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为什么需要宁静

三　教师为什么需要宁静？

自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发展经济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那就会遗患无穷。

记得在上世纪末，为了支持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方案，国家财政拿出18亿元用来改善校园环境与教职工待遇。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有报道说，北大教师是不是“物有所值”，既是“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批评”的话题，也成了相关领导的心病。这就有点不对味了。难道广大教师与相关领导之间，是一种“拿多少银子，就必须干多少活儿”的关系吗？

当时北大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正在担任校长助理，他拟定了一套严格的“末位淘汰”的教师考核制度，从而引起轰动。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给教师一点宁静》。文章说：“既要提高大学教师的待遇，又怕他们不称职，不好好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学校领导的普遍心态。……因此，他们便制定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教师，而不是想方设法为教师排忧解难，提供服务。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容易‘管理’的一个群体，只要你诚心实意地对待他们，他们就恪尽职守，全力以赴。何况，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仅把做学问视为谋生的手段，还把它当作安身立命之所在，即便是清贫之至，他们也无怨无悔，任劳任怨。这一点，早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困难’等非常时期就已经得到验证。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最好的办法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来制约他们，而是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否则，即使冯谖再世，也无法避免‘末位淘汰’的厄运。”

我注意到，也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学聘请教授，有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便是一个‘专’字。凡是在某行学问上有专长的，便有被聘请当教授的资格。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方面，待遇起教授来，也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也便是一个‘专’字。凡是能专诚待遇教授的大学，它一定可以得到教授们的信任和努力。”可见，用“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教授，以“专诚”的态度对待教授，是大学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还谈到大学管理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宁静。”为什么要使教授得到精神上的宁静呢？因为“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这个意见不仅适于年长的教授，也适于年轻的教师。因为做学问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静下心来，排除杂念，钻研多年，才能有所收获。但是官场的通则却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把这八个字用于学界，则是拿代课的时数、论文的篇数、得奖的次数等一系列数字来考核教师。各级教师整天被各种各样的表格和考核所困扰，自然不会有精神上的宁静。人不能被逼得太急，逼急了往往会出事。如今教师队伍里剽窃造假的丑闻不少，除了当事人本身的原因外，从客观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脱离实际的考核制度有关。

潘光旦说：对于教授来说，“所谓教导学生，并不专指在课堂上若干小时的知识传授；小之如教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大之如持躬处世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的教育价值；质言之，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极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这说明能不能让教授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至少是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