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课程制度一直是中央集权制管理，即由国家制订统一的课程计划（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各地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开设课程实施教学。据统计，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小学课程先后经历了8次比较大的改革变化。由于课程计划（教学计划）与课程标准（教学大纲）都是由国家制定，所以无论改革与否，都面临如何落实到学校层面的实际问题。教研室所承担的，正是这个任务。
在课程相对稳定时期，教研室主要是将国家既定课程付诸实施，以中国国情而论，这个任务并不轻松。事实上，仅就人们熟悉的“开齐开足”国家规定的课程，就十分艰难。众所周知，在广大农村地区，偏远地区，音体美课程未予开设，或者课时大打折扣至今仍然十分普遍，以至许多学生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第一次打篮球，第一次踢足球，……理化生课程的实验，也是每每会被演化为黑板上的介绍，甚至干脆杳无踪迹。对此，教研室其实没有决定权，主要还是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领导操作，根本则仍是受制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准。前面关于教研员的资料中便可以看出，越是到了基层，到了农村，教研员配备就越是难以“整齐”。
每一次的课程或者教学改革，教研室则是推进的中坚力量。当然，负责全局的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但如前所述，行政部门的各种指令不可能自动进入到每所学校、每个课堂之中，无论是新增加的课程，还是调整过的课程，要教师们能够驾驭和胜任是需要支持的，这种支持的来源，就是教研室。比如，教科书曾经是全国高度统一的，本次课程改革以来，结束了这种历史，实施教科书的出版使用向审定制过渡。采用何种教科书的决定权在省或市的教育行政部门，于是相应级别的教研室也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协助教师熟悉、掌握教科书的任务。比如2003年开始的高中新课程，较之从前变化极大，每门课程都由数目不等的必修和选修模块组成，推行难度很大，于是各地省、市、区教研室负责高中的教研员们，围绕这项工作倾注了几乎所有力量。每个寒暑假，都会组织教师们进行培训，以便能够承担教学任务。说来有趣，本次课改初期被认为是“绊脚石”的教研室，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倚重的对象。
此外，中央集权的课程制度对基础教育水准起到强大保护作用的同时，也一直受到无法适应地区和学校差异的批评。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的课程计划中开始为地方留有余地，比如增加了地方课时，由各地自行安排课程，比如对某些课程（计算机、小学英语）的开设年级允许变通等。这些，也都需要教研室来具体操作，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开展满足学校和教师的相应要求的种种教研活动。
2001年开始的“新课改”声势浩大，就课程结构而言，明确提出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三级课程结构，是前所未有的大举措。对此，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事实上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次改革中“地方课时”“选修课”“活动课”等改革的精神，并不是前无古人。
第二，尽管力度很大，但本次改革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的课程体制。这主要表现为，基础教育各个阶段的国家课程不仅占据最大比例，而且决定权仍然由国家掌握。即：义务教育也罢，高中教育也罢，国家课程设置几门，每门课程容量多少，某个知识某项原理是否进入课程，是必须遵从国家统一要求的。各地各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各所名校重点校，在此没有任何选择。因此，教研室在课程层面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执行国家颁布的课程计划。
不过，在实施国家课程计划方面，教研室的任务有两点明显不同于以往。
第一，本次课程改革提出了“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板块，其中的“研究性学习”延续了1992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计划中的“活动课”，且延伸至高中，并更具力度。但此前的“活动课”实施并不理想，本次改革中，“研究性学习”成为热点，各地教研室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其中一些在省、县级教研室配备了专职的教研员，一些有条件的学校也安排了专人负责。
第二，本次改革还设置了“校本课程”，规定了专门的课程比例。此前的若干次改革，虽然也不同程度地要求开设“活动课”“选修课”等，但在力度上从未达到这一次的水平，波及的学校也从未像这一次的普遍。要求所有中小学从事课程开发，其挑战性可想而知，教研室就此责无旁贷，事实上承担起了帮助学校开发、实施校本课程的任务。
附录：江苏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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