种方式，尤其是生就的天才，但渐渐地，随着这套理念遭遇到更为普遍的平等与人权思想，所有人都成了天才。

这种情势也可能导致独居价值观的复兴，但事实上，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效果恰恰相反。部分原因在于，自由和权利的思想有着其他重要诉求——而其中许多诉求都要求集体行动；例如扩大选举权，公会运动，争取民族自由的多场战役（伟大的浪漫主义英雄拜伦就死于希腊解放战争中），反抗奴隶制，妇女解放运动的两次激进阶段。这些活动必然要求社会团结，同时也证明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和效率。

与此同时，健康水平普遍提高，日益异化的劳动带来巨大压力，性压抑程度有所降低，这一切都使得人际关系成为获得快乐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早期精神分析运动中，性与情感满足的主题被挑出来作为中心问题，这样独居不仅看起来难以实现，同时还被视作不健康。

贯穿整个20世纪，价值冲突一直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你可以认为当下的模式——强调“个人价值实现”是一种“人权”，需要扩大（而非缩小）个人交际圈，以便从中为个人造福（而非为公众造福）——是一种明智的妥协。但因为这种模式异常脆弱，因此难以避免地要对任何试图发起挑战的对象进行防御，尤其是作出惩罚。

我希望，这趟针对欧洲文化传统历史的基础知识所进行的近乎杂乱的梳理，能够展现出历史的钟摆在不同选择的美好生活之间所出现的摆动；而且无论是哪种选择，独居的问题——不管是心理容量上的，还是出于我们伦理职责的独处——一直是理解社会和身份的关键所在。当我们进入一个新世纪的开端，钟摆已摆动到极限位置，对人际关系和社交生活的重视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这种形势似乎又被同时所产生的对个人主义的崇拜所掩盖了，何其怪哉。

局势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人们对消费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提出大量质疑，这一模式是以经济的永恒增长理念为基础；人权一词似乎只传达出它所能传达的全部益处（它们是事实，而且内容充实）；人们，至少是发达世界的人们，正在背弃参与式民主制和自由宗教信仰的承诺；环保科学家越来越清晰地证明，整个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正变得多么脆弱。回到罗马时代，野蛮人已兵临城下。在这种环境下，独居是危险的——缺少一种普世的内在宗教信仰来为这种选择赋予共享意义，独居对那些死死依附在一艘即将沉没的木筏上的人们是一大安全挑战。脱逃的人和“单干”的人暴露了危险，同时显然也逃避了交战。

因此难怪我们会对那些渴望独处的人感到恐惧，而在近代社会模式之下，哪怕人们对独居的接受程度稍稍有所增加也无济于事。难怪我们会认为独居是“悲哀、疯狂和糟糕”——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识行为，因为那些想要做出如此反文化之举的人是在暴露目标，甚至是在加宽裂缝。

但是事实上，当下的模式其实并没有发挥作用。虽然我们对自我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都试着“提高自我价值感”，怀抱着一种奇怪的信念，相信这样做同时也能增强个性，打造合格公民；虽然我们一直在勇敢地尝试，希望巩固人际关系，减少压抑程度；虽然我们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想要压制过于独立的思想和创造性，以建立“团队精神”；虽然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利崇拜许诺赋予我们个人自由——一切的一切，但泉眼似乎已经干涸。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满是不快乐的孩子、孤独的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成人、单调乏味的消费主义、不平等程度节节攀升、整个经济体系中令人恐惧的强烈震荡、精神疾病患病率不断上涨，整个地球被损毁的程度已如此深重，结局我们可能会将一切毁灭殆尽。

我们当然也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它有大美，充满了牺牲精神和炽烈的爱，它温柔和丰盛，勇敢而喜悦。但这一切之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似乎都无关陈规和高尚的哲学思想。它向来如此。也正因为它向来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同这些问题角力，以期它能成为常态，能泽及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