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爱心小队捐资助学

2001年5月，我作为特邀记者参加了北京市第四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会上我了解到北京山区的一些儿童因家庭贫困无法上学，很同情他们的命运，萌生了要为他们重返校园做点事情的想法。

7月，我在班里成立了“红领巾爱心小队”，口号是“点滴爱心汇成海，一分一毛献出来”，目的是“一加一”助学，用我们的微薄之力，帮助贫困山区的儿童快乐地走进课堂。我们的爱心小队共6人，有李湉、张琪、张昱莹、王思思、成洵磊、何姗姗，我是队长。我和北京市希望工程的王延风老师汇报了我们想捐钱帮助一名贫困山区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的想法，他特别支持我们，并告诉我每名小学生一年的费用需要400元钱。可当时我们小队只有39.4元钱，这怎么办？大家着急地商量，最后决定靠劳动挣钱，不让家长赞助，也不用压岁钱，并号召更多的同学参加。

于是，我们开始了艰辛的爱心行动，利用课余时间把家中没用的报纸、废塑料瓶收集起来，统一卖钱积攒起来。为了把废品卖得价钱高一点，2002年7月，我与齐潇伦、张琪冒着30度的高温，步行2公里，到德胜门废品收购公司去问价格，发现那里的收购价格比我们学校门口小贩的收购价格高许多，从此我们决定宁肯多走路、多受累，也要去废品公司卖，为的就是早日攒够400元钱，让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早一天重回课堂。

12月的一天，天上下着大雪，路上全是冰，特别冷。放学后我与张雪韬、五（2）班的王园园，拿着二十多公斤的报纸，东西很重，路又滑，很吃力，一步一打滑地走了半个多小时，恰好遇到了几位热心的大学生，他们被我们的行动感动了，主动帮助我们把报纸提到了废品公司，我们感到社会上有爱心的人真多呀！天虽然是冷的，但是我们的全身却被汗水湿透了。回来的路上，天已经黑了，被冷风一吹，我还感冒了。之前，赖可也因为同样的活动感冒了一周。

有一次我们还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困难，卖废品时，由于废品比较多，只忙着整理废品了，总共卖的37元钱一转眼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开始还互相埋怨，后来知道埋怨钱也回不来了，急得都哭了。回家后，我想我是队长，应该主动担负起这个责任，就瞒着同学和家长，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来37元钱给垫上了（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好事不留名，这件事至今我还瞒着同学）。

为了尽快把钱凑够，爸爸捐献给我们小队他自己出版的6本书，我带领张琪、张昱莹、韩梦琪、成洵磊、何珊珊到社区去卖，在寒风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问了五十多位老人，嗓子喊哑了、腿站酸了、手冻红了，天已经黑了，终于有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老教师被我们的爱心行动感动了，他豪不犹豫地买了一本，并鼓励我们说：“你们是北京的好少年，好好干！”老教师的话，使我们的劳累与寒冷顿时消失了，心里暖烘烘的。

我们的行动，开始是保密的，后来班主任宋老师知道了，她积极支持、参加我们爱心小队的活动，并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学校的耿校长和很多老师也鼓励我们，办公纸张都是正反两面用完后主动捐给我们小队。家长们慢慢地也知道了这件事，多数家长赞同我们的活动，并给予支持。我家的客厅很长时间就是废品堆积站，妈妈把家里的旧防盗门捐了，爸爸看到我们去德胜门废品公司比较远，路上又不安全，就主动找来三轮车，拉着我们去卖废品。有的同学的爸爸把空易拉罐，坐飞机从广西、三峡带回来；有的同学的姥姥、姨妈把废品积攒起来，打电话告诉我们去拿；有的家长，在同学的劝说下，积极支持我们，慷慨地买了书；有的同学的邻居，知道此事后，也被感动了，主动提出把家里的废品捐给我们。

为了给爱心小队捐废品，好多同学在家里和学校自觉养成了给垃圾分类、废物利用的好习惯，大家都视废品为宝贝，不怕麻烦，上学时不忘带上点儿废品，主动把东西交到班里好集中起来一块儿卖。很多同学外出也不忘此事，赖可暑假从上海坐火车把空易拉罐和塑料瓶带回来。暑假我参加夏令营活动时，从房山也带回来一大箱废品。黄亦然家离学校比较远，有一次，他拿来的废品太重了，累得把早饭都吐出来了。那段时间，有人笑着说：“你们六（2）班都快成‘废品回收站’了。”

在整个卖废品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有被家长、同学误解的时候，有意见不统一闹矛盾的时候，但是我们始终坚持“早一天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目标，通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攒够了400元钱，在2003年小学毕业前的那个3月5号学雷锋纪念日，经希望工程捐给了延庆一名贫困家庭的小学生。

升入初中，我同样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卖废品，积攒了1000元钱，捐助了门头沟区贫困家庭的初中生、小学生各一名，希望工程在我们学校专门举行了捐助仪式，学校还邀请了雷锋班的班长和两名受捐助的学生参加了活动。

到了高中，我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个活动也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支持，我们积攒了2000多元钱，捐助了远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两名家庭贫困的高中生，作为他们高中阶段的生活补贴。

我想，这样的爱心行动应该一直持续下去……