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考成绩可申请的海外大学

二、秉持真理的学术氛围

大学的使命就是追求真理、探索未知、传递文化，而要真正实现和完成这些使命，大学就必须摆脱外界的各种控制和干扰。世界上那些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都始终将秉持真理作为办学的基本原则，这项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是“学术自由”、“学术中立”、“政治中立”。

(一)学术自由

所谓学术自由就是指学术机构中的学者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不受外界妨碍而自由地探索未知的权利。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把握学术自由的内涵:

第一，学术自由的主体是指从事学术活动的科研人员，由于大学教授被赋予从事科学研究的职责，所以这里的科研人员当然也包括大学教授。这样看来，学术自由的主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人员——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限于本文的主题，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学术主体仅指大学里的教授等科研人员)，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也应当包括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他们的学习活动也是一种学术活动，他们也是高等学校学术活动的主要成员之一。

第二，学术自由的场所是指科研人员和教师所进行学术活动的场所，即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学术会议及相关形式如各种形式的学术委员会和学术组织等。由此可见，学术自由的场所既有相对固定的场所如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也有不固定的场所，如学术会议以及从事活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第三，学术自由的活动性质就是从事学术活动、探求真理，而不是行政或社会工作，更不是私人事务如家庭生活、情感活动、朋友互动等。对于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来说就是指研究活动、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大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大学生发展的基础上的，只有学生得到充分发展，大学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学生充分发展了，在毕业后为社会贡献大了，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了，大学才随之产生影响，大学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和资源的需求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提出大学要以学生为本，大学的核心是教学。因此，学术自由中的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学术自由要求社会组织、政府、教会和个人不要干扰和强制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所从事的旨在学术探讨和追求真理的活动。“学术自由是每一位学者、教授在进行教学、科研工作中享有的追求真理的自由权。它是为了保护学者、教授在真理追求过程中触犯了某些政治、宗教或社会正统论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或被解雇。”⁽²³⁾这就需要社会组织、政府、教会和个人对学术活动保持一种开放与平和的心态，既不要横加指责，也不要大惊小怪，制造不和谐的社会舆论。这其中政府的角色和态度极为重要，随着政府在社会中控制作用的加强，其态度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学术自由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作保证，一旦学术自由活动受到干扰和强制，学者能够通过这些法律和制度维护自由学术的权利。这些制度既有宏观的法律政策，也有微观的规章制度。

在谈到德国大学建立学术自由制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洪堡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洪堡是一个新人文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在柏林大学筹建期间就撰文提倡大学的学术自由。他说，“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²⁴⁾，“国家若染指其中，它只会起阻碍作用”⁽²⁵⁾。“国家不应把大学看成是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利益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²⁶⁾正是基于以发展知识、探究知识为目的的大学教育目标，洪堡倡导大学教育必须坚持三条原则:科学统一原则，独立、自由、合作相统一原则，教、学、研相统一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引导下，“洪堡确立了彪炳世界高等教育史册的‘大学理念’——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学与研究相统一，与之相对应的大学制度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选课制、私授讲师、教学与研究相统一”⁽²⁷⁾。

(二)学术中立

学术中立首先是指学者(这里主要指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与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主动参与这些活动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说“学术中立原则是政治运动的产物。当教授们提出学术自由的要求受到工人运动的影响时，他们也开始为争取雇佣合同制而斗争，在学术自由的原则之后又补充了学术中立的妥协条款。这意味着教授们的自由以校园和学术圈为界，对外则严守中立，不过问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²⁸⁾。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中立原则的内涵也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在美国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就是要求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不要过多地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参与社会中具体问题的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不仅分散了大学教师做好研究人员的精力，而且也容易使大学难以超越学术高度而降低大学的办学水平。总之，学术中立原则贯彻的目的就在于使高等学校与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成为社会需要的被动的提供者和工具。

学术中立原则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和要求不尽一致。在德国，许多大学教师都希望学生相信并接受他们的观点。而“美国大学教师在课堂中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对有争议的问题必须保持中立，更不能对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随意发表言论”⁽²⁹⁾。哈佛大学前校长艾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教授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曾经说过:“大学必须是自由的，保持中立是大学获得自由的重要因素。教师的责任不是为学生解决哲学或政治学中的争端，也不是向学生推荐、灌输任何观点，而是尽量客观地阐释各种观点，让学生了解人们对问题的各种看法。”⁽³⁰⁾无独有偶，美国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也曾经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教授把还没有经过专业同行的科学验证的结论当作真理加以公布，如果教授利用教学宣传某些政党的政治纲领，如果教授以专家的身份对其专业无关问题或自己毫不了解的问题发表看法，那么教授就是滥用了特权。”⁽³¹⁾这与德国大学对教授的要求虽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其核心思想和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使得教授们能够有一个相对宽松和安静的学术环境。由于两国的国情不一致和学者们所处的时代差异，发端于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思想和传统来到美国之后，其表现形式发生了不少变化。所以，美国“大学教授对有争议的问题必须保持中立，只能对自己专业领域内的问题发表看法，这成为美国大学教师的一种行为准则”⁽³²⁾。可见，学术中立思想和实践在美国大学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学术中立原则在美国高等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保持学术中立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高等教育一旦放弃学术中立原则而与社会关系过于密切，则势必影响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降低学术要求，最终受到损害的仍然是高等学校自身。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过程中，高等学校因为经费的困难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部分学校和教师为了获得较为宽裕的科研经费不得不放弃“学术中立”的原则而一味地追求有直接经济效益的科学研究，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出现了不端行为和短期效应。美国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和高等教育专家德里克·博克(Derek Bork)发现了这种倾向并为此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说:“学术自由在现代社会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困境。这些危险是大学教学人员和大学外部世界之间形成较为密切的接触和联系所直接造成的结果，在追求真理的圣殿里已处处充满‘冒牌的学者’，他们在‘从事着虚假的创造性的工作’，教师成为地道的‘圣殿行骗者’。”⁽³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博克认为既不能将大学与社会截然隔离，也不能让社会支配大学，使大学成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更不应该成为某个政党的喉舌。为此，博克认为，大学应该把专业教育和公共服务相结合。“大学通过作出唯其所能的贡献，有责任和义务服务于社会。在履行此项责任时，任何相关人士都必须设法考虑到诸多不同的价值观念——学术自由权利的维护，高学术水平的维持，学术事业免受外界的干涉，受大学影响的个人权利、合法利益不遭损害，以及满足从充满活力的大学所提供的知识服务中获益的那些人的需求等。”⁽³⁴⁾就美国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在学术中立原则的指导下能够合理地处理好大学与外界的关系。

(三)政治中立

政治中立就是指大学应该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理念对于高等学校发展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使得高等学校摆脱党派政治力量的左右，去除由政治导致的功利倾向，这样高等学校就可以循着真理精神，专心、独立、自由地去探求科学规律。世界各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都可以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