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因论

陶渊明归因论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十一月，陶渊明决然辞去彭泽县令，就此走上归隐园田躬耕自资之路。陶渊明此次“自免去职”的原因，沈约《宋书·隐逸传》记曰：

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稍后，萧统《陶渊明传》、《莲社高僧传》同述此事，文字略有出入^[1]，说法则完全一致。“即日”二字言之凿凿，遂令陶渊明辞官举动与其人刚介个性勾联一处，蒙上了一层戏剧化色彩。史载如此，多年以来，人们以这一生动情节解释陶渊明归因，至少提及归去之事也要稍带一笔。影响所及，中学教材亦循此说^[2]。

然而，认真审读《＜归去来兮辞＞并序》，此说之信度不能不令人怀疑。清林云铭评曰：

陶渊明作令彭泽，不为五斗米折腰，竟成千秋佳话。岂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带谒见之时，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邮，方较论禄之微薄、礼之卑屈耶？（《古文析义初编》卷四）

林氏之评，以陶渊明仕宦经历否定“督邮事件”这一“千秋佳话”，言辞未免尖刻。然两晋门阀社会，等级森严尊卑有序，“束带”“折腰”谒见上峰，寻常事耳。陶渊明仕宦多年，熟谙官场礼节，似不至于因这一陈规冲冠一怒挂印而去。故林氏之评不为无理。辞官彭泽令，是陶渊明人生事业的转折点；《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诀别官场的宣言书。传颂千古之“督邮”公案，不独《归去来兮辞》中无蛛丝马迹可觅，今存陶渊明诗文132篇中，亦无片言只语涉及。以情理揆之，倘此一事件与陶令之归关系甚大，则陶集中不可能不有所反映。此事之真伪姑且置而不论。其事即或有之，也只能说明陶渊明为人耿介，却难以合理说明陶渊明因之“自免去职”。因此，以偶发之“督邮事件”解释陶渊明归因，至少是史家夸饰之笔、张大之词。

这样说，是因为陶渊明于《归去来兮辞·序》中对辞官原因有所交代：

乃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大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此系陶渊明自述“平生之志”。南宋洪迈读此评曰：“所谓‘矫厉’、‘违己’之说，疑必有所属，不欲尽言之耳。”（《容斋随笔·陶潜去彭泽》）洪迈点出此段文字“不欲尽言”于义未豁，所“疑”甚是。结合陶渊明“三仕三已”经历，其深刻内蕴方可理解，由此，即不难探测陶渊明辞官归隐之根本原因。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任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萧统《陶渊明传》），甫入官场，从政“少日”，即告失败，可见陶渊明未能调节自己心态，适应官场节律。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始，陶渊明初任镇军将军刘牢之参军，再转荆州刺史桓玄幕僚，复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至义熙元年（405）三月，刘敬宣上表辞职，陶渊明落职归田^[3]。此次出仕，时约六年。陶渊明非但未能适应官场生活，反而一再萌生去意。其间所作诗歌，显露“仕途”之诱惑力渐次减弱，而“园田”之吸引力与日俱增。“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可见留恋“山泽”性乐乡居之意趣。“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可见欲去吏职归返“园林”之心境。“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己巳岁三月为建威将军使都经钱溪》），可见至任职后期，陶渊明意欲“归田”，简直是朝思暮想迫不及待了。陶渊明是一个最“真”的人，诗中流淌的情感，出于肺腑，无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是年仲夏，陶渊明第三次出仕。此次为官，一因“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一因“家叔”陶夔^[4]力荐难辞。在陶渊明，已是勉为其难，故视“仕途”作“迷途”，视“官场”作“樊笼”。“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此时之“仕”，犹如无心出岫之云，来日之“隐”，犹如倦飞知还之鸟。于是，“在官八十余日”，乃有辞官彭泽“赋《归去来》”之一幕发生。

从陶渊明“三仕三已”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仕”“隐”矛盾，是贯串归隐前陶渊明思想的主要矛盾。青年陶渊明想走的，也是一条“投耒去学仕”（《饮酒》）的人生之路。一次次萌发的从政冲动，表现出陶渊明政治上的追求。及至步入仕途，陶渊明亲身体验到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才产生了“心为形役”的精神苦闷，经常处于一种“一心处两端”（《杂诗》）的境地之中。至第三次出仕，“仕”“隐”冲突噬咬着诗人的心灵，仕宦一日便多一日精神折磨，早归一天便少一天心理痛苦。做官的唯一价值只剩下“口腹自役”而已。然而，陶渊明与一般士人又大异其趣，其人生价值取向，正如梁启超所论：“做官混饭吃的苦痛，比挨饿的苦痛还厉害，他才决然弃彼取此。”（《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归去来兮辞》中洋溢的“载欣载奔”情绪，只有在“做官混饭吃的苦痛”云散烟消后方可产生。

完全可以说，陶渊明之辞官取决于其人生观、价值观。“悟已往之不谏”，“觉今是而昨非”，是陶渊明对仕宦履历冷静审视后产生的理性认识。在对官场虚伪欺诈丑恶肮脏的现实有了深刻认识之后，“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的诗人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此种哲学之根本点即“质性自然”。所谓“自然”，即委运任化，任真自得，“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追求精神上的超尘脱俗，心灵上的无拘无束。“自然”之对立面即为“矫厉”。上下间之等级森严，同僚间之虚与委蛇，各派间之勾心斗角，此皆官场“矫厉”伪饰之渊薮。“自然”和“矫厉”之矛盾，为两种人生观、价值观之矛盾，此种矛盾之不获解决，即造成“违己交病”心态。陶渊明以“自然”之心性，入“矫厉”之官场，鲜有不“违己交病”者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归欤”之志不可逆转，辞官只在早晚之间，实已无须任何外力之推动。

要之，陶渊明辞官之举，是其“质性自然”的性格使然，是其人生哲学的外化行为，建立于坚实的思想基础之上，而非缘于偶发事件和一时冲动。

陶渊明本“犹望一稔”，即在义熙二年（406）辞官，因“程氏妹”病逝武昌，“情在骏奔”，故提前“自免”。陶渊明自言如此确系实情^[5]，然奔丧之事不是陶渊明辞官的根本原因。《归去来兮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后人读此，觉“辞中正喜还家之事，略不见武昌”（洪迈《容斋随笔·陶潜去彭泽》），不免怪之。其实，奔丧，是辞官并非理由的“理由”，二者并无必然联系。正如清人陶澍所言，“迂其说于妹丧而自晦”（《集注靖节先生集》卷五），陶渊明不过借此“自晦”，以搪塞家人亲友上峰之嗔怪罢了。此事或许提前了陶渊明辞官时间，却不能算作陶渊明归因。

不屈督邮之说^[6]，更与陶渊明归因无涉。宋李公涣引韩子苍言曰：

世人皆以不屈于州县吏为高，故以因督邮而去……岂一督邮能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犹不耻，而耻于督邮，必不然矣！（《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斯说诚是。陶渊明为“自然”之人，而非政治之人，委运任化的个性，决定了其与实权人物不太可能有激烈冲突。陶渊明一生行迹，不谨细节唯重大端。检点陶集，未见与诸官长人事冲突之记录。陶渊明坦承，“诸侯以惠爱为德”，此言“诸侯”，即指前文所列刘牢之等陶渊明所事诸官长。对“诸侯”心存“感激”，可见其上下关系尚可，至少无明显对立。“世与我而相违”，陶渊明所不合者，乃世道、世情、世风、世俗，非关乎某一特定政治势力、某一特定政治人物。以官场冲突解释陶渊明归因，不免将陶渊明对“迷途”的冷静反思和“归田”的理性选择说成是一时冲动和偶发事件，冲淡了陶渊明的审美追求，模糊了陶渊明的价值观念，扭曲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从而在客观上贬低了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思想意义。

朱自清先生对陶渊明归因的分析最为切中肯綮：“督邮之事，殆非虚构，而谓以此去职，则史家张大之词，妹丧固是实情，然亦以去志久决，故藉此以求自免，庶有词以对亲友及执事者耳。”（《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原载《中学语文》2000年第11期）

【注释】

[1]《陶渊明传》：“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莲社高僧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耶！”记陶渊明言，文字略有不同。

[2]周正逵主编《文言读本》（上）：陶渊明“看不惯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丑恶，决心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躬耕园田”（147页）。

[3]此述陶渊明仕宦经历及人事关系，据清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

[4]此述陶渊明仕宦经历及人事关系，据清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

[5]《祭程氏妹文》：“维晋义熙三年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再周”为18个月，逆以推之，妹亡在义熙元年冬，与彭泽辞官时间吻合。

[6]尚有一说，亦源《宋书·隐逸传》，陶澍之论可为代表：“悯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身后凋之节。”（《集注靖节先生集》卷五）将陶渊明归因，系于特定政治立场，说成与晋宋易代之际政权之废替有关，不独于史无据，亦复曲解陶渊明人品境界。其说不足为凭，本文不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